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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世界历史视角
双击自动滚屏 发布者:guangminglw 时间:2024-5-2 21:54:41 阅读:870次 【字体: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世界历史视角

宋梦可



摘要: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始终贯穿世界历史发展全过程,是现代化进程绕不开的场域。当下,伴随现代化发展而来的生态危机与环境治理困境,迫切需要重新思考人与自然之间关系该往何处去的问题,需要在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上进一步拓展其世界历史视角。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现实关照,在自然、社会与政治方面体现出其世界历史属性。同时,也在系统整体性、平衡自然价值与自然资本之间的张力、创新发展中国式现代化上实现了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超越。无疑,这一理念拓展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世界历史视角,是在中国式生态环境治理实践中对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作出的新贡献。

关键词: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生态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605(2024)01-0106-09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是在现代性世界历史发展遭遇深层生態危机的时代语境中出场的。2021年4月,习近平出席“领导人气候峰会”,发表了题为《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重要讲话,强调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重大现实意义。在世界历史进程中,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并没有形成与之相匹配的理论话语,在世界历史范围内,尚未形成得以被不同国家和地区人民普遍认可的真正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因此,怎样以一种普遍性的方式来阐释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提高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可接受度,是当下亟需直面的问题。基于此,本文以世界历史视角来阐释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在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借鉴上,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世界历史意义。马克思主义视阈中,世界历史是指各民族国家从封闭、狭隘、地域性的民族历史走向开放的一体化、整体化的过程。在世界历史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不仅契合和传承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而且还立足于时代场域拓展了“世界历史”的问题阈和理论空间,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逻辑和新时代全球环境治理实践逻辑辩证统一的“中国创造”。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视阈中的人与自然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从资本主义生产、交往和发展出发,在生产从封闭到开放、交往从狭隘到宽广、发展从局限到普遍上逐渐从离散的地域历史转向普遍交往的世界历史。同时,马克思并不否认从历史到世界历史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但资本主义在为自身创造历史性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为自己的未来灭亡埋下了伏笔,即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和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由这种矛盾引致而来的是以生产力发展水平高的发达国家为主导的不均衡全球化,导致在资源能源开发利用与废物处理上存在的非正义现象,加剧了世界历史进程中的风险恶化,陷入了局部性人与自然发展的不可持续状态。

(一)肇始:超越“精神”层面的现实的人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出发点在现实的人,而不是物或“绝对精神”。在对历史的理解上,黑格尔从纯粹的思想出发,围绕“纯粹精神”阐述世界历史的整体性,批判了机械论的片面性与局限性,继承了古典主义自然观中的合理成分,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局限于地域性的狭隘的历史观。黑格尔指出,“世界历史在一般上来说,便是‘精神在时间里的发展,这好比‘自然便是‘观念在空间里发展一样。”[1]黑格尔从哲学层面分析这种纯粹精神的理性和自由意识,通过宗教、绝对精神等来界定世界历史,从整体性视角超越了地域性的狭隘的历史观,带有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但不可避免地落入唯心主义的巢窠。

马克思认为,历史总是遵照某种尺度来进行编写。现实的日常生活往往被看成是非历史的存在,历史总是被认为是游离于日常生活之外的状态,“这样,就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2]173在这样的历史前提下,资本主义全球扩大化发展一方面带来了资本和市场的极速扩张,另一方面也加速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恶化。主要体现为在资本主义大工业大发展阶段单向度的对自然资源的掠夺与滥用,以片面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固化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二元对立,消解了农业文明时代人与自然相对和谐的良好关系。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世界历史观超越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范畴,从现实的实践的个人而不是绝对精神出发,辩证看待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论证出历史到世界历史的转变。“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2]146这也是马克思超越黑格尔唯心主义倾向,运用唯物史观论述世界历史理论的批判性起点。

(二)发展:现实实践中的人与自然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超越了前代哲学家的唯心主义倾向。对于现存世界,青年黑格尔派“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这些词句;既然他们仅仅反对这个世界的词句,那么他们就绝对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2]145这种哲学的批判仅能从思想上作一些片面的说明,“至于他们的全部其他论断,只不过是进一步修饰他们的要求:想用这样一些微不足道的说明作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发现。”[2]146但是,这些哲学家并没有提出关于当时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问题,因而这样的批判终究只能停留在对解决现实问题毫无助益的宗教层面,并不具有真实的世界历史意义。费尔巴哈在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时,认为这种关系产生于实体与自我意识,并且是捉摸不定的问题,没有从现实实践出发去思考这些问题。费尔巴哈感性的直观世界出现了与他主观的意识和感觉相矛盾的东西,马克思深刻指出,“这些东西扰乱了他所假定的感性世界的一切部分和谐,尤其是人与自然界的和谐。”[2]155“先于人类社会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界。”[2]156-157这样的自然界超出了费尔巴哈感性世界的范畴,说到底是一种虚无。

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不断变化,并贯穿其中。在前资本主义阶段,世界历史还没有超越狭隘的民族界限,是因为生产力发展水平尚不能满足进行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各民族间还没有形成相互联系的交往关系,人对自然的索取尚为可控,人与自然关系相对和谐。在资本主义大发展大繁荣时期,机器大工业的发展与世界市场的广泛开辟,使得生产力水平不断提升。生产力的发展促进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高效率的劳动生产则意味着对原材料的需求极速增长,为了满足进一步提高生产力促进社会发展的需求,就需要源源不断地从自然当中汲取原材料,人对自然的索取与利用逐渐失控,人与自然的关系愈加紧张。与此同时,伴随着生产力的显著提高而来的是交往的普遍性,人们之间交往的建立与交往范围的扩大,使得“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2]166最终促成了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

(三)演变:共产主义导向下的人与自然关系

马克思世界历史视阈中的人与自然关系天然地带有共产主义价值导向。资本主义的发展为世界历史的形成奠基,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人与自然关系服务于资本主义发展进程,按照马克思世界历史发展规律推论,这样的人与自然关系天然地带有共产主义价值导向。以共产主义为远大理想和奋斗目标的无产阶级的解放,是世界历史性的解放。“生产者阶级的解放是不分性别和种族的全人类的解放。”[3]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加速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同时也为自己埋下了致命的伏笔,即无产阶级革命,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他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工人,即无产者。”[2]406资产阶级以掠夺自然资源和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带来的推翻封建制度生产力的武器,现在又反过来要破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了。

共产主义价值导向促成对马克思世界历史视阈中人与自然关系演变的思考。共产主义价值导向下的人与自然充分、自由的发展状态则为此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与可能性。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在资本主义不断发展的黄金时期,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始终处于不平等的发展状态,引发资产阶级统治下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资本家对于高额利润的追求使其铤而走险,对自然的掠夺愈加肆无忌惮,侵蚀着无产阶级本该平等地享有由自然馈赠的生存空间。当废除私有制变得十分必要的时候,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就要到来了。“共产主义革命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2]306借助无产阶级革命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得以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实现共产主义,由此实现马克思世界历史视阈中人与自然关系的演变。

二、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世界历史属性

马克思世界历史视阈中的人与自然关系逐渐摆脱形而上并在实践中具象化,但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下的人与自然关系逐渐偏离最初和谐共处的理想状态。在这样一种失衡状态中,人类愈加需要探求更完善的人与自然相处之道。由此,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应运而生,它在世界历史中形成与发展,最终也将会在世界历史中实现,天然地带有世界历史属性。

(一)自然属性: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世界历史属性的发轫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的生发离不开对于马克思世界历史视阈中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揭露了资产阶级统治下的住宅问题实际上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资产阶级生产力发展带来世界交往的普遍扩大,得以使城市迅速建立和发展起来,城市发展的重要问题——住宅问题日益凸显。曼彻斯特《泰晤士周报》在1872年7月20日关于住宅问题所写的报道中提及:“任何一次大雨都能使污水坑或污水管中令人呕吐的脏水溢出来,把有毒的气体散布到这些住宅中去,这就是每次河水泛滥所留下的纪念……”[4]恩格斯由此分析住宅问题绝不仅仅是关于工人的问题,而是在工业大发展中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这些传染病发源地、糟糕的居住条件和生存环境,并不是在被消灭,而只是在被转移。

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当自然环境遭受外力的冲击以致被破坏,而多重外力随着人类活动相互增强时,将会使得物种数量减少,催生人与自然间关系的失衡问题。环境保护生物学家将影响自然环境的外力因子概括为HIPPO:栖息地破坏(Habitat destruction)、外来物种(Invasive species)、环境污染(Pollution)、人口过剩(Population)、过度采收(Overharvesting)。[5]而由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一直在演进中。北极冰圈的范围在急剧缩减,其中隐患之一便是永久冻土的融化,永久冻土中包含着大量的已经积累了几千年的被冰冻的有机物质,如果冻土融化,微生物会突然活跃起来,造成冰川碎石腐烂。随之大量的甲烷和二氧化碳可能会从腐烂的永久冻土中释放出来,即使只有一部分碳被释放,它也会比我们自从工业革命以来已经释放的所有温室气体都多。这些都是在当前气温上升与干旱的环境中我们应当警示的问题,[6]一旦开始,便如同多米诺骨牌效应般一发不可收拾。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自然属性使我们能认清当下所面临的问题,即自然资源的国际竞争问题与自然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问题。现代化发展的全球性特征使现代化风险也具有了内在的全球化趋势,显而易见的是自然资源消耗与自然环境破坏而带来的人类社会的发展风险。在这样的风险中,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所带来的共时性期待生发于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并在不同的时序上体现出世界历史属性。

(二)社会属性: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世界历史属性的生成

现代化社会中,人与自然更加命运与共:“环境问题不再是我们周遭环境的问题,就其起源和结果来看,环境问题完全是社会问题、人的问题——人的历史、人的生活条件,人同世界和现实的关联,人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处境。”[7]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致力于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谋求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在现代化的风险社会中为人类社会的“未来”提供新的发展理念,体现出其世界历史属性。

一方面,从内涵上看,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从唯物史观出发,探讨了人与自然如何和谐相处这个世界历史性的问题,契合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合理内核。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是从世界历史的发展中形成的。恩格斯批判了杜林从思维的统一性证明世界的统一性的唯心主义错误,从自由与必然的辩证关系出发来阐述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提出自由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自由是相对的,人们对自由的认识要随着对历史必然性的认识而不断发展。[8]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认为人的自由的实现基于对自然界的必然性认识,以唯物史观为出发点,充分认识到人与自然涉及的诸要素之间是相互联系的统一体,统一于生物体的有机组织之中,而不是原子式的简单集合,从而在尊重自然愛护自然的基础上合理运用自然规律服务于人类社会发展。

另一方面,从外延上看,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态文明建设,致力于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适配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外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共同体成员对共同体继续存在和发展的兴趣,超过了在共同体建立时对其理想内容的兴趣。结果,对利益的追求成了主要的行为取向。”[9]因此,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片面追求经济共同体建构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忽视人与自然关系的状况,这样就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置于二元对立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关照了目前所出现的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突出了人与自然双主体之间的均衡发展,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由之路,恰恰印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在理论逻辑上体现出其世界历史属性。

(三)政治属性: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世界历史属性的演绎

世界历史进程中资本的狂飙不仅使经济学家们关注生产与消费,还驱使生态学家们把注意力的焦点放在如何拯救地球环境上,但无论是持丰富论的经济学家的呐喊,还是出于生物多样性考虑的生态学家们的呼吁,最终都殊途同归——从政治属性中找到更加均衡的人与自然相处之道,解决地球因生态环境问题引发的发展瓶颈。

一方面,从政治权力属性上赋权人与自然,是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凸显世界历史属性的重要理论维度。赋权自然以探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离不开马克思对空间生态政治的理论考察。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批判时,认为资产阶级私有制以政治优势立场挤压着无产阶级的空间利益,特别是在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处理上,资产阶级通过政治权力的垄断,以政治权力的排他性占有自然空间,以权力强制性破坏自然空间的完整性,在扭曲的人与自然关系中得以换取高额的利润。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则再次强调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对维护空间正义的重要性:“人同自然界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同自然界的关系,就是他自己的自然的规定。”[10]这种关系表明人在劳动过程中在何种程度上成了自然界,或者自然界在何种程度上成为了人在劳动过程中形成的本质体现。这样的预设离不开对人与自然政治属性的思考,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从赋权自然上维护空间正义,倡导建立清洁美丽的世界,在权力分配视角下促进环境可持续发展。

另一方面,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面向全球环境治理实践,始终处于全球政治实践之中。生态环境问题并不是某一个国家或民族独有的,如同在我们共同呼吸的有毒空气面前,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边界与壁垒也将坍塌不见。关涉到人类社会的环境治理,国际社会愈来愈倾向于在政治领域达成合作,在描绘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可能性解决路径上,更倾向于在国家之间达成双边与多边协定、区域性协定与全球性协定。[11]在政治领域为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更多的要素,全球性环境问题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产生,它的解决也将在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得以实现,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为全球范围内环境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可能性路径。世界历史发展带来的全球化既有诸如资源竞争与环境污染、疾病等的负面影响,但也有诸如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在构建与实施过程中正在产生和即将产生的积极影响,在环境治理的政治实践上体现出其世界历史属性。

三、世界历史中发展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世界历史属性意味着它最终要在世界历史中实现,马克思世界历史视阈中的人与自然关系提供了一个基础性的论证。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既具有鲜明的世界历史属性,又体现为对其世界历史属性的超越。它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出发,结合人与自然关系的时代发展特色,分析新时代出现的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新问题,在全球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体现出对其世界历史属性的超越。

(一)更加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有机联系

首先,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在其世界历史属性上超越什么?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讨论是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世界历史属性及其超越的出发点。《资本论》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的分析,揭示出以资本增值和盈利为目的的资本家是不会出于道义的精神去进行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发展的固有属性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发展的非生态性、非人道性,深刻影响着资本主义社会中政治建设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制度化建构过程。因此,要解决工业革命以来的生态环境问题,并不仅仅是转换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那么简单,而是应该从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找到恰当的平衡之道。但是应该看到,马克思世界历史视阈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多的是从人和自然两个主体来进行阐释的,并没有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当作一个有机的系统来理解。因此,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超越的是马克思世界历史视阈中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其次,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怎样超越其世界历史属性?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在系统整体性上超越了马克思世界历史视阈中的人与自然。马克思认为,由生产方式变革带来的影响势必会波及到整个社会和历史领域。“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2]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势必会波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但这种影响不是必然同步的,因此,消除这种影响的行为和方式也将不会是同步进行的,导致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片面性与不可持续性。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强调生态系统整体性发展,在动态中考察事物的普遍联系,不断结合具体的发展情况总结经验,对理论进行完善,从系统性、整体性上对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进行再阐释,为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问题提供了新方案。

(二)更加强调自然价值与自然资本的统一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在逻辑维度上继续往前,打破了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界限,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共生共存关系有了更加严密的论证。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不同地区世界历史意义具有不平衡性。在特定时期,建立在不平衡基础上的普遍交往衍生出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和不发达的国家,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诸如英国:“参与世界市场的统治,过去是而且现在依然是英国工人在政治上消极无为的经济基础。”[13]客观上造成了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在这样的不平衡的世界历史中产生的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和谐统一关系,无力解决自然价值与自然资本之间的张力问题。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在生态治理观上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即强调发展和保护相统一、重视自然价值和自然资本的相统一,平衡了自然價值与自然资本之间的张力,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不平衡性的超越。

一方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强调发展和保护相统一,既要发展社会经济,又要注重环境保护。“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实现了从人是主体到人与自然互为主体的认识的转变,通过对自然主体性地位的复归和对自然内在价值的强调,消解自然的客体性和中介性被极端工具化利用的倾向。”[14]在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构建过程中彰显了两者之间的价值转化依归。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需要清洁美丽的环境为依托,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需要建设好环境民生,环境民生作为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指向,是符合社会矛盾运动规律的。因此,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对于发展民生同等重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提出强调了发展和保护相统一的关系。

另一方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重视自然价值和自然资本的相互转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结构经历多次转型,改革开放初期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严重的粗放型经济结构已逐渐被历史淘汰,自然的价值越来越被重视起来。依托自然而形成和发展的生态产业作为新兴产业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形成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一体化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发展模式。从能源到原材料再到生产过程的环保化,大幅度提高了自然资本的预期收益,实现了自然价值的提升。因此,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实施是卓有成效的,是切实符合环境民生的发展要求的,克服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平衡性,在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生态价值观上超越其世界历史属性的生动体现。

(三)更加强调共荣共进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倡导构建共荣共进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结合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对人与自然关系给出了明确的界定:“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15]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以环境治理关照人类社会当下与未来的生动体现,跳出了人类活动破坏自然环境或自然条件限制人类活动的循环怪圈,在人与自然关系场域创新发展了中国式现代化。

首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超越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基于资本逻辑的现代化。马克思世界历史视阈中,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建立在资本逻辑与各民族国家之间的普遍交往上,不可避免地带有人的发展与自然发展之间的张力,中国式现代化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处理上提供了一种真正意义上以社会主义方式超越资本逻辑的人类文明新形态。[16]人类自从进入文明时代以来,从未像今天这样需要挖掘与展现我们的理论反思潜能:通过重新思考我们与周围自然世界的关系,特别是人类作为其中一部分而不是主宰者所应担当的适当角色,来重新構建一种可以使得人类长久地在地球上生存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17]因此,以“真正的共同体”为发展目标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有自由人联合体的内涵,又超越了这种自由人联合体,其主体为整个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实现路径为世界历史发展的共产主义指向。是共荣共进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其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进行批判性继承与创新性转化的成果,超越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关于共同体理论的内涵。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儒家思想中的“天人合一”主张为以人为主体,强调人对自然万物的责任与贡献,体现了人对大自然的尊重,在人与自然关系的探索中寻求对自然资源的有效转化路径。此外,在道家思想中,同样蕴含着丰富的人与自然关系思想。诸如老子的“道法自然”,庄子的“以道观之”,主张人应该在尊重自然的基础上,效法自然之道,顺应天道自然,以求得合理的存续发展。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体现出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超越。

四、结语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世界历史视角不仅提供了一种阐释人与自然关系的视角,而且为世界范围内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方向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实践路径。当前,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呼唤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尽管全球化进程中各民族国家所遇到的生态环境问题不尽相同,但在如何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上有一个共同的核心命题,即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生发于马克思世界历史视阈中的人与自然关系理论,在历史背景、理论逻辑与现实实践上体现出世界历史属性,并在生态系统整体性、生态治理观、生态价值转化上超越了传统的人与自然关系理论,发展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全球范围内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路径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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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史密斯,庞萨帕.环境与公民权:整合正义、责任与公民参与[M].侯艳芳,杨晓燕,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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