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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必须坚持意识形态导向思想的逻辑理路
双击自动滚屏 发布者:guangminglw 时间:2024-5-2 21:53:59 阅读:870次 【字体:

论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必须坚持意识形态导向思想的逻辑理路

侯云康


关键词:意识形态逻辑经验


摘要: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必须坚持意识形态导向的思想,是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三维度的统一。我国无产阶级文艺发展所经历的由自发到自觉再到明确方向、确立导向的历程中所展现出的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构成了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必须坚持意识形态导向思想的历史逻辑。毛泽东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篇文章中对于文艺工作的基本方向、基本路径和基本方针所作出的重要论述,构建了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必须坚持意识形态导向思想的理论逻辑。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文艺界整风、文化建设和清理各类错误思想及作品方面所做出的建设文化强国的成功实践,构成了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必须坚持意识形态导向思想的实践逻辑。以意识形态统领文艺工作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思想以其深刻的三重逻辑推动着我国的文艺工作不断向前发展,对当下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宏伟目标的实现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文艺工作;意识形态;逻辑;经验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605(2024)01-0097-08

在文艺工作中坚持意识形态的正确导向是党领导的文艺工作始终如一的优良传统和根本方针。毛泽东高度重视以正确的意识形态引领文艺工作,这是有着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中必须坚持意识形态正确导向的思想,对当下推动我国文艺工作健康发展、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无产阶级文艺发展历程中的鲜明意识形态色彩,构成了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必须坚持意识形态导向思想的历史逻辑

我国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在逐步走向大众的曲折历程中,意识形态对文艺工作的指导也由自发逐渐走向自觉,并进而成为我国无产阶级文艺、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一条重要红线。以这条红线贯穿的我国文艺发展历程,构成了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坚持意识形态导向思想观点的历史逻辑。

(一)“普罗”文学:自发性无产阶级文艺创作的开始

1927年4月,“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宣告了国共合作共同领导的轰轰烈烈的北伐运动的失败,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新军阀集团将屠刀挥向共产党人和“左翼”进步人士的反动行为,在文艺界引发了一批坚持进步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的不满。面对阶级敌人的残酷迫害,进步的文艺工作者意识到过去的文艺形式已不能够适应新的斗争形势的需要,逐渐开始了向外求索的过程。他们从俄国和日本找来了充满着革命的浪漫主义色彩的“普罗”文学。“普罗”文学,即Proletariat文学——无产阶级文学,是一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以工农大众为服务对象的新的文学形式,它以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为导向,主张将文学改造为与反动势力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普罗”文学的主要阵地是创造社和太阳社,代表人物有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蒋光慈、阿英等等。這一历史时期,虽有“普罗”文学这一文艺形式和创造社、太阳社两大文艺阵地,但总体而言缺乏一个统一的组织和明确的纲领,无产阶级的文艺创作仍处在一个萌芽阶段,文艺工作者在其作品中对于意识形态的灌输也仍是一种自发性的行为。

(二)“左翼”联盟:意识形态对文艺创作的指导由自发逐步走向自觉

为使“四·一二”以后文艺工作者们那种自发的“普罗”文学倾向能够逐渐转变为一种自觉的以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统领文艺创作的行为,在党组织的多方活动下,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这是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以鲁迅为核心、延续“普罗”文学传统、有着明确的组织和纲领的文艺组织,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翼。鲁迅在其自身的文艺创作中就十分注重意识形态的导向作用,其笔下的小说和杂文无一不充满了坚定的斗争精神和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因此在“左联”成立之初,他就明确提出了统一思想、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强烈要求。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一文中,鲁迅谈到:“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我们的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1]在统一的无产阶级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指导下,“左联”自成立起,就大量开展了多种类型的无产阶级文学活动和文艺思想斗争。“左联”通过创办《拓荒者》《萌芽月刊》《北斗》《文学导报》等刊物,翻译介绍《列夫·托尔斯泰——俄罗斯革命的明镜》《苏俄文艺政策》《艺术论》等作品,撰写《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关于列宁论托尔斯泰两篇文章的注释》等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加强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同国际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联系,推进文艺的大众化,推广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左联”还通过开展对于一批五四作家以及幽默与闲适文学的批判,展开关于文学人性论以及关于文艺自由的论争,进一步统一了内部思想,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广泛传播和革命作家思想水平的普遍提高。“左联”的成立,是党在文艺领域进行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灌输所取得的第一次重要成果,它以明确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理论纲领》统一了“左翼”文艺工作者队伍的思想。由此,文艺工作中坚持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导向实现了由自发向自觉的转变。

(三)延安座谈:明确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总方向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初,随着国共斗争的趋缓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陕甘宁边区相对稳定的生产生活环境和自由进步的思想氛围逐步吸引了大批来自战乱地区和长期受到国民党迫害的进步知识分子的前往。大量知识分子的到来,极大地充实了陕甘宁边区文艺工作者队伍的力量,但与此同时这些知识分子头脑中存留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也不可避免地对边区的意识形态工作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围绕着“工农化”还是“化工农”的问题,1942年5月,一场旨在整顿思想、加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对于文艺工作统领的座谈会在延安召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边区文艺工作中特别是文艺工作者中存在脱离群众的问题。他深刻提出并回答了文艺为什么人服务、怎样为这类人服务、文艺与党的关系、文艺斗争的主要方法、文艺工作者队伍中存在的作风问题及如何纠正等五大基本问题,对文艺工作者提出了改造思想、改造立足点的要求。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宣告了边区文艺界思想整风运动的开始。经过整风,边区文艺界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等革命戏剧得以创作,《一面光荣的旗帜》《英雄的十月》等通讯文学得到提倡,《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小二黑结婚》等革命小说和通俗小说得到了推广,民间戏剧经由《兄妹开荒》《白毛女》等新篇章获得了时代价值,民间诗歌通过《翻身歌唱》《东方红》等新作品增添了时代特色。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联”精神的延续,为全中国的进步文艺工作者树立起了鲜明的意识形态导向。

(四)道路之争:确立社会主义文艺的政治导向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文艺工作逐步开始了将延安座谈会精神推广至全国、逐步向社会主义文艺过渡的征程。新征程中,历史遗留问题也逐渐凸显。受党和政府对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采取的“包下来”政策的影响,大量在过去或是为国民党政权服务、或是以个体形式存在而为市场服务的文艺工作者都加入到新中国文艺工作者队伍中,与之相伴的是大量非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潮的涌入,延安时期曾面临过的问题如今已成了一个全国性的问题。过去在延安,地小人少,且这些主动前往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大多都已受到过进步思想的熏陶,但即便如此,党对于这一批文艺工作者的思想统一、立场改造的工作也并非一帆风顺。如今接管全国,大量或进步或反动的知识分子都涌入到新中国的文艺工作者队伍当中,党和政府所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针对新中国的文艺事业究竟是走自由放任的道路还是走以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为指导的道路的新问题,毛泽东经过长期、多方的考察调研,于1956年4月2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中正式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于1957年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作了系统论述。他深入分析了“香花”与“毒草”之间的辩证法,深刻地阐明了新中国文艺事业要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道路、为什么能走这条道路和怎样走这条道路的问题,明确提出了关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文艺工作、坚持通过辩论而不是简单的行政命令的方式战胜文艺领域存在的各类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等主张,为促进新中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繁荣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由此,我国文艺工作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的政治导向。

二、毛泽东对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构建了文艺工作必须坚持意识形态导向思想的理论逻辑

作为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具体文艺实践相结合的集大成者,毛泽东始终强调要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放在文艺工作的首位。基于这一理念,毛泽东对于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文艺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从而构建起文艺工作必须坚持意识形态导向以及如何坚持这种导向的理论逻辑框架。

(一)基本方向:始终坚持文艺工作为工农兵服务

毛泽东对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回答了党领导下的文艺工作服务谁、怎样服务的问题,确立了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的总方向。这些重要论述集中体现在1942年5月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所发表的重要讲话中。

在毛泽东看来,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中,毛泽东首先论述了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他指出,文艺向来是有阶级性的,中国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的文艺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封建主义文艺;“鲁迅所批评的梁实秋一类人”[2]812号召的超越阶级的文艺,实际上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文藝;周作人、张资平一类人的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服务的“汉奸文艺”[2]812。因此,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2]814。他强调,延安的文艺应当是一种“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2]812文艺,这种文艺的服务对象是人民大众,即工、农、兵。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总方向,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口头上、理论上,更要从实际上、行动上具体表现出来。文艺工作者应当克服对于工农兵群众“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2]813等思想倾向,而应该“去接近工农兵群众,去参加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斗争,去表现工农兵群众,去教育工农兵群众”[2]813,从而创作出“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2]813。

(二)基本路径: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文艺工作的指导

对于在文艺工作中如何保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并进而实现为工农兵服务的总方向的问题,毛泽东指出,必须处理好四个方面的关系,其一,要处理好文艺的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2]816。因此文艺工作者要深入群众,了解群众,向群众学习,从工农兵群众的社会生活中寻找到文艺创作的源泉,做到“用工农兵自己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2]816来向他们普及,沿着“工农兵自己的前进方向”[2]816“从工农兵群众的基础上去提高”[2]816。其二,要处理好文艺与党的关系问题。文艺与党的关系,既有党内的整体与局部关系,又有与党外的统一战线关系。就党内的整体与局部关系而言,就是处理好“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2]822问题。他说:“一切的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因此,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2]822。简而言之,就是文艺要服从于政治,服从于党的政治、群众的政治的具体需要。就党外的统一战线而言,他指出:小资产阶级文艺家是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他们的作品虽有很多缺点,但总体而言“比较倾向于革命,比较地接近劳动人民”[2]824,因此要帮助其克服缺点,将其争取到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文艺统一战线上。其三,要处理好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问题。毛泽东指出:“文艺界的主要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2]824。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即政治的标准和艺术的标准,其中首要的是政治的标准,在从事文艺批评时要做到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有机统一,赞扬一切有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2]825,批判那些“政治上根本反动”[2]826,却又不乏艺术性的东西;要做到坚持具体的、阶级的人性论而反对抽象的、超阶级的人性论;还要做到从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歌颂真、善、美,暴露假、恶、丑。其四,要处理好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问题。毛泽东指出:“文艺界中还严重地存在着作风不正的东西”[2]831,“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在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2]832。因此,要在文艺界“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2]832,以达到在文艺工作者中真正树立起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的目的。若不去改造文艺工作者思想中存在的各种错误,则文艺工作非但不能达到普及提高、服从领导、坚决斗争的目的,反而会使其因大量受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而遭到破坏。

(三)基本方针:在“香花”与“毒草”的辩证法中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文艺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又要在“香花”与“毒草”的辩证法中实现繁荣发展。他指出,文艺领域要坚持“百花齐放”的方针,“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3]。但是,“百花齐放”与社会主义文艺发展道路的鲜明意识形态导向并不矛盾,两者之间能够实现辩证的统一,并进而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发展。关于如何实现两者的辩证统一,毛泽东指出,首先要明确判断文艺作品是“香花”还是“毒草”的意识形态标准。他强调,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为确保无产阶级能在意识形态领域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取得最终的胜利,确保新中国的文艺发展不走上歧路,就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对文艺工作的绝对指导和党对文艺工作的绝对领导;要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去要判断一个文艺作品是“香花”还是“毒草”。为此,他提出了六条判断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团结人民,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是否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是否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是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国际团结。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4]234。其次要掌握“香花”与“毒草”之间的辩证法。他强调,“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4]229,“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4]230。因此,对于背离意识形态方向的各种错误思想,除去“明显的反革命分子,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分子”[4]232以外,一律不应以“粗暴的强制的”[4]231行政命令去剥夺其言论自由的权力,而应采取“细致的讲理的方法”[4]231,给予其充分的言论自由,让其自己暴露自己,再以“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4]232,通过自由辩论的形式战胜之。再次要在同各类“毒草”的斗争中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东西,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4]232。“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4]232,“要同群众一起来学会谨慎地辨别香花和毒草,并且一起来用正确的方法同毒草作斗争”[4]233,使马克思主义文艺在斗争中得到发展,在发展中取得胜利,从而进一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文艺领域的领导地位。最后要对斗争的胜利充满信心。因为“政权的基本力量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劳动人民手里,共产党有强大的力量和很高的威信”[4]231,新中国的文艺工作“已经得到巨大的成就”[4]231,因此在文艺领域采取“百花齐放”的方针,使马克思主义文艺在同各类“毒草”斗争的过程中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进一步巩固自身地位、扩大自身阵地,一定能够“继续得到更巨大的成就”[4]231,最终使“香花”战胜“毒草”,将其打败,从而促进马克思主义及于其指导之下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

三、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建设文化强国的成功实践,构成了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必须坚持意识形态导向思想的实践逻辑

新中国成立后,为将我国尽快建设成一个文化软实力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进行了大量的成功实践,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彰显了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必须要坚持意识形态导向思想的实践逻辑。

(一)文艺整风:纠正弊病

在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必须坚持意识形态导向思想的指引下,我国文艺界的两次整风得以顺利推进,并取得良好成绩。

第一次整风始于1951年11月。是年是月,中共中央发布的《中共中央于在文学艺术界开展整风学习运动的指示》拉开了在文艺界“发动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文艺干部中的错误思想,发扬正确思想,整顿文艺工作,使文艺工作向着健全的方向发展”[5]461的整风运动的序幕。1951年文艺界的整风运动取得了以下成绩:其一,通过组织学习小组,安排阅读指定文件,加强了文艺干部对于思想工作严肃性的认识,强化了文艺界的思想斗争和思想改造工作,改变了文艺工作过分迁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现状;其二,改变了作家和艺术家由于忙于领导工作而脱离政治,脱离群众的现状,使文艺作品重新充满生气、创作旺盛、情绪饱满;其三,通过加强马列主义的学习,遏制了文艺工作者队伍内部无组织无纪律、自由主义习气严重的势头,重新树立起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其四,成立中宣部下辖的文艺处和电影处,加强了党对于文艺工作的领导;其五,彻底整顿了文联各个协会的工作,为文艺工作者“参加实际斗争、学习、创造和展开批评自我批评”[5]466提供了組织机构上的保障。

第二次整风始于1964年5月。针对中国剧协“迎春晚会”中出现的“着重吃喝玩乐,部分演出节目庸俗低级,趣味恶劣”[6]9的严重错误,中共中央宣传部决定在文艺界再次开展全面的整风学习运动。经过整风,“文联和各协会出现了一些新气象,机关工作开始有所好转”[6]10。一是通过“改组领导机构,健全领导核心”[6]14,进一步强化了文联和各协会中党的组织,整顿了文艺机关松散化、衙门化的问题,使党的文艺方向得到了坚决的贯彻;二是通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组织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6]14,分期分批下放各单位干部参加劳动,有效纠正了文艺工作者中较为普遍存在的注重个人创作而对工作敷衍应付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促进了文艺干部思想的革命化、战斗化;三是通过“改进文艺刊物,加强刊物的战斗性”,巩固并加强了“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宣传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宣传毛泽东文艺思想和培养青年创作队伍[6]13-14”的阵地。

经过整风运动,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得到了加强,文艺机关和工作人员思想上、组织上存在的重大问题基本得以解决,党的文艺政策得以有效贯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的我国社会主义的文艺阵地得到了巩固。

(二)文化建设:成就辉煌

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引下,“自从第一次和第二次文代大会以来……我们的文学艺术工作,取得了极其重大的成就……我们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找到了发展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正确道路[”7]442-443,我国文艺事业不断向着群众化、普及化、提高化、创新化的方向发展,取得了空前的成就。

一是文艺成为全国各民族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事业。周扬在1960年7月所作的《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报告中,对新中国成立十余年来我国文艺事业所取得的各项成就做了一个较为系统的总结。他说,“在我国,文艺已不再为少数人所专有,而成为全国各民族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事业”[7]445。“很多新的文学作品销行几十万册以至百万册以上。1959年电影观众达到41亿人次……连环图画的印数每年达数千万册”[7]445-446,文艺的创作和受众在数量上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传统戏曲事业也得以空前繁荣,“解放前濒于绝境或早已绝迹于舞台的几百个地方剧种恢复了青春;数以万计的戏曲剧本和民间说唱文学重见天日;浩如烟海的各民族的民歌、民间叙事诗和民间故事得到记录、整理和出版;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舞蹈和民间美术得到普遍地扶持和发展……许多经过整理和改变的优秀传统剧目和歌舞、杂技、木偶、皮影等节目,赢得了广大群众的赞美”[7]453-454。《十五贯》《生死牌》等传统戏曲,《红色种子》《鸡毛飞上天》等现代戏剧,《小二黑结婚》《洪湖赤卫队》等歌剧,《宝莲灯》《小刀会》等民族舞剧都在“百花齐放”的环境下应运而生。少数民族文艺也得到了极大的繁荣:少数民族中有才能的作家、诗人、艺术家和优秀作品也不断涌现;《嘎达梅林》《阿诗玛》等少数民族民间叙事诗得到了整理;《刘三姐》《秦娘美》等少数民族民歌和民间传说被搬上了舞台;“不少兄弟民族开始创造了本民族的歌剧和话剧”[7]455。

二是文艺形式丰富化、体裁多样化、题材广泛化。“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散文、特写、多幕剧和独幕剧,交响乐、大合唱和群众歌曲……都发挥了各自的功能和创造”[7]455,既有“精心结构的鸿篇巨制”[7]455,又有“短小精悍的匕首、投枪”[7]455;既塑造了在现实斗争中出现的当代英雄,又“以新的观点再现了历史上的杰出人物”[7]455-456。大量的文艺作品通过各种不同的文艺形式“敏锐地反映了我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保卫祖国、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反映了祖国建设的各个战线上不断涌现的新人新事”[7]446,“对我国人民的革命历史和现实斗争作了广泛的描绘和艺术概括”[7]446。《红旗谱》《青春之歌》等小说,《杨高传》《赶车传》等长篇叙事诗,《万水千山》《红色风暴》等戏剧,《上甘岭》《林则徐》等电影都是描绘中国人民反抗侵略和压迫,进行革命斗争的历史佳作;《百炼成钢》《在和平的日子里》等小说,《降龙伏虎》《全家福》等戏剧,《老兵新传》《黄河飞渡》等电影无一不展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呈现出的“沸腾的生活图景”[7]447。

三是群众文艺创作与文艺界辩论评论空前活跃。在“百花齐放”的指导下,群众同职业文艺工作者一并成为了文艺创作的主体,各种群众性的文艺作品得以不断产出,“群众的精神创造力得到了空前的解放”“在工地上,在农村里,诗画满墙,歌声遍野”;“革命回忆录和工厂史、公社史的写作运动”[7]457得到了广泛的开展;《星火燎原》《北方的红星》等集体创作作品不断涌现。与此同时,文艺界的辩论和批评也活跃开展。通过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文艺界对“创作上和理论上的许多问题进行了有益的商讨”[7]457,进一步巩固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中的地位,同时也推动了一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文学史、艺术史著作的产出。

(三)清理错误:巩固阵地

毛泽东在论述“百花齐放”的方针时就曾提到:“对于明显的反革命分子,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分子,事情好办,剥夺他们的言论自由就行了”[4]232。为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文艺阵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开展了针对各类反动文艺作品的清理运动。1955年5月,中共中央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反动的、淫秽的、荒诞的书刊图画问题和关于加强对私营文化事业和企业的管理和改造的指示》指出:“反动的、淫秽的、荒诞的书刊图画,是传播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反动的、腐朽的思想的主要方法之一,也是目前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实行思想进攻的重要工具之一”[8]226。新中国成立后,各地的文化行政机关和公安机关开展了对各类反动图书的取缔和收缴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受重视度不够、方针不明确、改造措施缺乏等方面的影响,打击工作并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的目的。《指示》下达后,各地各部门采取新的工作方法,一方面加强对群众的思想教育,通过“发展和改进通俗图书特别是适合思想水平较低的读者阅读的故事性、趣味性较强的图书的出版和发行”[8]227,从正面与反动图书争夺市场;另一方面积极开展对租书摊和其他有关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这类业主逐步摆脱对于反动图书在经济上的依赖,从反面挤压反动图书的生存空间。在正反两方面的合力之下,对于反动的、淫秽的、荒诞的书刊图画的取缔工作成效逐渐显著,马克思主义的文艺阵地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四、结语

文艺工作中坚持意识形态导向,早已不是一个“要”或“不要”的问题,今天继续谈论这一问题,关键在于“如何做好”上。新形势下,面對新的斗争和挑战,从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必须坚持意识形态导向的思想中和新中国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文艺工作的实践中汲取营养,对当下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宏伟目标的实现有着重要的参考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37-238.

[2]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毛泽东传[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491.

[4]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5]中共中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6]中共中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九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7]中共中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三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8]中共中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六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王习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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