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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升级:从法儒思想到马克思主
双击自动滚屏 发布者:guangminglw 时间:2024-5-2 12:05:08 阅读:871次 【字体:

文明的升级:从法儒思想到马克思主义


关键词:儒家思想中华文明马克思主义


徐懿

摘要:中华文明的内核是法儒文明,即法家思想与儒家思想共治天下的意识形态二元结构。然而,由于中华传统诸子百家均对工业文明无所涉及,中华文明在工业文明时代出现了迷失,需要借助马克思主义这样的工业文明学说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本质上就是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超越传统的法儒文明思想体系,实现中华文明由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历史性升级。

关键词:法家思想;儒家思想;马克思主义;大一统;中华文明

中图分类号:G02;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4)03-0074-08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政治需求,也是中华民族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的必要理论支柱。只有与中华传统文明融合的马克思主义,才能与中国社会发生积极的化学反应,产生正面的影响。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儒家、道家和法家思想是影响最广泛的先秦诸子百家学说。讲究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相对消极、不入世,因而在意识形态上较少受到历代政治精英推崇。与道家相反,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则是积极入世的学说——温文尔雅的儒家思想通常被认为是中华文明的主导思想,而法家思想则往往被认为较为残酷和暴虐。本文试图站在中华文明的高度、从历史角度分析中华文明的意识形态演化历程,并以此为突破口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潜在方向与方式展开讨论。

一、中华文明的传统内核:儒家与法家

中国社会在历史上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就像西方社会深受基督教的影响一样。梁启超、布罗代尔(1) 、白鲁恂、亨廷顿(2) 和雅克均认为儒家思想是中國社会的核心意识形态。梁启超认为儒家思想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主要部分:“儒家哲学,不算中国文化全体, 但是若把儒家抽去,中国文化恐怕没有多少东西了……中国文化,离不了儒家。”(3) 白鲁恂指出,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是由儒家思想中的道德秩序与共同信仰来维系的,而不是西方广泛采用的法律体系。(4)雅克也认为,儒家思想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社会的主导思想。(5)然而,单单以儒家思想来定义中国传统意识形态并不全面——尽管在某种程度上,儒家思想自汉代以来确实扮演了核心意识形态的角色,但是儒家思想的重要性在后世历史中很大程度上被过于高估了。事实上,在现实政治与意识形态领域,法家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汉书》中所记载,汉宣帝曾经在对太子(后来的汉元帝)的家教中严厉指出: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汉书·元帝纪》)(6)

汉宣帝是西汉昭宣之治的中兴之君,从小受巫蛊之祸影响而流落民间,对基层社会相对其他帝王有更深刻的认识;与此同时,宣帝训斥太子之时,距离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已经过去了六、七十年的时间,董仲舒改良版的儒家思想在社会中已经有了相当的根基。在这种情况下,宣帝依然批判儒生、明确“霸王道杂之”的帝王之道,显然具有更强烈的政治意味。由此可见,在汉代帝王的传家之道中,法家才是那个拥有至尊地位的学说;尽管在明面上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代帝王实际上在内心对儒家学说保持着相当程度的警惕,并在一定程度上持批判态度。这不仅与大多数中外学术著作的观点相反,更与大众常识相违背。

笔者认为,这种情况并不矛盾。首先,饱读诗书、受到儒家思想熏陶的士大夫阶层,在记述历史的过程中对儒家学说持有一定程度的偏向性乃情理之中,尽管这样有悖于史实、有失客观和公允——士大夫阶层当然不愿意向世人揭示,自己十年寒窗苦读的《诗》《书》《礼》《易》在中国社会中的重要性不及“暴秦”所崇尚的法家。其次,作为统治阶层的帝王、宗室、勋贵和世家大族,同样也不希望把这个事实广而告之,因为儒家思想确实是中国社会大一统的关键稳定剂。特别是清末以来的百年沉沦之中,历时两千多年的儒家思想成为了中华民族的最后一道保险,兜住了四分五裂、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烂摊子,为中华文明触底反弹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

在当代的学术研究中,赵鼎新同样指出儒家思想只能展示中国社会的一半,因为法家思想占据另一半重要地位。(7) 赵鼎新将中国社会定义为“儒法国家(Confucian-Legalist state)”:一个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的结合体——法家主导了帝国的扩张,而儒家则负责制定社会行为准则。赵鼎新认为,儒学在公元前六世纪末首次出现时,实际上是“一种定义松散的哲学传统”(8),在当时没有任何政治意义。相反,法家思想在战国时期一直被视为指导思想——由于军事力量的重要性不断上升,政治力量在中国盛行,从而导致强大的国家控制力和大型常备军,商人也因此无法将他们的财富转化为自身的政治权力。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整个中国社会被庞大的常备军、高度复杂的官僚机构以及帝国的先进交通和通讯系统所控制。然而,法家化的秦朝在中国首次大一统的十五年后就崩溃了,其继承者汉朝接受了儒家思想,并使之成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自此儒家与法家相结合,一个儒法国家由此诞生,其中“皇帝接受儒家官僚体制,而官僚体制内外的儒家学者都支持该政权,并提供由精英选出的官员,他们使用儒家伦理、法家的规则和技术来管理国家”。(9)

(一)法儒文明的形成

尽管赵鼎新敏锐地捕捉到了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这两大学说在中国社会中的核心地位,但是他将儒家思想的重要性排在法家思想之前的判断,实际上是对历史的误读。在赵鼎新看来,法家思想仅仅是一种推崇国家强权的哲学,而半宗教性质(quasi-religious)的儒家思想则成为团结精英阶层的核心意识形态。赵鼎新的观点非常具有代表性,是中国千百年来的士大夫阶层的主流观点,在西方学术界也被广泛接受。但这确实是一种长达两千年的误导,也使得后世对历史事件产生了很多的认知偏差。笔者认为,相对于他提出的“儒法国家(Confucian-Legalist state)”,法儒文明(Legalist-Confucian civilization)也许是对中国传统社会更准确的描述,因为大一统的中国社会是建立在先法后儒的基础之上的。

1.法家思想与中国大一统的产生

在中国历史上,法家思想和儒家思想均出现在春秋时期。过往学者普遍认为法家学说起源于公元前七百多年的齐国,先驱为管仲。在那个礼崩乐坏的大争之世,法家一经出现便因为其立竿见影的效果——帮助齐国在齐桓公时代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得到了政治家的肯定;与此相反,力行仁政、试图阻止礼崩乐坏的儒家思想则因其不合时宜而被诸侯列国所冷落。到了战国时期,法家开始广泛登上政治舞台。从魏文侯重用李悝变法开始,先后有楚国的吴起变法、秦国的商鞅变法、韩国的申不害变法等法家人士在诸侯列国实施基于法家思想的社会变革。各国的法家变法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由于保守势力的抗拒和反扑,最终只有秦国以牺牲商鞅本人为代价,成功地保留和巩固了变法的成果,法家思想自此成为了秦国的核心意识形态。商鞅变法主要有三点(10) :(1)将律令补充、修订为缜密的成文法《秦律》,实现国家“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11) (2)建立中央集权制度,约束宗室和世家大族,打造了一套由上而下的逐级负责的官僚体系,实现了政令通达,极大地增强了国家的动员能力。福山评价道:“像17世纪末的法国和西班牙这样通常被称为‘绝对君主制的国家……与公元前3世纪的秦国相比,征税和动员社会的力量要弱得多。”(12) (3)建立军功爵制,让秦国民众在生产和作战中的每一分付出都有回报,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人们通过付出所得来的爵位可享受待遇、可继承、可抵扣罪与罚,从而使得秦人勤劳种田、勇敢作战,极大增强了秦国的物质基础和战斗力。成文法确立了社会行为准则、中央集权制建立了社会动员机制、军功爵制夯实了物质基础、强化了战斗意志,以上三点构成了秦一统天下的核心竞争力。

秦国最终奋六世之余烈,东出成功、一统六国,其本质是建立在商鞅变法的改革红利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法家思想是中国大一统的源头和基石,没有商鞅变法就不会出现一个极富竞争力的秦国,自然也不会出现开创中国大一统历史的秦帝国。中华文明在公元前221年的这次历史性进化,是先进社会制度对落后社会制度的迭代,而不是所谓专制对自由的取代,或者野蛮对文明的取代。从本质上来说,变法之后的秦国,才是那个更先进、更文明的国家。这一点在诸多史籍中都能得到印证。

秦的成功主要分为两方面:政令通达(律法+中央集权)+权责对等(军功爵制)。这两点看似简单,却十分不易。政令通达构成了效率优势,权责对等带来了物质基础和精神力量。当任何一个国家同时具备效率优势+物质基础+精神力量的时候,就会形成压倒性的整体制度优势,几乎是不可战胜的。这才是法家思想真正的内涵,也是两千多年以来中华民族能长期战胜外敌、屹立于世界的根本原因:中央集权制是世界上最高效的政治制度;生产力最大化构成了国家坚实的物质基础;明确的目标和可兑现的预期收益会激发出人类内心最强烈的欲望,从而构成最强大的精神力量。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秦国的国家动员能力达到了农业社会的巅峰。通过这套高效的组合,秦国最大程度地动员起了全国的各种资源(人力、物力、财力),从而在大争之世的战国时期凭借军事力量消灭山东六国,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中央集权制下的大一统。因此从历史角度来说,法家思想是实现大一统的先决条件: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必须以法家思想为基础,否则便会四分五裂。

然而,法家思想虽然推动了中央集权制的诞生,并由此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一统,但作为治国理政的基础意识形态,其缺点也是十分明显的。首先,单纯以利益为导向,使得社会缺乏礼法与道德的约束,让人在精神层面上处于空白状态、导致麻木和愚蠢,完全成为工具人。这是商鞅所希望看到的,但对社会的长期发展不利。其次,压制商业。商业的本质是流通,将一地丰富的产品运往该产品稀缺的地方进行销售以获得更高的利润,在客观上能起到在更大的社会空间上实现资源的更优配置和高效利用的作用。在小农经济占据绝对主导的农业文明时代,法家的这个缺点并不明显。但是到了工业文明时代,这个缺点便暴露无遗并被剧烈放大,成为了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一道重大障碍。

2.大器晚成的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诞生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推崇复兴周朝制度、克己复礼的儒家思想,在大争之世注定不可能成为列国的首选。然而,历史是螺旋上升的。尽管法家思想促成了秦王朝的诞生,但是却难以维持一个大一统帝国的存在,由此导致秦朝二世而亡,是中国主要朝代中最短命的王朝。法家思想可以打天下却无法治天下,这是秦王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帝国的根本性缺陷。而脱胎于周朝,强调礼法的儒家思想,恰好可以成为法家大一统帝国的关键性补丁。儒家思想在汉代完成了与法家思想的融合,两千年来维系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法儒文明内核由此诞生。儒家介入大一统的最早记录来自于汉朝初年。刘邦击败项羽以后,儒生叔孙通为新生的汉王朝建立了初步的礼法制度:

“汉五年,已并天下,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于定陶,叔孙通就其仪号。高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叔孙通知上益厌之也,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欢哗失礼者。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13)

在高祖之后,惠帝、吕后、文帝和景帝四朝皆奉行黄老之道,对外和亲止战、对内休养生息。有趣的是,儒家真正登上政治舞台恰恰是在法家思想最盛的武帝一朝。正如布罗代尔所述,儒家思想的發展与国家教育密切相关。公元前124年,汉武帝在首都长安建立了太学,作为国家最高的教育机构在全国范围内挑选优秀学生,传授以儒家学说为基础的思想理论体系。从那时起,与儒家思想密切相关的受教育阶层与国家官僚机构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受儒家思想教育的学生被提升为高级官员。帝王对儒学的偏爱,加上官僚对儒学的信仰,使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特别是受过教育的阶层中取得了话语权,“建立了一种倾向于维持社会和国家秩序与等级制度的伦理和生活方式”。(14)

为什么儒家思想会在最钟情于法家治国的武帝一朝得到重视?因为武帝一朝为了倾举国之力进行汉匈战争,将法家思想发挥到了一个较为极致的程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甚至高于秦在一统六国时对社会的压榨。秦在一统六国的过程中还可以将新征服的土地分给参与战争的将士和勋贵,最大程度地降低国家的内部矛盾;而对于汉王朝而言,对匈奴的战争则是纯粹的消耗:塞外之地缺少耕种的条件,对于农耕文明而言没有利益可图,分配被征服土地的奖励制度也因此失去了意义。正如《汉书·昭帝纪》中记载:“承孝武奢侈余敝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15) 户口减半,并不是真的损失了一半的人口。大量自耕农为了逃避官府的重税盘剥,主动投入豪族门下,造成户口藏匿。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讲究克己复礼、建立人伦纲常的儒家思想恰好成为了武帝急需的社会稳定剂,能够帮助已经将法家思想发挥到极致的汉王朝稳定人心,避免秦亡的悲剧再次上演。这一点从武帝与卫青的对话中可以看出:

“初,上年二十九乃生戾太子,甚爱之。及长,性仁恕温谨,上嫌其材能少,不类己;而所幸王夫人生子闳,李姬生子旦、胥,李夫人生子髆,皇后、太子宠浸衰,常有不自安之意。上觉之,谓大将军青曰:“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太子敦重好静,必能安天下,不使朕忧。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贤于太子者乎!闻皇后与太子有不安之意,岂有之邪?可以意晓之。”大将军顿首谢。皇后闻之,脱簪请罪。太子每谏征伐四夷,上笑曰:“吾当其劳,以逸遗汝,不亦可乎?”(《资治通鉴·卷二十二》)(16)

在武帝晚年下罪己诏和托孤的政治安排中,这个思路也得到了完整的延续,并由此造就了后来的昭宣之治:

“光知时务之要,轻繇(徭)薄赋,与民休息。至始元、元凤之间,匈奴和亲,百姓充实。举贤良文学,问民所疾苦,议盐铁而罢榷酤,尊号曰“昭”,不亦宜乎!”(《汉书·昭帝纪》)(17)

然而,我们同样也需要注意,在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国家中,儒家思想只能作为法家思想的伙伴,而不能单独作为核心意识形态存在——因为儒家思想善于抚慰人心、弱于开拓前行。国家治理能力的根本,在于建立一套高效的制度、并使用这套制度来动员全社会的人力、物力、财力去实现阶段性的社会目标——这是法家之长、儒家之短。几千年的历史证明,在实现既定目标上,儒家不如法家,在昭宣之治的最后帝王汉宣帝驾崩之后,曾被评价“乱我家者,太子也”的汉元帝接过了帝国的权杖。从此以后一直到王莽篡政、新朝灭亡,儒家上层建筑快速扩张下的中国社会在理想化、极端化的道路上一路狂奔,完全印证了当年汉宣帝“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的评价。正如韩非所说:“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18) 丰满的理想与残酷的现实之间的距离往往是无穷大,大到古往今来让无数人窒息、让千古风流人物们在数十年后自己都不认识自己。缺乏基层经验和实践经验的书生猛然身居高位,大概率会在政治和战争这两种容错率极低的人类游戏中出现重大失误、祸国殃民,让江山社稷坍塌、让百姓流离失所,尽管其出发点可能并非如此。这样的例子在古今中外、历朝历代数不胜数。

(二)小结:法儒文明是中华大一统之根基

从历史角度不难发现,法家思想和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意识形态中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法家思想促成了中央集权制的诞生,建立了强大的国家动员机制,是中华文明建立大一统国家的先决条件和意识形态基石;在大一统国家的框架之下,儒家思想建立了礼法与道德体系,带来了稳定与秩序,从而巩固了中国社会的大一统架构,使得汉代以后的大一统国家逐渐稳定下来,避免了再次出现秦朝二世而亡的悲剧。两千年以来,在法儒文明的二元内核之中,法家思想代表了中华文明狼性的一面,是一把鋒利的剑;而儒家思想则代表了中华文明人性的一面,是强力的社会粘合剂。在面临威胁的时候,举国动员、利剑出鞘;在外部威胁消失的时候,以三纲五常稳定内部、安心发展。这使得中华文明在弱肉强食的世界中既拥有一定的战斗力,又能保证内部的稳定和发展。在法儒二元模式中适时反复切换,使得中华文明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避免了像其他古老文明一样,或被外敌攻破而灭亡,或由内斗分裂而解体,在历史上一轮又一轮洗牌中始终立于世界棋盘之上。

二、马克思主义:文明的升级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依据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政治、经济与社会分析的世界观,旨在揭示阶级关系与社会矛盾的联系,并以辩证的思路看待社会变革。(19) 纵览中国传统诸子百家学说,全部是基于农业文明(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治世之道,而面对工业化这个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传统学说难以提供合理解释和国家治理的解决方案。这就是中华文明在清末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20) 一败涂地的根本原因——既不知己亦不知彼。而马克思主义对于以法儒思想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明的意义就在于,它对工业文明时代的人类社会进行了详细科学的分析与解释,在中华文明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升级的道路上提供了系统性的理论指导。

(一)主义之争:历史的选择

西方发达国家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但这个路径在中国没有走通。从清末洋务运动开始,中国先后尝试过绝对君主制(清朝)、君主立宪制(清朝)和资本主义共和制(民国),但都没有取得成功。为什么最后会选择社会主义?因为中国传统的法儒文明天生与资本主义不兼容。正如前文中提到的,在中国传统的法儒文明中,法家思想是建立和管理大一统国家的核心意识形态,而儒家思想则起到社会粘合剂和稳定剂的作用,让大一统国家得以持续存在。法家和儒家的共同点在于坚持单一权力中心。建立和管理一个庞大的大一统国家必须通过一套严密的中央集权制度:中央的政令必须顺畅地通过这套官僚体系逐层传递、直达基层,基层的反馈也需要逐级上报、直达天听,由此在社会中形成有效的双向沟通机制。这套社会运行机制也就决定了,在中央政府之外不能允许有第二个社会权力中心。而在政治(公权力)—资本(物质)—民众(人心)的三角关系中,掌握物质这一社会基本需求的资本力量是最有可能挑战政治权力的社会力量,因此必须进行压制。简而言之,大一统的中国社会需要一个强大的政治力量集中领导。一旦社会中出现第二权力中心,则中央集权制度会遭到破坏,民众缺乏统一、有效的领导,就会变成一盘散沙,大一统将不复存在。这一条可以被视为自古以来不可违背的中华大一统第一定律。因此,大一统的中国社会与资本主义模式天然不兼容。与中国相反,欧美社会自古以来就是宗教(思想)– 资本(物质)– 政治(公权力)三分天下,不存在中国社会的大一统禁忌。在16世纪宗教改革(Reformation)之后,宗教力量持续衰弱,同时政治权力从未占据绝对优势的西方社会,资本力量凭借其对物质基础的控制力,获得全社会支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几乎是欧美社会不可避免的历史宿命。

(二)超越传统法儒文明的马克思主义

对于中国而言,在工业文明时代实现现代化的路径就在于以诞生于工业文明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超越诞生于农业文明时代的以法儒文明为内核的中华传统文化——即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中国社会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飞跃。这可以从物质和思想两个层面来具体分析。

1.物质层面

在物质层面,马克思主义对中华传统文明的超越体现在引导中国社会从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模式向专业化分工的社会化大工业生产模式的升级。如前文所述,中华文明在过去百年间遇到的核心挑战就是如何完成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跨越。由于传统诸子百家对于工业文明的认知出现了空白,中华文明势必需要借助来自西方工业文明的合理学说来实现这一次历史性的文明升级。对于社会治理而言,只有准确定义问题才有可能找到解决方案。然而当时的大多数西方学术著作对工业文明时代社会矛盾的剖析是片面或肤浅的,少数著作准确但不清晰。只有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政治经济学对欧洲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及其根本性缺陷作出了深刻剖析和清晰的界定,使得中国人有机会充分认识工业文明时代的社会特点和主要矛盾,有针对性地开展社会治理,从而完成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历史性跨越,实现中华文明的升级。所以,马克思主义对于渴望了解并合理利用工业文明实现民族发展的中国社会来说无疑是一种幸运。

马克思指出,由于社会生产资料的分配不均,以及自由市场的马太效应,社会财富分配必然会呈现两极化:资产阶级的财富越来越多、无产阶级的财富越来越少。获得更多财富的资产阶级会不断再投资、增加有效供给,而无产阶级越来越少的财富则会抑制有效需求(有消费意愿但无消费能力)。作为主要消费者的广大无产阶级最终将无力购买商品,进而导致周期性的生产过剩,触发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21)这一现象在18、19世纪的原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1.0版)中广泛存在。出于维护社会稳定和与苏东集团竞争的需要,西方国家在冷战期间推出了改良版的市场经济(2.0版):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加大政府开支)与货币政策(增加货币投放量)两大金融工具介入市场,以此创造有效需求、缓解危机。然而,这并没有解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问题:长期通过增加财政赤字(财政政策)和货币超发(货币政策)来创造所谓的“有效需求”,实际上只是通过扩张政府和央行的资产负债来替缺乏购买力的无产阶级付账,并没有真正解决社会两极分化、需求越发收缩的困境。危机只是被推迟了,而且愈发严重。事实上,每一次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扩张,都会加剧财富向有产者集中;每一次试图挽救经济的救市措施,事实上都进一步削弱了无产者的购买力,提高了经济危机这个堰塞湖的水位,把社会进一步推向悬崖的边缘。以西方出现现代货币理论(modern monetary theory,MMT)为标志,诞生于20世纪的市场经济2.0版本实际上已经穷途末路了。

市场经济2.0版的危机从本质上来说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的危机,而且是人类工业文明的整体性危机。现代市场经济从17世纪中叶诞生之后(22),一直以来就是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来定义的。原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1.0版)和改良版资本主义(市场经济2.0版)均诞生于发达的西欧、北欧地区,因为从16世纪重商主义诞生开始,创造现代市场经济并引领工业革命的便是日耳曼人所建立的一系列西欧、北欧国家,以及他们的北美殖民地。(23)如今,市场经济已经成为了全球主要工业国的主导模式——只存在市场主导的比例多少,而不存在有无的问题。全面的计划经济模式随着苏东剧变和苏联解体已经彻底告别历史舞台。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混合经济模式(mixed economy)是当今全球性的共识。因此,市场经济的危机就是人类工业文明的危机。

市场经济本身的马太效应决定了当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结合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后,既掌握物质又掌握公权力、还能够操纵民意的资本,必然会变成无人匹敌、无人约束的垄断力量。这摧毁了市场的自由與公平,并扭曲市场的资源配置,损害经济的健康运行。然而,与推出市场经济1.0版和2.0版的时代不同,曾经引领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老欧洲和北美如今深陷泥潭,即使有改革的想法也缺乏付诸实践的勇气和能力。因此,在人类社会迈向市场经济3.0版的道路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已经后继乏力。与之相反,中国模式下的公权力与民众联合,共同约束资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反而是一套相对而言更加平衡的社会机制,因而拥有更大的潜力。这里面有两点原因:

首先,一个强力中央政府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自由而公平的市场机制。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曾经指出,政府的重要职责就是维护市场的正常运行。(24)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老牌资本力量不仅会凭借其体量优势打击新生力量,也会凭借其金钱势力渗透政治、进行政策寻租。长此以往,越发集中的资本力量实际上会破坏市场规则和公平,阻碍市场出清,并最终摧毁市场经济体系。在这一点上,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遵循了与西方不同的逻辑。正如丰子义所说:“西方现代文明遵循的是资本逻辑,以资本为中心;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遵循的是人的逻辑,以人民为中心。”(25)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决策层,不会被资本或其他利益集团收买。因此,以人民为中心、独立于资本的强势大政府,显然比资本掌控的小政府更有可能恪守中立、站在社会总体利益的立场维护市场的自由公平,并由此帮助市场形成更加合理的资源配置。当资本既不能垄断权力、也不能全面操纵民意的时候,在商言商的他们反而可能专注于市场竞争本身,这将有助于提高经济的运行效率,进而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市场经济的积极效应就在于优化资源配置,通过创造和鼓励激烈竞争实现市场出清,及时对效率较低的市场参与者进行末位淘汰,从而确保经济的长期活力。独立于资本和与民众利益一致的公权力有助于发挥市场经济的积极效应,抑制其消极面的扩张,建立更加健康的市场经济体系。

其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虽然不能完全杜绝两极分化的问题,但是在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上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更大的优势。不可否认,由于马太效应的存在,市场经济模式中的社会财富一定向优质企业集中,这些企业在经济领域被称为核心资产。当核心资产被少数资本力量掌控的时候,企业背后的私人大股东会成为少数受益者;而当核心资产被国家掌控的时候,国家可以源源不断地获得额外的现金流与财富增值。政治力量与资本力量的逻辑不同,它不以财务收益为目标,而是着眼社会的发展和稳定,因此更有动机去给民众进行财富再分配。这一点在中国尤为明显。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庞大的主要经济体,拥有全球最多的企业数量(26),这使得中国经济比世界其他单一市场更接近经济学上的“充分竞争市场”(perfectly competitive market)——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同时,通过建立以市场为核心的资源配置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鼓励企业之间的合理竞争,而激烈的竞争不仅有效提升了经济效率和国际竞争力,而且培育出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本土企业和商业模式。当这些企业与商业模式进入到国际市场,就会展现出压倒性优势。中国的光伏产业、电动汽车产业,以及以Tiktok为代表的互联网产业都是典型案例。

随着市场经济2.0模式陷入危机,全球的工业化进程进入了一个瓶颈期。如果广大无产阶级不能获得足够的财富份额,则经济会长期陷入需求不足的危机(27),导致工业文明无法持续。这也是党中央坚持强调“共同富裕”的根本原因。在工业文明时代,只有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打造一个财富分配相对均衡的社会,才能减小经济波动,避免经济和社会危机,实现人类工业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败,同时关系到党和国家的执政根基以及中华文明的升级。如果不能消化马克思主义,则工业化的进程就难以完成。今日欧美的社会动荡就在于他们作为先发国家率先遇到了这个瓶颈。对于全球各个工业化大国而言,谁能率先突破这个瓶颈,谁就能建立一个更稳定的工业文明社会,在社会效率和公平上都更进一步,由此抢占人类文明下一阶段的发展先机。在这个意义上,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对中国传统思想和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模式的双重超越,关系到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物质基础。

2.思想层面

在思想层面,我们同样需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融合,以此来克服传统农业文明制约下的陈腐观念的束缚,建构发展工业文明所需要的积极的社会观念,推动中国社会实现全面现代化。自清末以来,中学与西学之间的冲突造成了长期的思想混乱,并因此制约了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深刻地意识到了这种文化冲突对于推动社会进步的消极影响,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由此开启了以马克思主义改造传统法儒文明,从文明的高度再次统一和重塑中华文明的意识形态内核,重建中华文明理论阵地的思想创造。

事实上,正是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创造与社会实践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将传统与现代相统一的执政风格。以最突出的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点为例,全球其他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政党,无论是曾经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苏共、南共和东欧诸国共产党,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共、意共、日共等,都不具备类似的强大组织力和执行力。从三湾改编建立红军部队的组织性纪律性,到推行支部建在连上的垂直管理,到最终扩展成共和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结合的民主集中制,这其中不乏对法家思想积极要素的吸收与改造。而确立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则与儒家思想天下为公(28)的政治理念具有一脉相承的性质。如果说上述执政实践与理念反映了传统法儒文明的文化基因,那么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高举的意识形态旗帜则充分体现了执政党鲜明的时代性。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的欧洲工业社会,建立在对人类工业化、现代化发展路径深刻剖析与反思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超越传统法儒文明,不仅是中华文明面对工业化这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进行的迭代升级,也体现了中华文明主动拥抱先进生产力、追求现代化的努力。

众所周知,中华文明在不同历史时期进行过多次意识形态变革。从西周时期的周公旦制周礼安天下(前10世纪),到战国时期的法家变法建立成文法和中央集权制(前4世纪),再到汉代的法儒融合安定中华大一统格局(前1世纪),均是在各自历史背景下与时俱进的思想战略。在当代中国,我们需要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指导思想,通过超越传统法儒文明治理理念,实现意识形态领域的深刻变革。

总之,在意识形态领域,我们必须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站在历史与文明的双重高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社会发展与民族振兴的深刻意义。中华文明是民族与国家的精神命脉和文化标识,只有背靠中华文明,我们才能站稳脚跟;而要在工业文明时代实现国家富强与民族振兴,就必须选择诞生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创有利局面。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既生动展现了中华文明固有的文化自信,又明确宣示中华文明具有包容和学习一切先进思想的开阔胸襟和与时俱进、勇于自我革新的发展智慧。

三、结语

综上所述,两千年来中华文明大一统的观念基础一直是法家思想与儒家思想的结合体,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支撑着中华文明长期屹立在世界舞台。然而在近代,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华夏文明遭遇了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西方文明的严峻挑战,而诞生于西方同时又对工业文明进行了深刻反思和批判的马克思主义,遂成为引领中华文明实现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升级的关键学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黨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29)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曾经因为党内教条主义倾向而遭受重大损失,最终因为选择依据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采取“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策略,才获得了革命的胜利;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期,中国曾经一度学习“苏联模式”,但经过实践检验不完全适应中国国情,最后得出结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要“走自己的路”;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以邓小平同志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为标志,党和国家开始突破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束缚,从中国国情出发开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经济的腾飞。“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30)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反复证明,每一个阶段的成功,都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分不开。(31)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代的历史阶段,习近平同志突出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深刻反映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党对于文化发展之于国家与民族发展的重要意义的认识得到进一步深化。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超越传统法儒文明,引领中华文明实现全面的升级迭代,是新时代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注释:

(1)(14) Fernand Braudel, A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Richard Mayne(trans.),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5, pp.175-176,p.178.

(2)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6.

(3) 梁启超:《儒家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页。

(4) Lucian Pye, China: Erratic State, Frustrated Society, Foreign Affairs, 1990, 69 (4) , pp.56-74.

(5) Martin Jacques,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 Birth of a New Global Order, London: Penguin Books, 2012.

(6)(15)(17) [东汉]班固:《汉书》第1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7、233、233页。

(7)(8)(9) Zhao Dingxin, The Confucian-Legalist State: A New Theory of Chinese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14, p.13, p.14.

(10) 参见石磊译注:《商君书》,中华书局2009年版。

(11)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7页。

(12) Francis Fukuyama,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London: Profile Books Ltd., 2012, p.125.

(13) [西漢]司马迁:《史记》(简体字本)第3册,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101—2102页。

(16)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第2册,中华书局1956 年版,第726—727页。

(18) 张富祥:《韩非子解读》,泰山出版社2003年版,第732页。

(19) Robert C. Tucker (ed.), The Marx-Engels Reader (2nd Edition), New York &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1978.

(20) 李鸿章:《筹议海防折》,载顾廷龙、戴逸编:《李鸿章全集》第6册(奏议六),安徽出版集团、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8年版,第160页。

(21) Karl Marx,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Martin Milligan (trans.), Amherst, NY: Prometheus Books, 1988.

(22) Fernand Braudel,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15th 18th Century, Vol.2: The Wheels of Commerce, Si?n Reynolds (trans.), London:William Collins Sons & Co., Ltd.;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2.

(23)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MA: Beacon Press, 2001.

(24) 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25) 丰子义:《从人的逻辑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民日报》2023年8月30日。

(26) 孔德晨:《市场主体十年净增超1亿户 年均增幅达12%》,《人民日报(海外版)》2022年10月11日。

(27) 参见洪灏:《预测:经济、周期与市场泡沫》,中信出版社2020年版。

(28) 胡平生、陈美兰译注:《礼记·孝经》,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10页。

(29)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3页。

(30)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

(31) 韩庆祥:《全面深入理解“两个结合”的核心要义和思想精髓》,《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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