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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思想源流与实践脉络
双击自动滚屏 发布者:guangminglw 时间:2024-5-2 11:58:21 阅读:5228次 【字体: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思想源流与实践脉络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王伯睿?黄家顺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沃土上孕育和发展起来的现代化,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走出来的现代化。与西方的现代化模式不同,中国式现代化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超越和突破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束缚,在系统把握党全面领导国家经济社会建设基本规律的基础上,紧紧依靠“两个结合”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初步构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精髓在于它既基于自身国情又借鉴世界各国经验,既传承历史文化又融合现代文明,既深刻改变中国又广泛影响世界,展现出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强烈的理论自信、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思想源流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4)03-0028-08

实现现代化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也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矢志奋斗的梦想。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追求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探索和推进现代化道路的历史。“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中国共产党初步构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以此为指导,党团结带领人民成功推进和拓展的中国式现代化展现出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

一、中国式现代化对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发生了从传统经济到现代经济、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从传统文明到现代文明的深刻变化。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荷兰、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先后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开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道路。18、19世纪,欧美发生两次工业革命,以英国、美国、德国等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先后实现工业化,确立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统治地位。但资本主义的自身弊端又使之陷入经济危机、两极分化、政治腐败和社会失序的泥淖,继而带来周期性、全球性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资本主义制度受到巨大冲击。马克思、恩格斯在系统考察16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基础上形成的现代化理论认为,新航路的发现、殖民地的开拓、世界市场的形成等,开启了资本主义社会这个新的社会形态,这是人类社会形态在由原始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演进过程中出现的拐点,标志着人类社会开始摆脱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这一分析蕴含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现代化一般特征的深刻论述,包括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带来物质的极大丰富、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打破落后的思想束缚等。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现代化是“一件可以作为我们19世纪特征的伟大事实,一件任何政党都不敢否认的事实。”(2)马克思主义在肯定资本主义相对于封建社会具有进步意义的基础上,批判性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与隐患,科学地预见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

“大工业生产”昭示现代社会的开启。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现代化生产方式的形成是新的技术社会形态与新的经济社会形态的统一。“自从蒸汽机和新的工具把旧的工场手工业变成大工业以后,在资产阶级领导下造成的生产力,就以前所未闻的速度和前所未闻的规模发展起来了。”(3)正是以蒸汽机为代表的新技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结合而产生的大工业生产,使生产力水平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突破人工劳动和封建社会制度的藩篱、实现经济社会质的飞跃创造了物质条件,使得“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4)资本主义现代化依靠新技术革命,实现了财富积累在量上的增长和在速度上的加快,并迅速瓦解了封建的经济社会结构,推动工业化与城镇化,形成了浩浩荡荡、来势迅猛的世界性现代化潮流。

“世界性”凸显现代化的普遍过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现代化是人类历史发展从地域性的特殊进程转向世界性的普遍进程的过程。在大工业生产方式产生之前,世界各国总体处于相对封闭的经济社会形态,随着生产社会化规模不断扩大,“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5)各国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相互之间的往来以至依赖所代替。大工业生产对充分发掘和使用社会资源、不断开拓世界市场提出了新的要求,“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6)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到之处,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个环节,都被卷入其中。资本主义“首先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7)大工业生产带来新的分工和交往,打破了世界各個民族、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自给自足状态,推动形成世界市场,开创了统一的、整体的世界历史进程。

“双重依赖”滋生出现代性矛盾。生产力前所未有的发展,必然伴随着生产关系的变革与调整。“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8)这就使得“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9)在工业化进程中,人们得以从封建的、宗法的、人身依附的社会关系中挣脱,旧有的思想观念和精神束缚被打破,生活世界和社会关系被重塑,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也随之改变,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群体之间的交流更加频繁,相较于封建社会而言,这些无疑都是革命性的变化。但随着“大工业的机器使工人从一台机器下降为机器的单纯附属物”,工人阶级成为一切“有教养的等级”的奴隶。(10)“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主人的权力。”(11)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开启现代化进程,但“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12),由此导致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无法被克服。商品、货币、资本支配整个市场的交换过程,滋生出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等,带来人的异化、社会断裂和发展失衡等诸多矛盾,导致人的关系被物的关系所掩盖,形成人与物的“双重奴役”。

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发展思想的集中体现,是理解和把握世界现代化和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重要指导思想。但马克思主义“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13),而是要“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14)。中国共产党在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既始终坚持又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

一是锚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任务,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新的科技革命,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格局变乱交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根本矛盾运动出现新特征,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面临其他国家都不曾遇到的巨大压力和严峻挑战。党的二十大深刻把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形势,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面对人口规模巨大、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基本国情和主要矛盾,我国既要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又要推进共同富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既要实现社会整体进步,又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既要高度重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在高质量发展基础上促进物质生活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又要重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遵循自然规律,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相统一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大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既要不断增强文化自信,提升全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力量和文化条件,又要重视百年变局对人类前途命运的深刻影响,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国与世界各国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而这一切目标的实现,都是围绕“人”展开的。“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15)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价值立场,也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生动实践。

二是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是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一项伟大创举。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化,新发展理念指导经济高质量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焕发出更加强劲的活力。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具有原创性、开拓性的理论和实践创新。一方面,我国遵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普遍原理,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尽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总量”;另一方面,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社会主义本质属性,根据中国国情和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探索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实现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突破了市场经济的固化定义和教条主义,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思想。

三是立足创造人类现代文明新形态,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国式现代化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人类现代文明形态的基本内核,更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破解了人类现代化中如两极分化、中等收入陷阱等难题,摒弃了西方殖民扩展的野蛮老路,“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6)。在发展观上,强调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在治理观上,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努力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文明观上,强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开放包容、命运与共的天下情怀。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证明,这条道路不仅走得对、走得通,而且能走得稳、走得好。这既为人类对发展前途命运和社会制度的探索和认识贡献了中国智慧,也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中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

二、中国式现代化对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超越和突破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源远流长、内涵丰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赵靖认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是1840年鸦片战争前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固有的经济思想。(17)由于历史局限,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没有发展成为独立的经济学理论,但其中包含丰富的经邦济世理念和制度,如“食货”“货殖”“平准”等话语表达,“义”与“利”、“本”与“末”、“生”与“息”、“均”与“平”、“公”与“私”、“奢”与“俭”、“开源”与“节流”、“富国”与“富民”等价值取向,对推动中国古代经济长期领先于世界具有重要作用。“农业是全部古代世界的一个决定性的生产部门。”(18) 千百年来,小农经济一直占据中国古代社会的主导地位,农业经济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基础,发展农业经济是养民、富民之源,也是立国、强国之本。由此形成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的农耕文明,这其中包含着系统完整的农业经济思想,体现了中华民族看待自身、看待自然、看待世界的价值立场,生发出富民强国、社会治理、自我修养等一系列思想理念,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天下观、宇宙观、社会观、道德观、文明观等,这些对形成和发展现代经济学理论具有独特价值,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重要思想渊源。

以农为本的重农思想。农乃“天下之首务”。从殷商至战国时期,铁器与牛耕的使用促进生产发展,到秦汉时期国家大一统背景下,农业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从北魏、隋唐时期,兴办水利、奖励垦荒,到宋元时期,南方地区水田耕作技术革新,形成“苏湖熟,天下足”,再到明清时期,创建农业学堂和试验农场等,农业是国家的经济基础和国家治理的根本所在。特别是王朝更迭之际,新兴王朝“都无一例外地要奉行‘农本政策,采取诸如奖励垦荒、解放奴婢、安置流民、分配土地、抑制兼并、兴修水利、轻徭薄赋等重农措施来振兴农业生产”(19)。农业对于百姓生计、国家富强、民族绵延的根本性、基础性功能,已成历代共识。“一夫不耕,民或为之饥;一女不织,民或为之寒”,富民必先“易其田畴,薄其税敛”(20),以农为本是从生存需求出发的最基本要求;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广辟土地,著税伪材”(21),强调“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务,有人之涂,治国之道也”(22),以农为本是社会稳定、政权稳固、富国强兵的根本需要;“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仁政必自经界始”(23),发展农业是“仁政”的要务。历朝历代还把劝农、惜农、恤农等主张贯彻于法令制度。从鲁国“初税亩”,对私田再“履亩而税”,到宋神宗时期推行“青苗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从明神宗时期推行“一条鞭法”,到清康雍时期废除“人丁税”,推行“摊丁入亩”等,“农强则民富、民富则国强”的思想观念固定下来,以农为本思想被进一步制度化。

经世济民的商贸思想。随着铁器及牛耕的广泛使用,粮食产量不断提高,由此产生更丰富的经济活动。先秦時期,诸子百家重视义利、本末、奢俭、富国等议题。为了促进农业发展,保障国家财政收入和经济稳定发展,政府采取一定措施来干预商品经济发展。如主张“轻重御天下”的“轻重论”,即国家通过经济集权,对社会经济进行宏观管控,在部分商品流通和生产领域,利用流通规律直接参与市场活动,把盐、铁、酒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必需品收归为官营专卖;推行算缗、告缗,实行均输、平准等政策,以抑商扶农、丰实财政。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和财政问题也成为国家关注的重点。比如,利用商品价格波动来影响市场,“物藏则重,发则轻,聚则寡,散则多”,就是利用商品供求与价格的关系,“敛积之以轻,散行之以重”。又如,先秦思想家提出“敛从其薄”“助而不税”“讥而不征”“任土所宜”“相地而衰征”“计资而税”等,发展为低税负、差异化征税等理念。唐代杨炎提出“量出以制入”,强调“节其流,开其源”,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财政税收思想。

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上古时期,先贤就有敬天重地的理念。人们在适应自然、改造自然过程中,尊重自然规律,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庄子说,“天地与我共生,万物与我为一”,对资源“取之有时、用之有节”;孔子率先垂范,做到“钓而不纲,弋不射宿”(24);孟子认为,“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25),这些传统生态思想和主张被运用于古代农业实践中。人们合理利用和保护资源,形成了一些维护良好生物链的多层次种养结合农业发展模式,如湖州“桑基鱼塘”等,体现了尊重自然、敬畏天地的生态意识和价值理念。古代朴素而独特的生态思想不断发展,形成了以合天时、地脉、物性之宜为核心的农业生态保护制度。西周《伐崇令》规定:“毋坏室,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26),体现出对资源的保护;“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为之厉而为之守禁”(27),“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专门设立掌管山林川泽的机构,执行政策法令(28);秦国《田律》规定:“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壅)隄水”(29),将生态保护思想固定于法令,指导社会生产活动。

礼德兼济的治理思想。礼治和德治在中国治国理念中占据重要地位。钱穆认为,“春秋时期人们的道德精神,也可以说是一种伦理礼仪精神。”(30)西周初期,周公制礼作乐,整理形成一套以维护宗法制度为中心的礼制体系,奠定礼治与德治的基石。在历代思想家倡导下,这些体现礼德兼治的行为规范、典章制度、礼节仪式,成为古代社会治理模式的思想基础和人们的日常行为准则。“以礼治国”发挥道德规范和制度的约束和教化作用, 所谓“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31)“以德治国”则强调内化于心,注重修身和勤政,发挥道德感化作用和榜样的示范作用。儒家认为“礼之用,和为贵”(32),主张“为国以礼”(33),“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荀子认为,“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不宁”(34),把“礼”作为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重要手段,与德治相互融通、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形成一整套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以促进政权稳固和社会稳定。同时,在具有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农业基础上所形成的农耕文明,富含习礼、尊礼的公序良俗和尊德、养德的道德规范,用来维系人与土地、人与人、人与国家的关系。如北宋《吕氏乡约》倡导“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以蕴含礼治和德治理念的社会规范进行乡村治理,代代相传、沿袭不衰,对维系乡村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其中蕴藏着丰富的经济理念、制度成果和实践探索。包括《管子》《商君书》《论贵粟疏》《盐铁论》等在内的重要论著蕴含独特的经济思想、理念和智慧,不仅对现代经济学理论在西欧的早期形成及其后期发展有影响,还对二战以后日本企业经营管理模式的构建以及美国罗斯福新政时期当代农业基本法的确立等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35)不言而喻,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对于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一是从“治本于农”中得到启示,坚持重农强农。党的二十大闭幕后,习近平第一次外出考察,去了陕西延安、河南安阳看乡村振兴,他一路思考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如何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2022年12月,习近平出席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表明党中央加强“三农”工作的鲜明态度,发出重农强农的强烈信号。他强调,党的二十大在擘画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宏伟蓝图时,对农业农村工作进行总体部署。概括地讲:未来5年“三农”工作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到2035年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农业强国。这是党中央着眼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的战略部署。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对于如何建设农业强国,习近平作出深刻阐述:“我们要建设的农业强国、实现的农业现代化,既有国外一般现代化农业强国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所谓中国特色,就是立足我国国情,立足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农耕文明的历史底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要求,走自己的路,不简单照搬国外现代化农业强国模式。”(36)

二是从“民为邦本”中得到启示,坚持人民至上。“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大智慧。其中丰富的民生观和人本观至今依然闪耀着人文光芒,成为我们党“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历史渊源和文化根基。一方面,坚持人民至上,从“天地之大,黎元为本”“以百姓心为心”“与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谋之”等古训中汲取智慧,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深深植根于人民,不断造福人民,把人民至上理念贯彻到治国理政各方面各领域。另一方面,紧紧依靠人民。习近平引用“能用众力,则无敌于天下矣;能用众智,则无畏于圣人矣”等理念(37),强调人民是党执政的最大底气,要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始终赢得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和坚定支持,把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党和人民的事业中来。

三是从“与天下人同利”中得到启示,坚持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禮记·礼运》阐释“天下为公”的社会愿景,描绘财产全民公有、人人各尽所能的大同社会。孔子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老子主张“损有余而补不足”。历史上,多次农民起义提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辈均之”“等贵贱、均贫富”“均田免赋”“贵贱均田”等口号;太平天国运动明确要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保暖”的社会;孙中山提出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等,都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对建立公平正义社会的向往。财富的创造和分配从来都是国家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一些西方国家在社会财富不断增长的同时长期存在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现象。有的拉美国家收入不算高,但分配差距却很大。习近平引用“国之称富者,在乎丰民”思想,强调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践途径(38),既要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创造和积累社会财富,又要防止两极分化,以合理的制度安排正确处理增长和分配关系,把“蛋糕”做大做好、切好分好,切实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四是从“居安思危”中得到启示,坚持安全发展。习近平多次表示很喜欢苏轼的一句话,“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一个国家、社会和组织面临的主要威胁,往往不是突如其来的重大灾难和变故,而是那些不易察觉、慢慢积累起来的松懈与倦怠。历史上有很多类似教训,唐代开元盛世,唐玄宗却骄傲怠惰、沉溺享乐,终致“安史之乱”;清朝康乾盛世,朝野却得意于文治武功,奢靡腐化、放松吏治,最终走向衰落。(39)习近平多次强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把忧患意识贯穿于经济发展各领域各方面。

三、中国式现代化昭示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建设规律的系统把握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入侵和封建统治腐败使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自1921年成立以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推进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实现现代化,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宏伟目标。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开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新纪元。党成立之初,就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党的一大提出“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的目标(40),1922年7月,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深刻分析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所造成的经济落后状况,“中国一切重要的政治经济,没有不是受他们(帝国主义)操纵的。又因现尚停留在半原始的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的经济基础上面,工业资本主义化的时期还是很远”(41),外国资本家在中国开办工厂、开采矿山、开设银行,攫取中国的经济资源,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严重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经过28年浴血奋斗,党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战胜经济方面一系列严峻挑战,稳定物价,统一财经工作,完成土地改革,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党的八大根据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形势,提出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努力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领导人民开展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尽管八大形成的正确路线未能完全坚持下去,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式现代化成败的关键一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借鉴世界现代化历史经验,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制定到二十一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率先突破,到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铺开,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同时把对外开放确立为基本国策,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变。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先后超过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日本,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出口国,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坚持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在已有基础上继续前进,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转向高质量发展。从2013年至202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从59.3万亿元增长到121万亿元,年均增长6%以上,稳居世界第二位,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比重从12.3%上升到18%以上,对世界经济增长年平均贡献率超过30%。粮食产量连续20年丰收,2023年达到1.39万亿斤,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稳、端得牢。形成超4亿的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具成长性的中等收入群体。2013年至2022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23.8万亿元增长至44万亿元,稳居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第一大网络零售市场和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外贸规模连续6年保持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民营企业年度进出口规模占比首超50%;2020年货物和服务贸易总额首超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从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初步构建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全面深入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发展、本质内涵、中国特色、重大原则、创新价值和重大意义,为新时代新征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南。

四、以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为指导开辟理论创新和实践创造新境界

回顾百年历程,党之所以取得伟大成功,根本在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习近平特别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最鲜明的特色来自“两个结合”:“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定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42)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紧密结合的有机整体,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之中,这一基于当代中国实际和全球现代化理论发展的重大创新成果内涵丰富、体系完备、意蕴深刻。

一是把握主题主线:高质量发展。从“发展是硬道理”,到“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是发展理念的变革、发展思维的创新,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遵循。“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動高质量发展”,既是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理论与实践创新,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思想内核和精髓要义。高度重视发展,就必须不断探索和思考什么是更好的发展、如何实现更好的发展。新发展理念是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基础上形成的根本性、规律性认识,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原创性、突破性理念,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2015年,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新发展理念贯穿发展全过程全领域。2021年,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专题研讨班上指出,要根据新发展阶段的新要求,坚持问题导向,更加精准地贯彻新发展理念,切实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推动高质量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推进高质量发展,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2022年10月,习近平在二十届一中全会上指出,全党要聚焦实现高质量发展这个主题,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把新发展理念贯彻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着力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

二是把握内涵本质: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中国特色是指摈弃了西方两极分化的、以资本为中心的、物质至上的、以破坏自然为代价的、对外扩张的现代化老路,展现的是一条以人民为中心的、走向共同富裕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和平发展的现代化新路,这幅现代化新图景就是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基于中国特色,必须准确把握其本质要求:第一,“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两个坚持”强调领导力量、发展方向、根本性质,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最本质特征和最显著优势。第二,“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强调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达成的具体目标。第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人类现代化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和全球价值。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必须牢牢把握以下重大原则: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确保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方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独立自主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使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坚持深化改革开放,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不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不断增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动力和活力,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坚持发扬斗争精神,全力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困难和挑战,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中国特色、本质要求、重大原则相互贯通、内在融通、彼此联通,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

三是把握战略部署:两步走战略与强国建设。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43)这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联系,进而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科学完整的战略部署。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的战略安排是分两步走: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四是把握科学方法论:“六个必须坚持”。“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总钥匙”(44),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要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六个必须坚持”是一个完整、系统的整体,是做好一切工作的“金钥匙”,是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方法论。坚持人民至上,才能凝聚起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力量;坚持自信自立,才能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坚持守正创新,才能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发展,以新的理论指导中国式现代化新的实践;坚持问题导向,才能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坚持系统观念,才能不断提高战略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等能力,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中国现代化提供科学思想方法;坚持胸怀天下,才能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新选择,为人类探索未来更加美好的社会提供新方案。

注释:

(1)(43)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2、21页。

(2)(4)(5)(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9、36、37、34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55页。

(6)(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4、679—680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8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4页。

(11)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87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

(13) 《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1页。

(14)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页。

(15)(16)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407、483页。

(17) 赵靖:《中国经济思想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12页。

(18)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44页。

(19) 吴运生:《论中国古代的重农思想》,《长沙水电师院学报》(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第1期。

(20) 焦循撰:《孟子正义》卷27《尽心上》, 沈文倬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912页。

(21) 吴毓江撰:《墨子校注》卷12《公孟》, 孙启治点校,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703页。

(22) 黎翔凤撰:《管子校注》卷15《治国》, 梁运华整理,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927页。

(23) 焦循撰:《孟子正义》卷10 《滕文公上》,沈文倬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48页。

(24) 刘宝楠撰:《论语正义》卷8《述而》,高流水点校,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76页。

(25) 焦循撰:《孟子正义》 卷2 《梁惠王上》, 沈文倬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4—55页。

(26) 刘向撰:《说苑校证》卷15《指武》,向宗鲁校证,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78页。

(27)(28) 孙诒让撰:《周礼正义》卷31,王文锦、陈玉霞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198、1204页。

(29)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6页。

(30) 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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