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相与分殊：张承志与鲁迅关系重审

雷晓楠?王毅

摘要：张承志也许是最难以言说的一位当代作家。从早期响彻文坛的小说《黑骏马》到最近散文集《三十三年行半步》，张承志所表现出的一贯、坚决、特立独行，使得他在当代文坛中的存在显得既简单又复杂。不管是张承志自己还是学术研究界，一直将其与鲁迅进行比对。鲁迅的确对后代作家持续地产生影响，而张承志可能是最值得关注的一个经典案例。两位作家在孤独、决绝和坚韧方面极具相似性。这在革命话语、知识分子同行、日本体验、价值信仰等重要方面均有涉及。不过，这些相似性最终在对底层民众的态度、传统文化的评估、终极形而上问题的思考等更深层次上，两人实则相背而行。

关键词：张承志；鲁迅；文学；比较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24）03-0108-06

在中国现代文学文化史上，鲁迅从来都是一个极端的形象。从“现代圣人”“最硬的硬骨头”，到学术界爱恨交织的评价：“片面的深刻”“深刻的片面”等等。鲁迅形象中一贯的坚韧、孤独、决绝，在他身后成为很多后来者的精神支撑。张承志是其中一个，而且很可能是最极端的那一个。张承志与鲁迅的有关话题虽然并不新鲜，但这种关系的独特性甚至极端性——当一个极端碰上另外一个极端，却值得深入分析。

张承志最早提及鲁迅的文章，是写于1988年的《静夜功课》：“墨书者，我冥冥中信任的只有鲁迅。”（1）写于同年的另一篇散文《芳草野草》中，张承志再次提及鲁迅的《野草》：“我第一次不是读者，而是将心比心地感到了他的深痛。”（2）这种共鸣出自张承志当时的处境与心理——“不会有一个人与你同行的”（3）。当时，张承志在文坛饱受非议，鲁迅之于张承志而言，是战友、导师、精神上的援助者，他在鲁迅的孤绝与勇敢中获得了力量，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道路选择。

那么，张承志为什么会选取鲁迅作为自己的精神救援？他与鲁迅的精神共鸣体现在何处？鲁迅到底为张承志提供了怎样的精神参照与思想资源，而二者看似相同的取道与姿态中又存在哪些本质上的差异？

一、“革命”的借力：张承志如何选择鲁迅

中国自五四前后开启了走向现代化的文化历程起，时至今日，鲁迅始终是现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中无法绕过的巨大存在。他对于启蒙的思索、对于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对于民族国家命运的关注、对于人之生存困境的揭示等等，始终是文学创作者与研究者不可回避的话题。孙郁认为：“无论你赞扬还是否定，实际上，人们没有谁能够离开鲁迅直面的价值难题。这便是当代中国文人的宿命，我们被困在了这漫长的历史的隧道里。在中国人精神的现代化之旅的进程中，一代又一代的人，都不约而同地与鲁迅相遇了。”（4）鲁迅作为“荷戟的战士”，直面惨淡人生的勇敢与坚定使之成为众多知识分子的精神楷模。但值得注意的是，鲁迅的形象与地位实则存在一个“自塑”与“他塑”的过程。这一过程分为五四时期、左翼时期和延安时期三个阶段。（5）在不同阶段及社会文化语境中，鲁迅形象的建构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便意味着鲁迅形象的多维性与复杂性。总体而言，鲁迅与20世纪的中国革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他的启蒙者形象及其批判性与革命性的肯定已成为学界共识。追溯根源，早在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就已经将鲁迅形象与地位推到了相当高的位置：鲁迅是五四以来“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6）由此，鲁迅的革命性、权威性得到确立，并在此后长时间成为集正确性、革命性与安全性于一体的符号化存在。

张承志所处的1990年代，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大转型，文化商品化成为资本进入后的必然趋势。多元的社会选择与价值立場打破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原有的公共空间与精神共识，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出现严重的分化现象。昔日的人文理想与精神追求在资本的冲击下跌落神坛，张承志对此颇感不适。他在1993年“人文精神”大讨论中，直接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价值选择，指责王朔的“痞子文学”是用北京土语写作的一种宣扬即使当亡国奴也要先吃喝玩乐的哲学。在多数人选择拥抱新的、更加多元的文化与价值追求的90年代，张承志依然坚持着昔日的道德理想主义情怀。他对知识分子的异化表达出强烈的愤懑之情：“一个像母亲一样的文明发展了几千年，最后竟让这样一批人充当文化主体，肆意糟蹋，这真是极具讽刺和悲哀的事。我不承认这些人是什么作家，他们本质上不过是一些名利之徒。他们抗拒不了金钱和名声的诱惑，是因为他们没有抗拒的愿望与要求。其中一些人甚至没有起码的荣辱感、是非感，只要自己能捞到利益，哪怕民族被侵略，祖国被瓜分也不会在意。”（7）如此激烈地抨击异己的文坛作家，加之对母族宗教信仰的强烈推崇，张承志让自己陷入孤立无援的艰难处境，承受着“对自己的‘类的孤立的自信和无力感”的折磨。在这样的艰难处境中，他通过对鲁迅的阅读，在其激烈之中感受到一种“类病的忧郁和执倔”，并认为这种个性表现及情绪体验与自己的经历感受极其相近。作为一个始终心怀革命理想的作家，面对鲁迅这样一位被推至极致的“革命家”，“革命情结”早已成为二者之间一种潜在的天然联系。在《清洁的精神》中，张承志写道：“鲁迅一定深深地体会过无助。鲁迅，就是被腐朽的势力，尤其是被他即使死也‘一个都不饶恕的人们逼得一步步完成自我、并濒临无助的绝境的思想家和艺术家。”（8）从鲁迅激烈阴郁的文字中，张承志读出了某种“有苦难言的滋味”，并认为其原因在于鲁迅肩负着对国家的沉重责任感，不愿与同时代以轻松闲适为文风的作家为伍。这些境遇与张承志对当代文坛的批判不谋而合。于是，面对市场经济影响下的文人学者对昔日理想主义与人文精神的放弃（张承志如此认为），他以笔为旗，决心像他心中的鲁迅一样进行坚决地抵抗与对战。

张承志在鲁迅的文学与思想中，不止看到了孤绝与沉重，也看到了孤勇与力的精神。他“对鲁迅的热爱是一种精神气质之间的相似而产生的深沉吸引”（9）。鲁迅的文学始于“黑暗”，他在绝望的黑暗中寻找希望，以笔为“匕首”，以一个战士的姿态对抗社会与时代的不公与不义。早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便呼吁摩罗式“精神战士”的诞生，他们象征着生命的强力，具有健全的精神和超强的反抗能力。在鲁迅眼中，拜伦一般的摩罗式“精神战士”与尼采笔下的“超人”具有着相类的气质，他们坚持“不克厥敌，战则不止”（10）的斗争精神，在与外界的对抗中焕发出蓬勃的生命活力。在对鲁迅的精神探索中，在与鲁迅相类的处境与感受中，张承志很自然地被鲁迅主张的“力的精神”吸引，由此为孤立无援的自己找到了更有力的支撑。

然而，张承志所借力的鲁迅实为被建构的鲁迅形象的一个侧面——“革命鲁迅”。这是张承志主观选择的结果，是张承志内在“革命情结”的投射。他所强力维护的，实为昔日革命理想的余波。在汹涌的商业化浪潮中，张承志的选择显然“不合时宜”，但张承志自己理解的鲁迅，无疑成为他据以坚守的稳固磐石。此后的创作中，张承志持续地表达着对鲁迅的关注与共鸣，并以之为参照为武库，不断择取新的精神资源与思想支撑。

二、知识分子的真与伪

以“异端”姿态逆流而行的张承志，对90年代中国社会转型以来知识分子的异化始终保持批判甚至战斗的态度。鲁迅对知识阶级的批判于是便成为张承志批判当代中国异化知识分子的重要参照。在《再致先生》中，张承志特别借用了鲁迅“伪士当去，迷信可存”的说法。在张承志看来，知识分子如果丧失了对社会和权力的批判性，便是鲁迅所说的“伪士”。他们“以权威成了规矩方圆，成了一种体制。他们愈多地晋升为中国文化之大师，这个文化便日益萎靡无望。更有吹鼓手充当宣传机器，上下师承，汇为一党”（11）。这类人会使一种病态的社会传统持续留存，“一种实用、冷漠、毫无大义的气质，会稳定地统治中国人”（12）。“迷信可存”则是就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而言。随着历史的不断演进，科学主义成为促进人类生产生活发展不可或缺的存在，對科学的过分崇拜使人们将传统文化与宗教信仰视为“迷信”，这种实用主义的价值观使人忽略了形而上精神层面的追求。通过对鲁迅这句话的借用，张承志表达了他所理解的知识分子的立场与职责，强调精神信仰对知识分子的重要意义。这为后来张承志所秉持的宗教信仰埋下了伏笔。

鲁迅对中国知识阶级（主要是人文知识分子）确曾有过批判甚至对战。他既不赞同国粹派的“复古”，也不屑于现代评论派的“崇洋”。在鲁迅看来，胡适等整理国故、于象牙塔中专心读书的主张是对社会现实的无视与逃避；他也憎恶那些打着西方自由主义的旗号、自诩“特殊智识阶级”的现代评论派及其对权势的依附，甚至将这些“文人雅士”与“正人君子”排除在知识阶级之外。鲁迅曾对真伪知识阶级做过具体描述：“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像今天发表这个主张，明天发表那个意见的人，思想似乎天天在进步；只是真的知识阶级的进步，决不能如此快的。不过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13）假知识阶级即为“伪士”。真的知识分子永远要承受身心的痛苦，他们要时刻关注现实社会中的种种问题，保持思想的独立性与批判性，甚至会因为敢于说真话而面临可能的牺牲。这是鲁迅心目中的知识分子理想人格表征，也是他一生践行的立身处世之原则。

张承志在鲁迅对“伪士”的批判中获得了精神的共鸣，并以此作为他批判异化知识分子的思想参照。他也认同于鲁迅对知识分子理想人格的论述。在张承志心中，真正的知识分子应当站在底层人民的立场，将知识与实践相结合，站在权威与体制的对立面，心怀大义，保持思想的独立性与批判性。同时，还应具有形而上层面的精神追求与信仰。在对真伪知识分子的判定及对“伪士”的批判上，张承志确实表现出与鲁迅的高度相似。但正如他对“革命鲁迅”形象的主观选择一样，在看待和处理知识分子这一复杂问题的态度上，他也仅仅是以自己先在的价值体系和底层立场为前提，主观选择和援引了鲁迅对知识阶级的部分论述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与立场。事实上，在看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鲁迅的态度远比张承志所援引的论述及张承志本人的态度更加复杂和深刻。

对真伪知识阶级的区分实为探讨知识分子问题的前提，但无法覆盖这一问题的全部。鲁迅的深刻在于他对知识阶级内部问题的剖析与思考，以及他对知识分子自身弱点与问题的理解甚至同情。同时，他对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关系也保持着清醒理性的认知。鲁迅对知识分子问题的思考是多维的，对知识分子的情感态度是复杂的，绝非简单的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价值判定。

鲁迅清醒地认识到，纵使是真的知识分子，也难免会因思虑太多导致行动的犹疑、迟缓。在鲁迅看来，知识分子有思想，因着这思想便能够明辨利害是非，于是很多事情便难于实行了。（14）他并没有就此展开对知识分子的强烈批判，而是表达出某种无奈与同情。此外，鲁迅也对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关系充满警惕。他虽然反对知识分子脱离民众，但也告诫知识分子不要成为大众的帮闲：“主张什么都要配大众的胃口，甚至于说要‘迎合大众，故意多骂几句，以博大众的欢心。这当然自有他的苦心孤诣，但这样下去，可要成为大众的新帮闲的。”（15）这无疑是对知识分子失去理性、盲从大众、流于庸俗的警醒。对政治、商业、权势、民众均保持距离，是具有独立人格与思想的知识分子应有的立场选择，也是其保持理性批判意识的前提。这正与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品格相吻合。由此，足见鲁迅思想的前瞻性与深刻性，而这正是张承志与鲁迅批判知识阶级的共相中存在的分殊。

三、日本体验的经历与言说

1983年5月至1984年6月，张承志赴日本东洋文库进修。1990年11月再赴日本，并在此后两年以日文写作出版了《红卫兵时代》《从回教看中国》《殉教的中国伊斯兰》三本著作。1993年4月至1994年初，任教于日本爱知大学法学部，带领学生进行“六十年代的世界与青年”讲座研讨。2006年再次赴日，居留两月，进行日本历史文化考察，后结集出版散文集《敬重与惜别——致日本》。人生不同阶段中的日本求学、工作、生活经历，其中不同的身份境遇，这些都使得他的日本体验更加丰富和复杂。他在《敬重与惜别——致日本》的终章如此表达：“每逢与日本人相逢，总抑制不住——想即席清算甲午的屈辱、南京的虐杀；而每当和中国人谈及日本，又总控制不能——要滔滔讲解樱花的凋落、茶道的心境。和日本人交谈，往往只因一句对中国的失礼之语，便勃然大怒推案绝交；人有两面，和国人清谈时，又对中国恨铁非钢咬牙切齿，滔滔批判中，引用的净是日本的例子。”（16）他一面认同日本不断进步与发展的文化成果，另一面又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行为无法释怀。这种“既爱又恨”的复杂心理始终缠绕在张承志的日本体验与书写之中。

中日两国复杂的历史问题及对日态度始终是中国现当代许多作家不得不面对的难题。张承志也面临这样的困境，同样有着日本经验的鲁迅便再次成为张承志最适宜的参照。进入新世纪，张承志依然没有停止对鲁迅的关注，并于2002年写作《鲁迅路口》记录了他重游绍兴的见闻与思考。在人流拥挤的鲁迅故居门口，张承志发现“从鲁迅家的大门口迈步，左右转两个弯，隔一两条小街，原来三百步之内，就是秋瑾的家”（17）。而徐锡麟家所在的“东浦镇就在眼前，公路水路都不消一阵功夫”（18）。由此张承志展开了对这三位居住地相邻的同期留日学生之关系的猜想，并对鲁迅留学日本的经历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展开新的思考。将秋瑾、徐锡麟这两位革命者与鲁迅的联系，作为探究鲁迅日本经历及文学创作的切入点与关注点，背后其实是张承志对“革命鲁迅”形象的借力与思考。或者更确切地说，张承志心中的鲁迅一直都是那个被建构并被推向极端的“革命家”形象。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曾明言自己弃医从文的原因，如幼年遭遇家庭变故，留学日本期间经历的“幻灯片”事件以及《新生》杂志的停办等。这些也已成为学界认知鲁迅创作缘起的共识与定论。同样有着日本访学经历的张承志则在这些共识的基础上，依据自身的留日经历及感受，又进一步挖掘了鲁迅留日经历对其选择文学道路的影响。

他首先将关注点放在了鲁迅与同期留学的秋瑾、徐锡麟的关系上，认为鲁迅的文学创作实有对“看杀”秋瑾、徐锡麟等留日同乡的悼念与忏悔。张承志认为，正是这场留学造就了文学的鲁迅，日本刺激的因素是鲁迅产生伟大作品的关键，鲁迅的文学创作也是对自身日本经验的某种清理。他例举徐锡麟被清兵剖心是鲁迅《狂人日记》中吃人行为的直接引子：“从盘古开辟天地以后，一直吃到……吃到徐锡麟！”（19）而在《药》中，秋瑾被写作了坟墓中的主人公：“买人血馒头吃的民众，是围观同胞被当成间谍处死的民众的延长。”（20）在张承志看来，“抛开徐、秋二同乡的影子，很难谈论鲁迅文学的开端”（21）。鲁迅“是在小说里悄悄地独祭，或隐藏或吐露一丝忏悔的心思”（22）。而《范愛农》则是鲁迅对留日旧事的清理，也表明了“自己拒绝激进、拒绝暴力的文学取道”（23）。

如果单独以鲁迅研究而言，这种阐释未必不是一种理解，但很显然，张承志所关注和真正试图了解的是鲁迅看待革命和革命者的态度及其本身的革命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张承志并未真正留意鲁迅对日本这个国家的态度、与日本生活和文化体验相关的书写与情感表达——照理这些才应是张承志自己处理其日本体验及复杂情感态度更有效的参照内容。鲁迅虽然没有系统文字谈论日本，但他“主要不是在中国—日本这两个国家两个民族的矛盾和利害关系的框架中来感受评判日本，他是立足在近代日本的急速发展和强盛的现实上，来观察和理解日本的。这样的角度，使鲁迅容易更多地感受到日本实现快速转型发展的正面现实，寻找其背后的原因，尤其是日本民族的出色的富有个性的一面”（24）。因此，鲁迅对日本的态度多是正向的，他将日本作为中国的参照，主张中国通过学习外国的长处以克服自身积弊：“即使并非中国所固有的罢，只要是优点，我们也应该学习。即使那老师是我们的仇敌罢，我们也应该向他学习。”（25）

张承志似乎永远绕不开自身心结：“留学日本是一件使人心情复杂的事。留日体验给于人的心理烙印，有时会终一生而不愈。”（26）在张承志看来，“留学日本，宛如握着一柄双刃的刀锋。大义的挫折，文化的沉醉。人每时都在感受着，但说不清奥妙细微。这种经历最终会变成一笔无头债，古怪地左右人的道路。无论各有怎样的不同，谁都必须了结这笔孽债。”（27）在这种感受的刺激下，张承志寻找着他对日本体验的了结和处理方式。他看到了陈天华的了结方式，也看到了周作人的了结方式，这二者一个得到了日本人的尊重，一个得到了日本人的重用，但这都不是与张承志最切近的处理方式。鲁迅“用高人一等的作品，以一枝投枪的姿态，回答了那个既侵略杀戮又礼义忠孝，既野蛮傲慢又饱含美感的文化。他成功了；他以自己的一生，解脱了那个深深刺激过他的情结。”（28）鲁迅的这种超越态度正是张承志认同的处理方式，他在之后的精神之旅中试图如鲁迅一般，以文学的方式去书写和总结自身的日本体验，尽可能客观地看待日本的历史与文化，但他终究无法对历史释怀，也无法超越他过于主观的、个人化的情绪体验，这就是他在对日本表达了敬重的同时也表达了惜别之情的原因。

四、信仰的缺失与价值确认

1991年鲁迅诞辰110周年，张承志从自身的阅读体验与理解入手写作《致先生书》，提出对鲁迅的一种“把握”。他写道：“由于参照的必要，十余年来我一直寻求参照，但大都以失望告终……我坚信，我读着《野草》、《故事新编》、《药》、《伤逝》、《故乡》、《狂人日记》这几篇时，我相信有了一种把握。”（29）张承志在文中探析了有关鲁迅的三个重要问题：一为鲁迅的无大作品；二为鲁迅作品是否缺乏文学性，并延伸为“究竟什么是文学”的追问；三为鲁迅对“吃人”的孔孟之道的反叛与否弃。他试图由此理解鲁迅，揭示其在当代中国的意义与价值。

在张承志看来，鲁迅之所以没有写成一部大书作为代表作，在于他“对祖国大前途的沉重责任逼着他的文章不得不理论化与学术化”（30）。在这里，张承志虽然认为鲁迅作品缺乏文学性，但他并未因此否定鲁迅的文学才能，而是通过列举鲁迅几部重要的小说作品，肯定其创作才能——《狂人日记》体现了鲁迅的现代主义能力，《故事新编》体现其变形力，《伤逝》体现其“基本小说”的创作能力，《故乡》通过闰土形象的塑造表现其心底充盈的深情……鲁迅并非不具备书写人生大作的才能与思想，只是他肩负着一份责任感与使命感，又不愿与同期以轻松闲适为文风的作家为伍，缺少创作一部大书的余裕与宁静心境，而这种无法表白自己能力的苦涩，也成为鲁迅文章阴郁沉重的原因之一。

张承志认为看破孔孟之道的鲁迅钩沉古史并不能自救：“痛知中国文化之毒，苦无中国自救之理，又憎恶形形色色的媚外媚洋，而自己最终又不得不向中国这无限的存在物求活——宛如魔圈，宛如鬼墙，先生孤身一人，自责自苦，没有答案。他没有找到一个巨大的参照系。”（31）张承志对鲁迅作品的共鸣，源自他自以为的与鲁迅相似的精神处境，因此他对鲁迅处境的分析实则也是对自身处境的分析与反思。张承志也曾返身求诸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屈原、聂政、专诸、许由这些在张承志眼中象征着高洁美好的中国古代忠诚侠义之士，也曾让他迷恋和推崇。但这种具有美化意味的历史想象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他的精神困境——他需要一个更大的参照系。而这个参照系，在张承志的心中即是具有永恒性与超越性的信仰之存在。可见，张承志在后期投身与书写宗教信仰，是有他将鲁迅与自己予以对比的潜在背景，而且是以鲁迅的信仰缺失为基础的。

在张承志心中，信仰的重要性不亚于生命，他对信仰的重视与认同成为他精神层面无法遮蔽的存在，这种对信仰的肯定与推崇也渗透在他的文学写作中。作为写作者，为自己所坚守的宗教信仰之意义与价值寻求合法性依据，便成为他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由此，通过对鲁迅精神处境的探究与分析，张承志引出了信仰的必要性——他所推崇的信仰是其母族的宗教信仰。他在《离别西海固》中坦言：“在1984年冬日的西海固深处，我远远地离开了中国文人的团伙。他们在跳舞，我们在上坟。”（32）在这样的情况下，张承志若想在文化界获得认同并非易事，而他对其宗教信仰的过分推崇更成为不被理解的过激行为。但是，通过对鲁迅精神处境的否定性分析，张承志自然而然地将解决困境的方式导向了精神信仰，肯定了信仰的价值与意义。这样的思考与表达使得张承志事实上将自己与鲁迅捆绑在一起，一方面因为鲁迅而使得自己易于理解和接受，另一方面更进一步确证了信仰之于国人和自己的意义。

从这个角度看，鲁迅之于张承志，不止是精神的救援与加持，还是张承志自我精神困境的选择性投射，因此，他对鲁迅的解读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张承志所理解的鲁迅“自责自苦，找不到出路”，但事实上，鲁迅的思想与文学创作始终有他坚定明确的道路与指向。张承志将母族宗教作为人道主义的精神信仰加以推崇具有强烈的主观意识，甚至无可避免地显现出某种偏执。这与鲁迅直面惨淡人生、于现实的绝望中坚决反抗的执着精神并非同道。张承志只是巧妙地借用了鲁迅的身份与威权，以强调自己看重的宗教信仰之意义与价值。

五、鲁迅与张承志：似是而非的比较

将鲁迅作为思想资源与精神参照，张承志获得了有力的精神救援。但事实上，张承志对鲁迅的理解中，饱含着张承志强烈的主观投射，乃是一种“六经注我”式的鲁迅阐释，其中夹杂着大量对自身处境与思想状况的分析与思考，更是借用鲁迅以强化自身立场选择的精神加持。

首先，张承志与鲁迅虽然都关注底层与弱者，但鲁迅对底层人民的情感除了悲悯还有批判，即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以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对启蒙与解放的追求为基点，以“立人”为目的，通过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引起疗救的注意”。这就决定了鲁迅所关注的是每一个“个体”的生存与精神状况，他不谈论宏大抽象的集体概念。而张承志则标榜“为人民”的写作立场，“人民”在他这里是一个抽象笼统的群体概念，且并未覆盖政治意义上的“人民”全体——其实更多的是指内蒙古草原的牧民、西海固底层的回民、新疆天山南北的少数民族。张承志自称“人民之子”，将人民视作“母亲”。在革命阶级情感基础上，他对底层人民无条件地认同与崇敬，完全颠倒了知识分子与人民之间启蒙与被启蒙的角色关系。

其次，面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文化精神危机，鲁迅主张“别求新声于异邦”，以“立人”为救国之本，希望通过“异邦”之声唤醒国人的生命意识与战斗精神。张承志则返身求诸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描摹屈原、专诸、聂政、许由等中国古典人物之事迹，提炼出以“信义廉耻”为要义的“清洁的精神”，将其视为人之追求。他认为中国古代是“神话般的、唯洁为首的年代”（33）。这毫无疑问将古代社会和文化过于理想化了。“洁，几乎是处在极致，超越界限、不近人情”，是“古中国关于人怎样活着的观点”。（34）这种对古代社会的美化及对古典精神的推崇实则是一种现代性精神的收缩与回退。回望过去或者展望未来，实际上都是对当下的手足无措。张承志没有选择向外看以寻求解决之道，也没有继承和认同鲁迅这一思想主张，这与他的成长经历及所受教育导致的思想精神的凝滞性有很大关系。从小受到传统教育，经历文革、上山下乡运动等，整个国家都处于封闭状态，这也造成了张承志精神世界的封闭与萎缩。当世界打开在他面前时，他反而产生了不安与抵制之情。

最后，鲁迅具有强烈的怀疑精神与现实主义精神。他在《影的告别》中写道：“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35）鲁迅不回望过去，也不幻想未来，而热切地关注当下，这正是他强烈的现实精神之体现：始终坚持直面惨淡的人生，以孤绝的姿态反抗绝望。与此不同，张承志选择了皈依宗教，也就将精神危机及其解决的希望寄托于宗教信仰。这很难说不是对现实困境的逃避，一种极其无力的消极选择，而这也正是执着于宗教信仰的张承志自己难以觉察的局限所在。

注释：

（1）张承志：《静夜功课》，《绿风土·错开的花》，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140页。

（2）（3）张承志：《芳草野草》，《荒芜英雄路·清洁的精神》，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19、19页。

（4）孙郁：《当代文学与鲁迅传统——作于鲁迅逝世六十周年》，《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第5期。

（5）禹权恒：《建国之前鲁迅形象的多维建构和递嬗》，《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6）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7—698页。

（7）参见邵燕祥：《“精神圣徒”张承志抨击文坛堕落》，《法制与新闻》1994年第4期。

（8）（33）（34）张承志：《清洁的精神》，《荒芜英雄路·清洁的精神》，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408、397、397页。

（9）马海波：《精神的引力——从张承志关于鲁迅的三篇文章谈起》，《绍兴鲁迅研究》2015年第1期。

（10）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4页。

（11）（12）张承志：《再致先生》，《以笔为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39、39页。

（13）（14）鲁迅：《关于知识阶级》，《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3、224页。

（15）鲁迅：《门外文谈》，《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4—105页。

（16）张承志：《敬重与惜别——致日本》，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288页。

（17）（18）（19）（20）（21）（22）（23）（26）（27）（28）张承志：《鲁迅路口》，《一册山河·谁是胜者》，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223、224、230、230、230、230、231、226、232—233、233页。

（24）潘世圣：《鲁迅的日本观——鲁迅体验和理解日本的主要内容及特征》，《浙江学刊》2004年第3期。

（25）鲁迅：《从孩子的照相说起》，《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2页。

（29）（30）（31）张承志：《致先生书》，《荒芜英雄路·清潔的精神》，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74—75、76、78页。

（32）张承志：《离别西海固》，《荒芜英雄路·清洁的精神》，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211页。

（35）鲁迅：《影的告别》，《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