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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丽对宋朝认知轨迹与宋丽关系的变迁 ​
双击自动滚屏 发布者:guangminglw 时间:2024-5-2 12:08:40 阅读:890次 【字体:

高丽对宋朝认知轨迹与宋丽关系的变迁


关键词:高丽认知


张弛

摘要:高丽王朝虽然在地理上与两宋并不接壤,但它在宋朝建立后不久便与之建立了朝贡关系。然而,受辽、金等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先后兴起的影响,宋丽关系发展十分微妙。高丽对宋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统治合法性的来源,到抗辽的潜在盟友,再到汲取先进经济文化的对象的复杂过程,宋丽关系也因之“三立三绝”。高丽对宋的认知之所以数度变化,背后有其国内政局变动、宋朝对丽政策以及东亚地缘格局演进等变数的影响。不过确定的是, 高丽对宋文化上的认同与向往,支撑着高丽在相对困难的条件下依然不断寻求与宋建立联系,使宋丽关系断断续续地维持了二百余年。高丽基于对宋认知的变化而及时调整对外政策的举措不仅维护了本国的安全与利益,促进了宋丽之间的贸易繁荣和文化互鑒,而且给后世韩国务实外交思想的确立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关键词:高丽;宋朝;认知;宋丽关系;三立三绝

中图分类号:K3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4)03-0114-06

建于十世纪初的高丽王朝(918—1392,以下简称“高丽”)是朝鲜半岛历史上与周边国家往来较为频繁的朝代之一。高丽存续的时间对应着中国从五代到明初的四个半多世纪。其中,宋朝(包括北宋与南宋)是与高丽维持国家交往最久的中国朝代。宋丽之间尽管并不接壤,但两国始终保持了密切的交流。不过,受辽、金等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压力以及两宋对高丽政策调整的影响,高丽对宋朝的认知亦数度变化,两国关系曾“三立三绝”。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国家的利益并非天生固有,而是由共同观念建构而成(1),强调认知等观念因素对国际关系变化的影响。因此,宋丽关系的变迁与高丽对宋的认知有着密切联系。诚然,迄今为止,国内外学界对于宋丽关系的研究已然形成了一批较为扎实的成果(2),但这些研究多是从地缘政治、权力对比等角度来解读宋丽关系的变化。而从高丽对宋认知出发来审视宋丽关系的发展进程,阐释两者间相互关系的成果较少。有鉴于此,本文立足前人研究成果,以高丽对宋朝的认知轨迹为脉络来回顾宋丽关系的发展历程,揭示认知因素之于宋丽关系的影响,以期对这段历史有一层新的理解。

一、高丽对宋的认知变迁与宋丽关系的“三立三绝”

(一)统治合法性的来源与宋丽关系的第一次“立绝”(962—994)

高丽建国的时间早于北宋40余年,在与北宋建立朝贡关系之前,高丽曾向五代后唐、后晋、后周等朝遣使进贡,史称:“王氏三世,终五代常来朝贡,其立也必请命中国,中国常优答之。”(3)可见,高丽在立国之初便承袭了唐与新罗封贡关系的传统,与中原王朝通使通聘,发展本国经济、政治与文化。不过,高丽在建国之初面临两大主要威胁:一是国内统治尚不巩固,二是辽国(契丹)力量不断壮大。在两者之中,又以国内威胁的紧迫性更为显著。因为高丽的建立者王建是在地方豪族的支持下才得以实现朝鲜半岛的统一(4),所以在王朝初期,豪族势力对王权的制约十分明显。王建为巩固其统治基础,积极与豪族联姻,其后妃如神惠王后柳氏、神明王后刘氏、神静王后皇甫氏等皆出身豪族,豪族政治一度呈尾大不掉之势。但光宗王昭即位后,采取一系列措施打击豪族势力来巩固王权,虽颇有成效,但因部分政策过激,以至于光宗晚年到景宗时期,国内政局颇不稳定。景宗遗诏中甚至命西京、安东、安南等镇军将“不许离任赴阙,各于任所举哀,三日释服”(5)。因此,沿袭唐时旧例,与新兴的中原王朝北宋建立封贡关系,是巩固高丽国王统治地位及合法性的重要手段。

北宋建立不久,为了争取宋朝认可,光宗王昭于建隆三年(962)“遣广平侍郎李兴祐等如宋,献方物”,恭贺宋太祖登基。(6)次年,宋册封王昭为“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玄菟州都督、充大义军使、高丽国王”,并降制“加食邑七千户”,赐“推诚顺化保义功臣”之号。(7)此处,北宋对高丽的册封沿袭了后周“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的封号(8),承认宋对后周—高丽间封贡关系的继承。同时,宋廷还对高丽展现出特别的恩泽,不仅为高丽国王避讳而更改年号,还为渡海而来的高丽使节加官授职。(9)此后,宋丽两国间通使更加频繁,高丽除了遣金行成入宋朝国子监之外,甚至还向宋廷献“良马甲兵”(10)。与之相反,这一时期高丽并未与相邻的辽国建立封贡关系。高丽遣使往远宋而非近辽以求册封,可见其视宋为中华正统,认为只有宋的认可才能确保其王权的合法性。

然而,与高丽视宋为统治合法性之源不同,此时的北宋更希望高丽在其北伐辽国的过程中扮演重要军事角色。高丽成宗年间,宋廷对国王册封后又前后进行了四次加封,其目的在于遣使高丽观察动向,以确认其“事大”之心。不仅如此,北宋对高丽事实上的军事诉求也开始明面化。雍熙二年(985),宋太宗赵光义欲收复幽蓟,遂遣使赍诏赴高丽要求出兵。(11)不过彼时高丽虽然口头答应发兵,但基于形势判断和本国利益考虑,最终并未与辽交兵。这一事实反映出宋丽两国之间存在认知错位:固然辽自灭亡渤海之后,对高丽也构成了一定威胁,但在此之后相当一段时间里,辽的经略重点在于南下中原,无暇东顾,所以辽丽虽无交往,但关系尚不至于过度紧张。高丽对宋的借重在于对内巩固统治而非对外抗击辽国。因此,对于联宋攻辽,高丽持谨慎态度。不过,高丽并未助宋伐辽毕竟给宋廷留下了一些消极印象。随着“雍熙北伐”的失利与北宋对辽“转攻为守”,辽国开始将注意力东向,以期迫使高丽臣服,解决对宋用兵的潜在后患。淳化四年(993),辽国第一次入侵高丽之后,高丽迫其军事压力,于次年反过来向宋乞师相助;宋则以“北鄙甫宁,不宜轻动”为由婉拒,两国友好关系也由此遭遇第一次中断。(12)

(二)抗辽盟友与宋丽关系的第二次“立绝”(999—1031)

辽国对高丽第一次征伐之后,辽丽之间建立了封贡关系,高丽改行辽朝年号,并受制于辽,未再向宋朝贡。(13)不过,高丽穆宗即位后,开始同时与辽和宋展开外交往来。宋咸平二年(999),高丽遣吏部侍郎朱仁绍如宋,声称本国人仍思慕华风,只因迫于辽国武力而与之和亲;宋真宗特为召见并赐诏。(14)宋丽关系在断绝短短数年后即迅速重启反映出高丽对辽并非真心臣服。高丽本身文化传统的优越感十分强烈,对游牧部落发展起来的辽朝颇为鄙夷,太祖王建曾在遗言中告诫子孙:“契丹是禽兽之国,风俗不同,言语亦异,衣冠制度,慎勿效焉。”(15)所以,在被迫臣服于辽之后,高丽仍期待能够联合宋朝以牵制辽的兵力,甚至摆脱辽丽封贡关系。因此对于国内王权已然巩固的高丽来说,由于主要威胁的转变,宋朝的角色变成了军事上共同对付辽国的潜在盟友,而不再只是政治上君权的合法性渊源了。

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高丽西京留守康兆发动政变废穆宗而拥立显宗继位,再次遭到了辽国的问罪和攻击(16),这就是辽对高丽的第二次征伐。此次战争,辽朝名为“问罪”,实则目的在于进一步使高丽臣服,巩固辽丽封贡关系。此一战,虽然辽军攻破了高丽都城开京,但终因粮草不济与高丽的坚壁清野政策而不得不撤军。显宗遣使辽国请和,辽圣宗以显宗“亲朝”为条件,答应了高丽的求和。不过,辽对高丽的第二次征伐进一步提升了宋在高丽眼中作为潜在军事盟友的重要意义,高丽联宋制辽的意图更为强烈。宋大中祥符七年(1014),高丽遣内史舍人尹徵古如宋,献鞍幞良马,“仍请归附如旧”。(17)宋真宗不僅在登州设馆以待,还“赐询诏书七通并衣带、银采、鞍勒马等”(18),以示亲善。此后高丽继续遣使如宋朝贡,“仍告契丹连岁来侵”,希望宋廷出手相助。(19)只不过宋真宗赐诏只言“睠彼邻封,亦久从于盟好,所期辑睦,用泰藜蒸”(20),对请兵一事未予回应。尽管如此,高丽仍行大宋年号,遣使至宋献方物,与辽朝决然割席。对显宗而言,在与辽关系恶化的情况下,若能通过对宋朝贡促成北宋成为高丽在南方的军事盟友,这对减轻高丽面临的压力具有重大意义。因此,高丽一方面在表面上仍维持辽丽间的封贡关系,另一方面积极试图通过通使北宋以期能建立共同对抗辽国的宋丽联盟。

然而,对高丽释放出的希望建立宋丽联盟的信号,此时宋廷对高丽的角色认知较之太祖太宗年间已经发生了较大程度的变化。自澶渊之盟后,辽宋关系进入了相对缓和期。尽管宋需要向辽朝交纳岁币,但毕竟避免了两国刀兵相见。宋廷并不愿意为了与高丽结盟而撕毁澶渊盟约,与辽国重启战端。况雍熙北伐时高丽并未给予宋实质性援助的经历也使宋朝君臣对高丽在宋辽之间的态度有着深刻的认识。(21)因此,虽然高丽屡屡以复行宋朝年号、向宋贡献方物、遣使入宋贺正等方式向宋示好,但宋朝对高丽来使只是坚持高规格接待和深恩厚赐,并不应承高丽希望联盟的诉求。在此期间,辽又发动了第三次对高丽的侵伐,不过与前两次战争结果不同的是,第三次征伐以辽的失败而告终。不过,此次战争结束后,辽丽关系开始缓和,辽朝于宋天禧三年(1019)两次遣使高丽,释放和好信号;而高丽也意识到久与辽为敌终非上策,且宋对宋丽结盟的态度也是意兴阑珊。次年,高丽“遣李作仁奉表如契丹,请称藩纳贡如故”(22)。宋乾兴元年(1022),辽重新册封高丽国王,高丽“复行契丹年号”(23),宋丽官方交往再次中断。尽管八年后(1030),高丽仍有一次遣使如宋,但此后宋丽两国断交长达40年之久。

(三)先进经济文化汲取对象与宋丽关系的第三次“立绝”(1071—1173)

宋丽官方交往第二次中断后,两国民间商人之间的来往却并未随之消失。高丽尽管受辽册封,但仍然为宋朝商人的到来保留通道。借助宋商的来往,高丽在无官方交流的情况下依然能够接触到宋朝文化。不仅如此,东西女真、黑水靺鞨、日本等周边地区的商人为了与宋商贸易而纷纷前往高丽,高丽甚至将八关会定为外国使臣或商人向高丽国王献礼的仪式。(24)可以说,宋商往来的存在使得高丽并未因中断两国通使而失去吸收中国先进文化的机会,高丽还因此间接成为东北亚贸易的重要集散地。不过,宋丽两国在中断使节往来的数十年间,双方统治者都希望打破僵局,重新建立联系。(25)尤其是高丽方面,一直致力于恢复对宋通交。高丽文宗是推动宋丽复交的积极支持者,他素来仰慕中华文化,甚至作诗《上元夜梦至汴京观灯》以表达他对宋的向往之情。加之宋商贸易的推动,高丽朝廷愈发认识到重建宋丽官方交往、向宋朝汲取先进经济文化的重要性。宋嘉祐三年(1058),文宗希望“伐材造大船,将通于宋”(26)。尽管这次遭到内史门下省的反对,但并不妨碍他继续推动恢复两国通使。与此同时,宋廷也屡次通过宋商,向高丽传达相同意图。在这种情况下,宋熙宁四年(1071),高丽遣民官侍郎金悌奉表礼物如宋,“由登州入贡”(27);两年后,又遣太仆卿金良至宋谢恩,并请求将登陆地点改为明州。(28)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事实上已然重启。

值得注意的是,高丽尽管恢复对宋交好,但同时并没有终止对辽的称臣受封,高丽对宋辽实际上建立了一种“二元朝贡”的体制。这次宋丽复交后关系之所以会呈现这种形态,一方面是由于文宗以后,高丽方面几乎不再视宋为军事盟友,而是作为吸收先进经济文化的对象,“盖欲慕华风而利岁赐”。(29)韩国学者全海宗在研究中亦以数据证明了高丽朝宋“利岁年”的事实。(30)另一方面,辽丽封贡关系已趋于稳定,辽对宋丽相交似乎也持默许态度,所以在宋辽之间互不得罪,高丽便能维持多方均衡以保障本国利益。随着辽的败落,宋丽友好关系又向前迈进一步,向宋求取学习先进文化技术等方面的态度更为积极:如宋哲宗立,高丽遣使致贺,“请市刑法之书、太平御览、开宝通礼、文苑英华。诏惟赐文苑英华一书,以名马、锦绮、金帛报其礼。”(31)宋徽宗在位期间,高丽更派进士入宋进太学,宋随即于次年赐高丽大晟乐等。(32)可见,自第二次复交后,宋丽相交的经济文化面相愈发突出,而军事政治色彩却逐渐减弱。

宋宣和七年(1125),宋金联兵灭辽,金取代了辽在北方的统治。面对国力远胜于辽的金,虽然高丽内部对于是否事金一事意见正反参半,但仁宗最终决定对金奉表称臣。(33)金南下攻宋,宋钦宗颁诏高丽要求兴师出兵,但彼时宋金间的兴亡之势已昭然若揭,高丽自不可能与金为敌,故以内外疲弊为辞婉拒。(34)北宋覆亡后,南宋在与金对峙之时,仍希望高丽予以支援。建炎二年(1128),宋高宗命国信使杨应诚赴高丽请求假道一事,然彼时高丽事金,自然不敢应允。(35)不过,高丽事后派遣尹彦硕至宋奉表谢罪,但宋高宗只是“设幕殿门外,命客省官吴得兴伴赐酒食”,没有亲见使节。(36)之后双方虽然偶有使节或商人往来,但关系相对冷却。宋隆兴二年(1164),高丽遣使如宋“献铜器”(37),成为高丽使节赴宋的绝唱。此后两国间断绝了官方往来,后若有漂流民或俘虏之类的事件发生,也只通过宋商来传递文牒加以解决。

二、高丽对宋认知变化背后的原因

从宋丽官方关系“三立三绝”两百余年的历史来看,每一次两国断交和复交的背后,高丽对宋的认知都是引发双方关系变化的重要变量。从王权统治合法性的来源,到共同抗辽的潜在盟友,再到先进经济文化的汲取对象,高丽每次认知的变化会直接影响着它对宋的战略诉求和自身国家利益定位,从而导致宋丽关系数度变迁。与此同时,需要看到的是,高丽对宋认知的变化受到内外多重因素的影响,进一步对这些因素进行剖析,对理解宋丽关系史的演变特征具有深刻意义。

第一,影响高丽对宋认知的首要因素是国内政情的变化。内政是外交的基础,对外认知自然也服膺于国内政治发展的需求。梳理宋丽关系史的发展脉络可以发现,高丽国内政治在此期间经历了一个先安内、再攘外、最后达到稳定发展的过程:高丽初年,国内统治尚不稳固,太祖王建在建国后,花了近20年时间才统一半岛,其中豪族助力颇多。太祖逝后,惠宗、定宗在位年短且国内政治斗争激烈,光宗虽大力巩固王权但也杀戮颇重,高丽内政直至成宗时期才最终步入平稳轨道。为了巩固君权,太祖、光宗等君王急需获得中原王朝的承认,承袭前代半岛政权皆受中国册封的传统,借助中原王朝的威势来压服反对势力。然国内统治刚刚稳定,高丽即面临来自辽朝的三次征伐,先后持续20余年,在辽丽实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与宋结盟、对辽形成牵制之势成为高丽国政的首要任务。但随着辽丽战争结束,两国关系进入稳定期,高丽内政主流又回归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繁荣文化等,此时对宋的需求又变为引进先进经济、文化与技术以助力自身发展。在辽不反对的前提下,高丽与宋进行广泛的经济、文化等交流活动符合其国家利益。因此,上述三个历史阶段中高丽朝廷面临的不同优先事务促使其对宋的认知也随之嬗变。

第二,宋朝对高丽的态度和政策也在影响高丽对宋的认识。社会建构主义理论认为,认知的形成是社会互动的结果,宋和高丽作为互动的两个行为体,一方的态度及相应行动会对另一方的认知产生直接的影响。宋丽交往初期,首先是宋视高丽为夹击辽朝的盟友,对高丽的主要诉求就是与己连兵、共击辽国,“奋其一鼓之雄,戡此垂亡之虏”。(38)虽然高丽并未在宋太宗北伐过程中予以实际支持,但它对宋的诉求和想法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正因为如此,当自身面临辽的侵伐之际,高丽君臣很快就将宋设想为结盟对象,遣使表曰:“借以圣威,显其睿略,或至倾威之际,预垂救急之恩。”(39)然则此时宋的态度已然发生变化,由对辽的主动进攻变为消极守御,不愿挑起战端。高丽在数次乞援不成的情况下,也意识到辽宋实力对比已变、攻守之势易位,寄望宋朝为高丽出兵已不现实。所以,高丽在屈从于辽国之后,与宋再次复交之时,对宋的军事期待已大大降低。文宗在文牒中阐释宋辽丽三方关系时称:“蕞而平壤,迩于大辽,附之则为睦邻,疏之则为劲敌……大朝化覃无外,度豁包荒,山不谢乎纤埃,海不辞于支派。”(40)这一说法就反映出高丽方面不愿改变辽丽关系现状,而仅愿与宋朝在封贡关系的外衣下进行经济、文化往来,以求双向取利的态度。

第三,东亚地缘政治形势变化也是左右高丽对宋认识的重要变量。公元10—12世纪东亚地缘政治格局多次重组,而每次重组对高丽的外交认知都带来了深刻影响。首先,辽朝在北方兴起后迅速吞并渤海,与高丽直接接壤,成为其面临的主要外部威胁。高丽在内部王权巩固之后,丽辽矛盾也进一步突出。而宋丽两国并不接壤,不存在地缘安全困境,这扩大了两国关系的弹性空间。因此,在辽发动对高丽的侵伐后,高丽很快就将宋作为制衡辽的潜在盟友,积极对宋开展游说结盟的外交活动。不过,宋辽澶渊之盟后,高丽逐渐认识到辽在东亚政治格局中占据优势,北宋既无意愿也无能力与辽争衡,在辽强宋弱的局面下,高丽从实际出发,基本打消了与宋结盟之念,对宋辽两国进行双重朝贡:将辽作为政治上“事大”之国,将宋视为文化上“事大”之国,争取双向受益。金兴起之后很快便吞辽灭宋,高丽深感震惊。高丽朝内的“事金”派上言:“金昔为小国,事辽及我;今既暴兴,灭辽与宋,政修兵强,日以强大;又与我境壤相接,势不得不事”(41),得到了仁宗的认可。此后,加之南宋也向金称臣,高丽更虔诚事金,对南宋更无期待。以至于金海陵王完颜亮侵宋失败后,高丽国内传来“获金帝完颜亮图形,叙罪布告中外”的谍报,高丽方面都认为是“盖宋人欲示威我朝,未必尽如其言”(42),对宋疏离的态度可见一斑。

不过,除了引发高丽对宋认知变化的因素之外,需要看到的是不论在宋丽关系发展过程中的任一阶段,高丽对宋认知之中都有一重稳定因素——对宋的文化认同。宋丽两国同属汉字文化圈,且高丽自建国伊始便对中原文化青睐有加,太祖王建训要中“惟我东方,旧慕唐風,文物礼乐,悉遵其制”(43)的内容鲜明地体现出宋在高丽眼中是先进文化的代表,高丽的对宋外交的着眼点之一就是对先进文化的需求。这种需求关系主要从两个方面得以窥见:一是高丽向宋国子监派遣留学生,同时允许宋人入仕高丽。《高丽史·选举》中就记载高丽曾派金行成、崔罕、王琳、金成积、金端、甄惟底、赵奭、康就正、权迪等多人如宋,宋廷也给予高丽留学生高规格接待。(44)这些学生回国后对高丽国家制度、文学艺术的发展均发挥了积极作用。而宋人卢寅、陈渭因、萧鼎等在高丽朝中出任官职(45),他们的入仕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高丽文化的发展。二是宋丽两国之间的书籍交流。诸如《资治通鉴》《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太平御览》等,都是高丽文人渴望引入的书籍。(46)此外,佛经与儒教经典的输入也十分活跃,仅高丽僧人义天回国时,就带回“释典及经书一千卷”。(47)概言之,高丽对宋朝文化的吸收已经超越了交流的层面,而是在政治制度、宗教思想等方面视宋为榜样。对宋的这种文化认同,也使宋丽关系在经历辽、金等北方政权的冲击下,仍断续维持了两百余年。

三、认知嬗变下高丽对宋外交的历史影响

通过上文的梳理和分析可以看出,宋丽关系虽在高丽对宋认知变化的左右下发生过一些曲折,但两国官方关系仍友好维持了两百余年,民间交流更是持续到南宋灭亡。与此同时,高丽对宋认知嬗变造成的历史影响不只局限于双方的政治关系,其引发的外溢效应更是波及地区格局以及两国经济文化、外交思想等诸多方面。

首先,高丽对宋认知的适时调适促进了东亚“二元封贡”体系的建立,也使本国利益得以最大程度的维护。宋丽交往所跨越的10—12世纪的中国正处于动荡时代,少数民族契丹、女真、蒙古先后崛起并建立强大政权,与北宋和南宋先后对峙。身处亚洲东缘的高丽虽尊奉中华文化,但也面临着少数民族政权强大但汉族王朝孱弱的残酷现实。在与宋、辽、金的交往中,高丽对各国实力对比和对外政策逐渐有了清晰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及时调适自己的观念和外交策略,建立了一种对少数民族政权和汉族王朝双向“朝贡”的模式。这种模式不仅得到了少数民族政权和汉族王朝的默许与认可,而且成为高丽的“保邦良策”。以至于在从显宗到文宗的近80年间,高丽内政外交均呈现兴盛的局面,高丽著名诗人李齐贤在给文宗的赞中曾这样描绘:“宋朝,每赐褒赏之命;辽氏,岁讲庆寿之礼;东倭,浮海而献琛;北貊,扣关而受尘。”(48)可见,基于认知转变而形成的灵活外交,既有利于实现高丽利益的最大化,也使东亚地缘格局维持了大体平衡的状态,一定程度减少了冲突的发生。

其次,高丽对宋的经济向往推动了有宋一代宋丽民间贸易的繁盛。虽然宋丽官方关系只存在200余年,且其中尚有“三立三绝”的波折,但两国民间贸易却贯穿两宋兴亡的全过程。宋丽经济往来主要靠贡赐贸易和民间贸易两种形式展开,但相较于前者,民间贸易在两国经济往来中扮演的角色更加重要。借助民间贸易,宋商得以往来于高丽礼成港,高丽商人则得以到达明州、泉州等地,在贸易交往中交换情报、沟通信息。(49)尤其是在两国断交期间,民间贸易的存在使得双方依旧能够实现情报互通,对于两国关系在非官方层面的存续起到了重要作用。纵观整个宋代,宋商几乎是不间断地往来于高丽,这让宋丽之间基本实现了文化的“实时”交流。(50)而高丽海商也自12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复起,其足迹涉及浙江、福建等沿海地区,甚至以高丽商人为中介和纽带,宋、高丽和日本之间形成独特的“东北亚贸易经济圈”(51),促进了三国间经济上的互通有无、共同发展。

再次,高丽对宋的文化认同促进了其国内制度建设和宗教、文化繁荣。对宋文化的认同与倾慕是高丽发展与宋关系的关键动力,积极向宋吸收和学习先进文化,成为高丽历代君臣致力的事业。宋丽间的文化交流,虽有相互借鉴之处,但以高丽对宋文化的输入为主。一是高丽在典章制度上极力仿效宋朝。如宋朝的三分相权,官、职、差遣以及科举制度都被高丽吸取借鉴,曾出使高丽的宋人徐兢坦言高丽官制是“仰稽本朝官职,而以开元礼参之”(52),取士之制“赐第略,如本朝省闱之制”。(53)甚至连王安石变法时改革科举制、重经义和策论的经验也被高丽迅速仿效。二是佛道诸教经宋传入之后也大兴于高丽。高丽君臣、僧人等积极向宋求取佛经或如宋求法,使佛教在高丽迅速发展,史载其“国人好佛法,开城府有寺七十余区,兴王寺僧千五百人”(54),可见佛法之盛。宋代也是道教极盛的时代,而高丽在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之前尚无道教,但其后道教的传入使道法在高丽迅速传开、广为弘扬,徐兢因之叹曰:“前此国俗,未闻虚静之教,今则人人咸知归仰云。”(55)三是宋代儒家文化在高丽得到广泛传播,经由高丽知识分子的注释与整理,成为影响百姓衣食住行的重要思想,也为理学思想成为后来的朝鲜王朝(1392—1910)统治理念打下了基础。

最后,依据认知变化及时调整对外政策的经验奠定了后世韩国务实外交的思想基础。一般来讲,置身于与许多民族邻接的流动的大陆的国际社会,为了保持民族社会,不言而喻会基于现实采取机敏的外交战术,朝鲜民族也不例外。(56)高丽与辽、金直接相邻,又与两宋隔海相望,面对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形势和不断变化的实力对比情况,高丽始终在基于不断更新对外认知的基础上及时调整对宋、辽、金的政策,与之都保持一种相对稳定的关系,规避国家利益损失。这种实利主义外交也被后世韩国人所继承:如元末明初之际,高丽恭愍王就曾在北元和明朝之间实施“两端外交”;明清鼎革期间,朝鲜王朝的光海君又在明朝和后金之间实施“两端外交”;近代开港时期,朝鲜高宗国王在清朝、日本和西方列强之间施行外交平衡之术,谋求国家自主;中韩建交后,韩国政府依然在中美之间保持一定程度的战略平衡,在“安美经中”的架构下争取本国最大利益。以上这些案例都反映出高丽与宋、辽、金之间的务实外交给后世韩国的外交实践留下了丰厚的遗产。

四、结论

公元10—12世纪是东亚国际政治舞台趋向“多元化”的时代,辽、宋、金王朝的建立与更替以及宋辽、宋、金对峙并存局面的出现,给同时代统治朝鲜半岛的高丽王朝不断带来新的挑战。高丽虽久慕汉风,但受制于北强南弱的政治现实,如何在政治利益和经济文化需求间谋得平衡成为它面临的外交难题。因此,高丽对宋的认知经历了相对曲折的演变过程,而宋丽关系也因之“三立三絕”。在国内政情、两宋对丽政策和东亚地缘格局变化的影响下,尽管高丽对宋的看法也随之适时调整,但是文化上对宋的认同却贯穿了宋丽关系史的始终。宋丽间的交往及其经验不仅有助于高丽自身政治、经济、文化利益的实现,而且给后世韩国外交思想库积累了宝贵的财富。尤其是宋丽交往中,两国人民在各领域的交流互鉴、取长补短、友好相处更是中外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

注释:

(1)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2) 宋丽关系史作为中韩关系史的重要一环,在相关通史著作中均有言及。而在专门史方面,中国学者杨渭生从朝贡关系角度,王霞从人员往来角度分别对这段历史有过整体考察(杨渭生:《宋丽关系史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王霞:《宋朝与高丽往来人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韩国学者全海宗、金渭显、朴龙云、申採植等则从使臣往来角度对两国关系有过探讨(全海宗:《论宋丽交流》,《中韩关系史论集》,全善姬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金渭显:《高丽时代对外关系史研究》,首尔景仁文化社2004年版;朴龙云:《高丽时代史》,首尔一志社2008年版;申採植:《宋代对外关系史研究》,坡州韩国学术情报2008年版)。最近,韩国学者李镇汉从东亚视角出发,将宋丽关系置于高丽与宋、辽、金的多方关系下进行了重新阐释(李镇汉:《对宋外交》,《韩国的对外关系与外交史》,首尔东北亚历史财团2018年版)。

(3) 《新五代史》卷2《四夷附录第三》。

(4) 李春虎、王明星、王东福等编:《朝鲜通史》(第2卷),延边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页。

(5)(6)(8)(10)(11)(12)(14)(15)(16)(17)(19)(20)(22)(23)(26)(27)(33)(34)(37)(38)(39)(41)(42)(43)(44)(45)(47)(48) 郑麟趾:《高丽史》,首尔国立大学奎章阁藏1613年木刻本,第34b—35a、28b、27b、33b、8a—8b、27b、32b、15b、37b,4b—5a、16b、19a—19b、20b、32b、38a、11a、36a—36b、12a—12b、16b—18a、23a、8b、19b、11b、17b、15b、7b—8a、15b,16b—17a、14b、37b页。

(7)(18)(28)(31)(32)(36)(40) 《宋史》卷487《高丽传》。

(9)(35) 李镇汉:《对宋外交》,《韩国的对外关系与外交史》,首尔东北亚历史财团2018年版,第134—135、176—178页。

(13)(25)(49) 杨渭生:《宋丽关系史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2、153、264页。

(21) 林国亮:《高丽与辽宋金关系比较研究——以政治外交为中心》,延边大学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8页。

(24)(50) 李镇汉:《高丽时代宋商往来研究》, 李廷青、戴琳剑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第263、 252—272页。

(29) 《文献通考》卷325《四裔考二·高句丽》。

(30) 全海宗:《论宋丽交流》,《中韩关系史论集》,金善姬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50—285页。

(46) 关于高丽与北宋之间具体的书籍交流情况,参见韩美镜:《高丽与北宋的书籍交流研究》,《书志学研究》1994年第10辑。

(51) 全春元:《早期东北亚文化圈中的朝鲜》,延边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28页。

(52)(53)(55) 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9、139、57—58页。

(54) 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89《通使高麗》, 李之亮校点,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第1557页。

(56) 邵毅平:《朝鲜半岛地缘环境的挑战和应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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