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内外资金持有量对研发补贴激励作用的门槛效应

尚洪涛胡莹颖王士晓

收稿日期：2022.08.23 修回日期：2022.11.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9BJY040）

作者简介：尚洪涛（1967-），女，吉林长春人，博士，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财税政策、企业创新与绩效评价；胡莹颖（1998-），女，河南南阳人，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财税政策与企业创新；王士晓（1994-），女，河南南阳人，北京市通州区漷县人民政府经管站中级会计师，研究方向为财税政策与企业创新。

摘要：以2010—2020年402家民营科技企业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企业内外资金持有量对政府研发补贴激励效果的影响，进而追本溯源地剖析影响中国民营科技企业研发补贴激励效果的根本原因。结果显示：企业内外资金持有量对研发补贴的激励效果具有双重门槛效应。一方面，内部资金过多或过少均不利于研发补贴发挥激励作用，当企业内部资金水平过高时，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最弱；另一方面，外部贷款较少的企业，研发补贴激励作用最显著，随着外部贷款水平提高，研发补贴的激励作用逐渐下降，直至不再显著。

关键词：研发补贴；内部资金；外部贷款；门槛效应

DOI：10.6049/kjjbydc.2022080640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中图分类号：F27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24）04.0090.10

0 引言

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进入攻坚阶段。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中的作用举足轻重，对推动生产方式变革、挖掘经济增长新动能以及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作为国家创新体系中最活跃的经济主体，民营科技企业是推进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主力军。创新是民营科技企业发展壮大的源动力，但创新活动周期长、成本高、风险大，需要投入大量持续性研发资金，而我国民营科技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资金相对匮乏。因此，资金问题成为长期阻碍我国民营科技企业研发创新、转型升级的桎梏。

近年来，为激励民营科技企业通过增加研发投入提升其创新能力和竞争优势，我国政府持续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据国泰安数据库统计，截至2019年，政府对民营科技企业研发补贴总额高达180亿元。尽管政府研发补贴力度持续加大，但民营科技企业研发投入却没有相应大幅提升，补贴激励效果并不理想。因此，如何强化政府研发补贴的激励效应，促进民营科技企业技术创新，对于促进创新型国家发展战略实施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现有文献对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关系的研究尚未取得一致性结论，政府补贴对创新投入的挤入效应［1.2］和挤出效应［3.4］是该领域研究争论的核心问题。针对上述分歧，有研究提出，政府补贴政策对企业创新的激励作用受特定条件的影响。第一类研究从企业外部条件出发，发现地区差异［5］、要素市场扭曲程度［6］、经济周期［7］对政府补贴的激励效果具有重要影响。第二类研究从企业内部特征出发，发现企业规模［8］、产权性质差异［9］、债务期限结构［10］、融资约束程度［11］和企业所属产业生命周期［12］是影响政府研发补贴激励效果的重要因素。现有研究虽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忽略了企业内外部资金配置水平这一重要内部指标。实际上，企业所处地区、经济周期、企业规模、产权性质等方面的差异会对企业内外部资金持有量产生影响。因此，企业内外部资金持有量可能是导致政府补贴对不同企业研发投入激励作用存在差异的本质因素。因此，可从企业内外资金配置情境出发，揭示不同内外资金配置水平对研发补贴利用情况的影响，从根本上剖析政府研发补贴在不同企业间产生不同激励效果的原因，从而优化政府研发补贴的激励效果。

与以往同类研究相比，本文可能的创新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从企业内外部资金配置情境出发，深入剖析研发补贴对不同民营科技企业创新产生差异性激励效果的根本原因，以拓展政府研发补贴研究视角。第二，利用门槛效应模型，以企业内外部资金持有量作为门槛变量，实证分析政府研发补贴对不同内外部资金持有水平企业创新激励效应的合理区间，为研发补贴顶层设计提供更为精准的施策方向。第三，手工筛选与民营科技企业创新密切相关的研发补贴，剔除非研发类补贴，提高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和可靠性。

1 研发补贴促进民营科技企业技术创新的内在机理

资金问题一直是制约民营科技企业研发创新的关键问题。研发补贴作为政府向企业无偿补助的资金，可以直接为民营科技企业研发创新活动提供资金支持，降低企业创新成本和风险，进而激发民营科技企业创新积极性［13］。相较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市场化程度更高，普遍面临资金不足、资金成本较高等难题，渴望通过研发创新增强自身竞争力［14］。但由于企业研发活动周期长、不确定性风险高，民营科技企业往往囿于资金，难以进行高额持续性研发投入，从而阻碍研发活动开展。政府研發补贴能够直接增加企业内部资金，弥补企业技术创新资金的不足，增强其市场风险抵御能力，从而有助于民营科技企业创新活动开展［15］。此外，政府研发补贴能够为民营科技企业研发创新活动提供隐性担保［16］，间接为民营科技企业吸引更多外部资金，从而促进民营科技企业研发创新。政府补贴能够反映国家政策导向，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获得补贴的行业未来具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向外界传递行业发展前景良好的积极信号［17.18］。政府在选择补贴对象时，会详细搜集企业信息，对企业获补资格进行审查，发挥技术认证和监管认证作用，提升市场投资者对企业的信用评级，从而为民营科技企业提供更多外部融资［19］。借鉴刘斌斌和左勇华［13］的研究成果，本文将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机理归为两个层面，即资源基础和信号传递。资源基础主要反映政府研发补贴在补充企业自有资源时所发挥的作用，信号传递主要反映政府研发补贴在吸引外部投资时所发挥的作用。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企业内外部资金配置水平差异是导致研发补贴产生不同激励效果的重要原因。资源基础层面，将政府研发补贴作为企业创新资金的直接补给；信号传递层面，将政府研发补贴视为吸引外部资金的市场认证信号。在上述两个层面，政府研发补贴通过增加企业研发资金对其研发活动产生影响。因此，企业自身内部资金和外部贷款水平必然会对政府研发补贴的激励效果产生影响。如果企业拥有充足的内外部资金可以支持其开展研发活动，此时政府研发补贴到底是“锦上添花”还是“画蛇添足”，则需要进一步验证。

在系统梳理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内在作用机理的基础上，本文以2010—2020年402家民营科技企业数据为研究样本，以企业内外部资金持有水平为门槛变量，实证分析企业不同内外资金配置水平对研发补贴激励效果的作用机理，以解释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挤入效应、挤出效应分歧之谜，提升有限补贴资源的利用效果。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 企业内部资金持有量对研发补贴激励作用的门槛效应

企业需要一定的内部资金为其研发活动提供支持。Myers［20］指出，由于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外部资金使用成本要高于内部资金，因而企业在投资时会优先选择内部资金；Brown等［21］发现，企业自身利润积累和收益留存等内部资金无需设置抵押手续，可以避免因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是企业研发投入的重要来源；常媛等［22］研究发现，企业R&D投资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内部资金，良好的财务状况是企业实现自主创新的必要条件；唐清泉和肖海莲［23］运用Q投资模型对企业创新投资—现金流敏感性进行分析发现，探索式创新投资、常规式创新投资均与企业内部资金显著正相关。

民营科技企业发展和创新面临较为严重的资源与资金方面的约束，长期处于资源匮乏困境［24］。杨兴全和曾义（2014）的研究表明，相比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需要持有更多资金，才能确保研发活动的可持续性。一方面，政府研发补贴作为企业内部资金的有益补充，可以扩大企业创新活动的“资金池”，确保研发这一高风险投资活动能够获取充足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政府研发补贴的信号传递作用可以降低内部资金的预防性需求，将更多内部资金释放出来［25］，进而增加企业研发资金储备。因此，当民营科技企业内部资金不足时，政府研发补贴可以充分发挥资源基础作用，为企业研发创新提供资金支持，从而促进企业研发投入。

但随着民营科技企业内部资金增多，政府研发补贴的资源基础作用可能会下降。一方面，当内部资金较充裕时，企业自身拥有的资金足以支持其开展研发创新，研发活动不存在资金缺口。企业研发存在一定的刚性，由于研发投入资金分配方式较为固定［26］，故企业无偿获得的政府补助资金可能不会显著改变其原有研发策略。此时，政府研发补贴难以发挥带动作用，甚至会被作为替代资金以减少企业自有资金消耗［27.28］。另一方面，当企业拥有较多内部资金时，政府研发补贴投入能够增加企业可自由操纵的现金流，此时由于存在委托代理问题，自利的管理层可能将现金用于风险更小且更有利于自身利益的项目［29］，从而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负向影响［30］。此外，当企业内部资金持有量较多时，政府研发补贴能够促使企业凭借更加充裕的资金引进新技术（毛毅翀，吴福象，2022），而非自身进行成本高、风险大、周期长的研发活动，因而不利于企业自主研发投入增加。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企业内部资金配置差异对研发补贴的激励作用具有门槛效应。当企业内部资金水平低于门槛值时，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激励效应；当企业内部资金水平高于门槛值时，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激励效应可能有所下降。

2.2 企业外部银行贷款持有量对研发补贴激励作用的门槛效应

为维持研发活动顺利开展，企业需要外部资金支持。对于初创企业或规模较小的企业来说，当面临创新机会时，内部资金往往不足以支撑其开展创新活动。此外，创新活动需要一段时间内稳定的投资［31］，而商业周期导致的利润波动使得创新项目融资变得不稳定。因此，獲取外部融资对于缓解企业创新投入的资金风险相当重要［32］。张璇等［33］认为，在多途径外源融资过程中，银行贷款是企业稳定、持续外部资金的主要来源，对企业创新具有重要作用；韩剑和严兵［34］认为，银行等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与高技术企业的贷款歧视导致企业外源资金不足，最终导致我国企业缺乏创造性创新；Ayyagari等［35］基于47个发展中国家调查数据发现，外部融资使用与企业创新程度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而且相比于租赁、商业信用、股权融资等渠道，银行融资更有利于企业创新。整体而言，银行信贷供给能够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强化企业创新意愿，从而促进企业创新活动顺利开展。

对于银行贷款水平较低的民营科技企业来说，研发补贴可以为其提供认证信号，帮助其获取银行信贷支持。李汇东等［36］研究发现，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刺激效应主要通过促使企业投入更多银行借款到创新过程中实现；魏芳（2019）发现，获得政府补助作为企业利好消息，可以发挥信号传递的作用，不仅能够直接帮助企业获取信贷融资，而且可以间接缓解信贷规模歧视。当企业获得的银行贷款水平较低时，意味着企业外部资金融通渠道不畅通，政府研发补贴的信号传递效应可以帮助企业打开外部资金融通渠道，从而促进企业研发创新。

然而，随着贷款水平提升，企业将承担较大的还本付息压力，财务风险随之增加。此时，无论是企业还是外部投资者都不愿意投资风险较高的项目［37］。较高的贷款水平意味着企业不存在贷款约束，政府研发补贴的信号传递作用不能得到有效发挥，资源基础作用可能被用于资金留存以抵御风险，甚至在监管不严时会被用于偿付欠款。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企业外部贷款配置差异对研发补贴的激励作用具有门槛效应。当企业外部贷款水平低于门槛值时，研发补贴对于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当企业外部贷款水平高于门槛值时，研发补贴对于企业研发投入不存在促进作用。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0—2020年沪深证券交易所上市民营企业为研究样本。根据民营科技企业申请条件，筛选平均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大于等于3%的民营企业作为研究样本。为确保数据的有效性，消除异常样本对研究结论的影响，本文对数据进行以下处理：①剔除货币金融服务业、资本市场服务业、保险业、其它金融业等运营模式与传统行业存在显著差异的企业样本；②剔除被PT、*ST、ST等财务数据可能存在偏差的企业样本，最终得到402家民营科技企业数据，共4 422个观测值。本文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部分缺失或异常数据通过查阅巨潮资讯网公布的上市企业年报获得，并使用Stata15.0对样本数据进行处理分析。

3.2 变量衡量

被解释变量为研发投入，采用企业研发投入与营业收入的比值衡量，该变量是当前被广泛用于研发投入与企业创新能力评价的核心指标。

解释变量为政府研发补贴，即企业获得与创新有关的政府补贴与营业收入的比值。为提高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参照Chen等［38］的做法，采用以下方法筛选出与创新有关的政府补助：①在政府补贴明细中选取含有以下关键词的补贴收入，如创新、科技、研究、知识产权、开发、科研、研发、专利、创意、成果转化、研制等；②与政府创新计划相关的补贴收入，如“火炬计划”“863计划”“小巨人项目”“973计划”等；③含有与高新技术相关的专业名词补贴收入，如新药、临床研究、机器人、无线传感、区块链、云计算、锂离子、石墨烯等。

门槛变量为企业内部资金和外部贷款，分别采用现金流量表中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表示，并对企业总资产作标准化处理。

为了准确研究不同内外部资金水平下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门槛效应，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以下控制变量：企业规模、企业年龄、资产负债率、利润率、资产收益率、固定资产占比、营运资本等，各变量定义见表1。

3.3 模型设计

3.3.1 面板模型

变量调节作用的常用分析方法是在多元回归模型中加入交乘项，故本文采用普通面板回归模型分别就企业内部资金持有量、外部资金持有量对政府研发补贴与企业研发投入关系的调节作用进行初步判断，构建普通面板回归模型如式（1）（2）所示。

RDit=β0+β1SUBit+β2CASHit+β3SUBitCASH+β4Zit+μit+εit（1）

RDit=β0+β1SUBit+β2DEBTit+β3SUBitDEBT+β4Zit+μit+εit（2）

其中，i代表民营科技企业个体，t代表年份，RDit代表企业研发投入，SUBit代表政府研发补贴，CASHit代表企业内部资金持有量，SUBit*CASHit代表政府研发补贴与企业内部资金持有量的交乘项，DEBTit代表企业外部银行贷款持有量，SUBit*DEBTit代表政府研发补贴与企业外部银行贷款持有量的交乘项，Zit代表一系列控制变量，β0代表面板模型的截距项，βi代表方程各变量系数，εit为随机扰动项。

3.3.2 门槛模型

本文理论分析表明，不同内外部资金水平下，政府研发补贴的激励效果可能存在差异，如果仅采用加入交乘项的研究方法，会忽略政府研发补贴在不同资金水平下的门槛效应。Hansen［39］提出的门槛回归分析方法可以根据数据特征将样本划分为多个区间，避免人为给定门槛值导致研究结论的主观随意性。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文构建以下计量模型：

RDit=μi+β1SUBitI（CASHit≤γ）+ β2SUBitI（CASHit>γ）+β3Zit+εit（3）

RDit=μi+β1SUBitI（DEBTit≤τ）+ β2SUBitI（DEBTit>τ）+β3Zit+εit （4）

式（3）和式（4）是面板門槛模型，为了便于描述，本文假定存在单一门槛效应。式（3）和式（4）中，i、t分别表示企业个体和年份，μi为个体效应，Zit代表一系列控制变量，εit为随机扰动项。式（3）中，以CASH为门槛变量，γ为未知门槛值，若括号内的条件成立，则I（）为1；若括号内的条件不成立，则I（）为0。β1代表当CASHit≤γ时SUBit的系数，β2代表当CASHit＞γ时SUBit的系数。式（4）中，以DEBT为门槛变量，τ为未知门槛值，若括号内的条件成立，则I（）为1；若括号内的条件不成立，则I（）为0。β1代表当DEBTit≤τ时SUBit的系数，β2代表当DEBTit＞τ时SUBit的系数。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

表2为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2可以看到，研发投入强度的平均值为5.4%，平均来看，我国民营科技企业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5.4%，说明我国民营科技企业存在较强的创新积极性，但企业间也存在较大差距，研发投入强度的最小值仅为0，最大值达到98.4%，中位数为4.0%，远低于平均值。上述结果表明，一半以上的民营科技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低于平均水平，政府研发补贴的中位数也远低于平均值，说明多数民营科技企业获得的补贴强度较低，而少数企业获得了大量补贴。内部资金和外部贷款的最大值与最小值差距较大，说明民营科技企业间资金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其它控制变量的数字特征见表2。

4.2 面板模型分析

根据面板模型，本文对面板数据分别进行混合回归和固定效应回归，就企业内外部资金持有量对政府研发补贴与企业研发投入关系的调节作用进行初步判断。面板模型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表3报告了多元回归模型估计结果，以验证企业资金水平在政府研发补贴政策实施效果中的调节作用。其中，前两列采用混合回归法，后两列采用固定效应法，第1列、第3列是式（1）的估计结果，第2列、第4列是式（2）的估計结果。从表3可以看到，研发补贴在所有结果中均显著为正，表明不论是采用混合回归还是面板数据模型，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均存在显著正向激励作用。但在两种估计方法中，研发补贴与企业内部资金和外部贷款的交乘项均为负，且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政府研发补贴对民营科技企业研发投入的激励效应会随着企业内外部资金水平提高而降低。上述结果说明，企业内外部资金水平会影响研发补贴对民营科技企业的激励效果，假设H1、假设H2初步得到验证，但需要采用面板门槛模型作进一步检验。从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看：企业年龄对研发投入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说明越是初创不久的民营科技企业，其创新意识越强。资产规模在所有列中均不显著，表明资产规模与研发投入不存在显著线性关系。高管薪酬与民营科技企业研发投入显著正相关，说明对高管进行激励有利于企业创新能力提升。资产负债率和固定资产占有率在所有列中均显著为负，说明过高的负债率和固定资产占有率不利于企业研发活动开展。利润率和资产收益率与研发投入显著负相关，表明随着利润率和资产收益率提高，我国民营科技企业研发投入降低。民营科技企业营运资本与研发投入显著负相关，说明营运资本是民营科技企业研发活动的重要资金来源，能够确保研发活动顺利开展。

4.3 门槛效应分析

在进行门槛回归前，需要对门槛的存在性进行检验。本文通过300次Bootstrap自抽样获得Ｆ统计量的渐进分布，并计算相应的p值。根据计量模型设定，将内部资金、外部贷款设为门槛变量，假设存在单一门槛、双重门槛和多重门槛，分别检验在1%、5%和10%水平下门槛效应的显著性，检验结果见表4。

从表4可以看出，以企业内部资金为门槛变量，双重门槛效应在10%置信水平下显著，以外部贷款为门槛变量的回归模型在5%置信水平下通过双重门槛检验，而上述两个门槛变量的三重门槛效应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本文选取以企业内部资金和外部贷款为门槛变量的双重门槛模型进行回归分析，门槛估计值与相应的95%置信区间如表5所示。

在双重门槛回归模型中，企业内部资金的门槛值分别为0.49%、4.04%，其对应的置信区间为［0.08%，0.54%］和［3.84%，4.08%］。以外部贷款为门槛变量的双重门槛回归模型中，两个门槛值分别为1.27%、12.53%，对应的置信区间为［1.17%，1.38%］和［11.81%，12.66%］。

表6中，第Ⅰ列是门槛变量为企业内部资金的估计结果。当内部资金小于等于0.49%时，政府研发补贴系数为0.403；当内部资金大于0.49%小于等于4.04%时，政府研发补贴系数增长至0.807；当内部资金大于4.04%时，政府研发补贴系数为0.158，且在1%水平上显著，假设H1得到支持。实证结果表明，当企业内部资金水平中等时，最有利于发挥研发补贴的激励效应；当企业内部资金水平较低时，研发补贴的激励效应有所下降；当企业内部资金水平较高时，研发补贴的激励效应最弱。上述结论与本文理论分析一致，也与表3交乘项系数值为负相互印证，即企业内部资金水平大于一定值时，研发补贴的激励效应会有所下降。上述结果说明，当民营科技企业内部资金水平较低时，研发补贴虽然对企业研发投入发挥促进作用，但为了维持正常经营活动，民营科技企业不敢进行大规模研发投入。随着内部资金增加，企业抗风险能力有所提升，研发补贴的激励效应得到最大程度发挥。当企业内部资金水平高于一定门槛值时，研发资金缺口较小，研发补贴的激励效应降至最低。

第Ⅱ列是门槛变量为企业外部贷款的估计结果。当企业外部贷款小于等于1.27%时，政府研发补贴系数最大，为0.809，且在1%水平上显著；当外部贷款水平大于1.27%小于等于12.53%时，政府研发补贴系数为0.314，且显著性水平为1%；当企业贷款水平高于门槛值12.53%时，政府研发补贴的作用为负且在统计水平上不显著，假设H2得到支持。实证结果表明，当企业外部贷款水平较低时，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最显著，随着企业外部贷款水平提升，研发补贴的激励效果下降。上述结论与本文理论分析较为一致，也与表3交乘项系数值为负相互印证，即企业外部贷款水平大于一定值时，研发补贴的激励效应有所下降。上述结果说明，对于外部贷款水平较低的企业而言，获得研发补贴可以向外部释放利好信号，有助于企业获取更多资金支持，进而对企业研发活动产生激励作用。

5 稳健性检验

5.1 分组回归

本文按照企业内部资金持有量、外部资金持有量的门槛值将总样本划分为3组子样本，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

表7回归结果显示，在企业内部资金持有水平分别小于0.49％、介于0.49％～4.04％之间、大于4.04％的子样本中，政府研发补贴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884、 1.279和0.651。当企业内部资金持有水平处于中等区间时，政府研发补贴的影响系数最大；当企业内部资金持有水平较高时，政府研发补贴的影响系数最小。

表8回归结果显示，在企业外部资金持有水平小于1.27％、介于1.27％～12.53%之间、大于12.53%的子样本中，政府研发补贴的影响系数分别为2.043、 1.037和0.473。当企业外部资金持有水平较低时，政府研发补贴的影响系数最大，随着企业外部资金持有水平提升，政府研发补贴的影响系数越来越小。

表7、表8回归结果与前文研究结果一致，说明本文研究结果具有稳健性。

5.2 替换变量

本文以企业年报财务报表附注中的政府补助作为政府研发补贴的替代变量，采用面板门槛效应模型重新进行回归。表9回归结果显示，采用政府补助作为解释变量，当企业内部资金持有量适中时，政府研发补贴的影响系数最大；当企业内部资金持有量较大时，政府研发补贴的影响系数最小；当企业外部资金持有量较小时，政府研发补贴的影响系数最大。表9回归结果进一步说明本文研究结果具有稳健性。

6 结语

6.1 研究结论

本文以2010—2020年402家民营科技企业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分别以企业内部资金、外部贷款为门槛变量，通过建立門槛回归模型分析企业不同内外资金持有量对政府研发补贴激励效果的影响，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1）企业内部资金和外部贷款持有量均对政府研发补贴的激励效果存在双重门槛效应。

（2）当企业内部资金持有量处于中等水平时，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激励效应最显著；当企业内部资金持有量处于较低水平时，研发补贴的激励效应有所下降；当企业内部资金持有量处于较高水平时，研发补贴的激励效应最弱。

（3）当企业外部贷款水平较低时，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最显著，随着企业外部贷款水平提升，研发补贴的激励效应逐渐下降。

6.2 政策建议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1）对于政府而言，应提高政府研发补贴配置效率。当前，我国政府研发补贴规模和力度较大，后续政府研发补贴发放应向调整结构和提高效率方向转变。政府应明确和规范补贴前置条件，充分考虑企业自身资金差异带来的门槛效应，提升政府研发补贴与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耦合度，有针对性地选择补贴目标与补贴金额，从而对民营科技企业研发活动实现精准扶持。对于初创期和内部资金较为匮乏的民营科技企业，政府应通过直接财政补贴为其注入研发资金，激发其创新活力，随着民营科技企业内部资金不断增加，政府可适当减少直接财政支持，采用税收优惠政策为企业研发创新营造有利的环境；对于外部贷款水平较低的民营科技企业，政府在严格审核其创新能力后，可适当加大补贴力度，吸引更多外部资金为其研发创新提供支持；对于内部资金和外部贷款水平较高的民营科技企业，政府应减少无效补贴，提高补贴配置效果。

（2）对于民营科技企业而言，应加强自身综合素质培育。对于内部资金较为匮乏的民营科技企业而言，应充分利用政府提供的研发补贴，提高自身创新强度和创新效率；对于外部贷款水平较低的民营科技企业而言，应有效利用政府提供的研发补贴提升自身研发实力，增强投资者信心，为自身研发活动吸引更多外部资金；对于内部资金和外部贷款水平较高的民营科技企业而言，应主动向政府提出减少研发补贴发放，促使有限的政府研发补贴能够投入到对研发资金需求更为迫切的民营科技企业。

6.3 不足与展望

本文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基于数据可得性，仅选择已上市民营科技企业为研究样本，没有将未上市中小规模民营科技企业纳入研究范围。一般来说，相较于已上市民营科技企业，未上市民营科技企业融资渠道更窄，对政府研发补贴的需求更为迫切。因此，如何强化政府研发补贴对未上市民营科技企业的激励效应，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二是仅分析政府研发补贴对民营科技企业研发投入的激励效应，后续可针对研发投入后的技术创新产出作进一步拓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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