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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艺术
 
符号学视域下的“还原鲁迅”
双击自动滚屏 发布者:guangminglw 时间:2024-5-2 12:05:57 阅读:885次 【字体:

符号学视域下的“还原鲁迅”


关键词:符号学意义


张龙云

摘要:“还原鲁迅”一直是1980年代以来重要的现代文学研究话题,但经过40余年的“还原”,反而出现了更繁杂的鲁迅面相。透过符号学视角,可以恰切地描述这种困境:“还原”之“原”的鲁迅,实乃公共话语空间中携带繁复意义、能被感知的一个特殊符号,而非曾经的绝对实体。这个常识极易因鲁迅形象的生动而遭忽视。经过历史衍义和符号传播两个层面的符号化过程之后,“鲁迅”符号混杂着多重(甚至极端对立的)解释项, 隐含着不同的历史语境与解释意图。悬设的“鲁迅本体”恰恰因为缺乏确定内容,最终又为不同解释之间的对话和面向未来的意义提供了可能。

关键词:还原鲁迅;符号学;解释项;历史语境;意义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24)03-0093-07

一、还原鲁迅之争与符号学解释

自1985年王富仁提出“回到鲁迅那里去”(1)后,“回到鲁迅”成为鲁迅研究重要方向,并逐渐将焦点从回归鲁迅、学术自觉而推及“还原鲁迅”。张梦阳认为应将“趋近性还原”(2)作为鲁迅研究的宗旨,这代表了新时期大多数鲁迅学研究者们的基本看法。与此同时,这也触发了“真实鲁迅”之论争。几乎每个鲁迅研究者都认为自己所还原的才是真实鲁迅,或至少将接近真实鲁迅视为其工作目的之一,但是每个被还原出来的鲁迅却各不相同,有的甚至相互对立,陷入“混战状态”(3)。即便同样基于史料考察的“实证还原”(4),例如女师大事件,鲁迅与陈源、梁实秋、胡适等人的论战等,至今仍旧充满争议。总之,“还原鲁迅”在打破原本统一的神圣化政治鲁迅形象之后,并未因此生成某个统一的“真实鲁迅”,反倒是鲁迅本体被悬设,生成了更多的鲁迅面相。鲁迅终于成了一个“熟悉的陌生人”。

这里所说的“更多”,主要是较80年代之前统一的神圣化鲁迅而言。如将视野放宽至整个现代文学思想史来看,鲁迅形象在各时期都并非固定不变。吴翔宇的论著《20世纪中国文化语境下的“鲁迅形象”研究》,陈力君《知识谱系的架构与改造——现代文学史中的鲁迅形象》、王锋《延安时期毛泽东对鲁迅形象的建构》以及徐妍《祛魅与还原:新时期以来鲁迅形象重构的逻辑演变》等论文,都曾对不同时期的鲁迅形象进行过研究,并发现不同语境下的鲁迅形象各不相同。对此现象的归因通常是:对象的矛盾复杂性和主体理解上的个体差异性。前者将鲁迅本体视为一个矛盾复杂的整体,认为每种解读都只是对鲁迅整体的部分把握;后者则强调读者接受层面的差异。

其实这两个看似不同的原因背后潜藏着一个更为隐秘的原因:在公共话语空间中,“鲁迅”不是以唯一的确定的绝对实体存在,而是作为一个携带意义的、能被人感知的特殊“符号”呈现出来。“符号”通过被感知而赋予意义,感知主体之间存在认知差,进而导致同一事物的不同解释。当人们言说“鲁迅”时,事实上已经依据自己的感知和理解,赋予“鲁迅”以意义:人们常常不在同一意义层面谈论鲁迅,符号意义错位是鲁迅论争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话中的意义错位,固然是个体主观有限性的结果,但对此结果理所当然的认可,恰恰遮蔽了符号最基本的固有特性:片面化。作为个人意志的意向性产物,意义在解释上总是片面化的。按照皮尔斯的观点,符号是“一物在某个方面代替另一物或另一人”(5)。符号本身就是片面化的意义的呈现,是人的感知聚焦于对象的结果——聚焦意味着显示片面意义,而模糊其它意义;片面化是意义被感知的必然环节,甚至可以说,没有片面化的意义是无意义的。意义的片面化建构,势必导致某一部分意义凸显而另一部分意义被遮蔽。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当人们在谈论鲁迅意义时,却不自觉地将片面解释的意义当作符号的全部意义来加以使用,进而引发解释冲突。从这个角度来看,还原出来的众多鲁迅像以及因此而导致的论争,是鲁迅符号化活动的必然结果。也可以说,这是忽略鲁迅研究的符号化视角几乎必然导致的灾难,因为这意味着忽略了鲁迅研究中的一个最为基础和最为根本的事实——也许我们难以接受——作为研究对象的鲁迅,早已不再是那个留着浓黑的短髭,既留下投枪匕首般文字,又写下“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的亲爱的鲁迅,他现在是一个充满各种阐释意义的复杂的符号。不过,恰恰因为鲁迅的真实与深刻(包括他去世之后的广泛传播),使得他似乎从未离开我们。每个研究者眼里都有一个活生生、血肉之躯的鲁迅,这使得研究者很容易就感覺到他鲜活的存在。但无论如何,研究者们必须承认这个基础事实:鲁迅不再是一个实体存在,而是一个特殊的符号。这虽然看似一个常识,但意识到这一点对“还原鲁迅”而言至关重要。

这里值得再次强调:从符号学角度来看,“鲁迅”是一个特殊的符号。此处的“符号”,不是日常语义层面无内容的空洞的标记,而是指符号学层面的“符号”。

按照符号学的观点,包括人在内的所有可被感知的、具有意义的事物都是符号,既然如此,那么,作为思想史上的文化名人鲁迅自然也属于符号。这实际包含两个层面的涵义:“鲁迅”作为符号主体,他所建构的整体思想构成了一个符号实体;同时,他又作为被人所感知的具有意义的对象,存在于别人的解释活动中。前者表现为鲁迅对其意义的自我塑造,这是鲁迅意义的第一层建构,以艺术创作的方式显示出来;后者表现为解释主体对感知对象的意义感知、理解与解释,通过文本释义的方式呈现出来。

鲁迅符号的特殊之处在于:第一,该符号所指示的是具有多种思想内涵的个体,而不是某个事物。在一定时限内,他具有自我建构的主体意识,参与符号意义生成的全过程。第二,“鲁迅”是符号世界独一无二的“一个”。这不是说世界上只有一个名叫“鲁迅”的人,而是说他具有独特的个性、其他人无法取代的特殊意义:鲁迅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史和思想史上不可忽略的存在。自鲁迅进入中国文学界以来,关于鲁迅意义的认知或解释从未停止过,鲁迅研究在中国已然成为一门显学。第三,“鲁迅”符号与其他文学家、思想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其思想艺术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充分展现于它在政治、社会、思想、艺术、历史等各个层面的意义解释。特别是在政治意义层面,他是唯一被政治权威视为“圣人”的现代作家,也是唯一在阶级斗争中曾被当作“战斗武器”直接使用的思想家。在现代思想史上,从未有过哪位文学艺术家像鲁迅这样被赋予如此强烈的政治意义,以至于人们对其评价往往走向两个极端。如果不是简单地将任何好的评价视为“正解”,坏的评价视为“错解”或“扭曲”的话,那么,截然不同的评价恰好说明鲁迅符号的多义性。第四,鲁迅的特殊性还体现于该符号在文本组织上的丰富与多样性。鲁迅符号的多义性,不仅受审美主体“见仁见智”或客体的矛盾复杂影响,还牵涉到鲁迅作品的文本组织形式、解释与传播,视觉文本之建构与传播,不同解释者与接收者在理解上的差异。这是由于鲁迅在中国语境中具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关于鲁迅的文本传播形式多种多样,并非所有人都是从鲁迅作品出发来实现鲁迅意义的建构。有人基于文学书写的理解,有人基于权威解释的理解,也有人基于人物传记的理解,还有人基于影像传播中的形象感知。不同接收主体占有的文本材料各不相同,其所接收到的信息也各不相同,这是“鲁迅”与其它约定俗成的具象符号的最大不同之处。

作为特殊符号,鲁迅在不同时代不同语境中被赋予诸多不同意义,甚至在同一个时代中,人们对其意义的阐释往往也大相径庭,特别表现在褒贬的态度上近乎极端。作为符号的鲁迅,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着的,而是通过人的经验感知被给予意义;不是确定不变,而是经过符号化过程而逐渐生成。鲁迅的符号化过程,一方面遵循符号化的一般过程,包括“发送者(意图意义)—符号信息(文本意义)—接收者(解释意义)”(6)三个环节;另一方面又具有自己独特的历史衍义过程。

二、作为符号的鲁迅:历史衍义过程

要对鲁迅的符号化过程进行研究,首先需要对作为符号的鲁迅进行历史分段。鲁迅符号化与中国社会进程、思想史发展以及鲁迅学史之建构密切相关;但同时,鲁迅意义生成又不仅限于社会或思想史的影响,它具有自己相对独立的衍化过程。

鲁迅符号的衍义过程中实际上包含着两类主体:作者(鲁迅)和他者(解释者)。作者通过文学文本的方式实现身份自塑,他者通过对文学文本的接收、理解和解释而建构意义。作者意义自塑的时间与他者解释的时间并不完全重合,这里存在传播滞后和意义社会化的影响。通过作者自塑生成的意义,其过程是从鲁迅正式进入中国文坛起至其离世;由他者解释而生成意义的过程,则是从人们开始关注并将之作为解释对象之时起一直延续至今,面向未来。在他者解释中,大致可以分作三种类型:读者、学者和政治权威解释。其中,政治权威解释是鲁迅符号衍义的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其强大的传播力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政治权威作為鲁迅意义的唯一解释者,指引着整个中国社会对鲁迅意义的理解与接受。它不仅影响着学界对鲁迅符号的解释,也引导着鲁迅符号在社会群体中的传播。

根据鲁迅学史和解释主体的变化,鲁迅符号意义之生成可分为三个阶段:

首先,身份自塑与他者解释共存阶段。自20世纪初鲁迅进入文坛直至1936年离世,在这一阶段中,鲁迅的符号意义来自作者和他者两个层面的解释,这两种解释相互交织,通过论争和对话的方式展开。

“身份自塑”是鲁迅符号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通过文本组织的形式向公众展现“自我”,这一“自我”并非作者本真,而是由作者塑造的、具有意义的、能被感知的符号。鲁迅的身份自塑首先最直接体现在他对笔名的选择上。按照鲁迅自己的说法“一个作者自取的笔名,自然可以窥见他的思想”(7)。“鲁迅”是他使用最多的一个笔名,这个笔名对他本人而言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称谓标记,而是被赋予了象征意义、具有意义携带功能的符号。从符号学角度来看,作者在取用“鲁迅”二字时,已经实现了其在话语空间内的“自我塑形”:“鲁”既指“迟钝”,也指“周代诸侯国名”,还指作者母亲姓氏;“迅”则指“快,急速”。鲁、迅二字结合在一起,字面意义含有鲁钝/迅疾之矛盾统一。对此许寿裳、侯外庐等均有论及。

文学创作是另一种常见且主要的自我塑形方式,不同文体的塑形方式略有差异。鲁迅在小说和诗歌中的自我塑形,主要是以“隐含作者”的身份出场;杂文创作则是以非虚构的叙述者面向读者。读者在阅读文本的过程中,所感知到的并非现实鲁迅,而是隐含作者,即鲁迅的符号自我。例如《故乡》中的“我”并非实指鲁迅本人,而是隐含作者意志的显现,它包含着鲁迅本人、文本叙述者以及读者的人物期待三层意志。既可以看到文本叙述者内心的“悲凉”,又可以看到文本叙述之外的反思:“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还可以看到为满足读者期待而作的插叙倒叙以及故乡空间描绘。倘若误将隐含作者同鲁迅本人混为一谈,则极可能导致对鲁迅——其实是鲁迅符号——的盲目崇拜或憎恶。

较之小说诗歌,杂文取消了虚构文学中作者之于自我的“留白”,更直观地体现出作者本人的情绪情感以及人生态度,思想层面更为接近现实作者。在鲁迅杂文中,他不仅作为社会批判者也作为自我反思者存在。他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8)否定态度自始至终贯穿于鲁迅的思考与创作,他对自己的创作认知是:“这不过是我的生活中的一点陈迹。……这小小的丘陇中,无非埋着曾经活过的躯壳。”(9)不能简单地将此视为鲁迅的自谦,因为其中还暗涵着鲁迅的自我反省与自我否定,以及由此而实现的怀疑者、批判者的身份塑形。

鲁迅的符号自塑最终要通过读者感知得以定型,不同读者对鲁迅的理解各不相同,他者解释主要是以文本的形式存在。值得留意的是,这些遗留下来的“文本解释”本身就暗含着“幸存者偏差”的局限,因为那些不曾留下文本解释的阅读或者感知,后来的读者不得而知也无从谈起。

起初人们关于鲁迅的解释,主要围绕鲁迅小说文本的一些零星看法。到1920年代,随着鲁迅作品、书评以及新闻报道愈加丰富,人们对鲁迅的评价也更为丰富。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的评价如王富仁所言:“最少强制性的因素,因而也反映着鲁迅作品的不同评价方式和感受方式。”(10)对文学文本的直观感受,是这一时期鲁迅符号的主要解释方式。“新文学开拓者”“世界作家”都是基于当时“破旧立新”的文化语境而形成的解释。

1920年代末期,鲁迅符号开始与革命意义联系起来。冯雪峰指出:“鲁迅做的工作是继续与封建势力斗争……革命也必须欢迎与封建势力继续斗争的一切友方的势力。”(11)任访秋称鲁迅“是‘战士,是要施行‘思想革命,是‘为人生而文学”(12)。值得注意的是,任访秋所说的“革命”与冯雪峰的“革命”有所不同,前者指向思想革命或革新,而后者则主要指政治革命。鲁迅符号的“革命”意义在思想革命向政治革命衍义的过程中逐渐生成。这与1920年代晚期之后的中国社会语境变化息息相关:“文学主潮随着整个社会的变革而变得空前的政治化。”(13)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解释下,鲁迅一方面被标识为“革命战士”,另一方面又被青年马克思主义理论派解释为“小资产阶级”以及“二重反革命的人物”(郭沫若语)(14)。直到左翼文学政治家瞿秋白对鲁迅作出如是总结:“鲁迅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15)从此,鲁迅政治性质在左翼阵营得以统一和确立,并衍生出“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

对鲁迅符号作无产阶级革命意义的诠释,除了受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的政治意向支配外,还与这一时期鲁迅杂文的身份自塑有关。从1928到1930年,作者陆续发表了《文艺与革命》《铲共大观》《革命咖啡店》《文学的阶级性》《革命军马前卒和落伍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等一系列关于“革命”“阶级”的文章。虽然无法判断作者当时的真实意图,但是这些文本创作成功地将鲁迅推向革命英雄的位置。尽管鲁迅曾说:“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16)但这并不因此改变他离世后成为战斗英雄的命运。

其次,生命离场与神圣化构建阶段。1936到1970年代末,鲁迅意义不断神圣化,后来学者们所说的“祛魅还原”主要就是针对这一时期形成的鲁迅神化意义而言。这一阶段的意义延续了鲁迅上海时期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政治意义,并在毛泽东的诠释下得到进一步强化,鲁迅政治意义的阐释达到顶峰。民族魂、中国高尔基、中国第一等圣人、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革命旗手等,是这一时期鲁迅符号的主要标识。

鲁迅病逝后,覆盖于灵柩上的“民族魂”几乎成为鲁迅意义的“盖棺定论”。而毛泽东的几次公开讲话对鲁迅意义的解释影响最为深远,自1937年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纪念大会,到1938年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1940年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再到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鲁迅被称为第一等圣人、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文化革命的主将、无产阶级的代表、文化战斗总司令、“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17)等等,直接促成鲁迅神圣化政治意义的构建。虽然在措辞上几近登峰造极,但这还不算极致。

鲁迅的神圣化意義在1940年代末以后被发挥到了极致,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框架的指引下,神圣化意义几乎成为关于鲁迅唯一的绝对的正确的解释。“圣人鲁迅”不仅具有无产阶级革命斗士的理论意义,还被赋予了战斗的实践意义,鲁迅文学作品中的某些批判性言语被奉为一切斗争的金科玉律。他不但作为无产阶级反抗敌人的“匕首”,也成为一切政治批判、向异见者宣战的政治“公器”,“鲁迅”因此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化革命斗士。此阶段《发扬鲁迅战斗精神,粉碎文艺界反党集团》《学习鲁迅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战斗精神——斥周扬一伙用先验论攻击和歪曲鲁迅》类似标题的文章不胜枚举。妥佳宁称这一时期的鲁迅是“进化链条上的‘革命中间物”,背后潜藏着某种革命进化论思维,即“由于后起者更先进、革命性更强(或者只是更激进),其对旧有者的斗争就具有目的上的合理性,于是其残忍的斗争手段也就被赋予了合法性。在这种激进循环的链条上,一代又一代的人都只不过是‘中间物”(18)。鲁迅的革命斗士意义得到空前强化。

尽管此阶段也出现过一些不同解释,但主要解释者为国家主流权威,鲁迅的符号意义主要体现于政治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这些解释对建构思想武装意识、建立无产阶级统一战线、推动国家政治宣传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同时,也间接地实现了鲁迅符号在民众中的积极、广泛传播。

最后,还原意识与意义敞开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伴随大学机制的恢复以及学科专业化的发展,新时期鲁迅研究开始趋于学理化专业化。1980年戈宝权提出建立“鲁迅学”,学理探索随之展开。唐弢、王瑶、王士菁、孙玉石、陈鸣树等以鲁迅文学作品为分析对象,再次重申鲁迅的文学家意义;陈涌、林非、刘再复、汪晖等则从思想层面剖析鲁迅,重塑思想家身份;林志浩、彭定安、朱正、薛绥之等从生平历史角度研究鲁迅,还原历史人物鲁迅;张梦阳、袁良骏等对鲁迅研究史的编纂,也从不同层面对鲁迅思想艺术作出解释。“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等意义得以重新发掘和拓展。鲁迅符号开始从统一的神圣化意义重新回到不确定的阐释中,与政治之外其它“织线”(如文学、哲学、美学、人类学等)相交集,进而生发出新的意义。

钱理群指出:“每个研究者,总是根据自己时代及个人的文化积累(文化背景)、思想观念、人生经验、审美趣味、个性特点……对鲁迅的某一层面产生共鸣,然后对这一部分加以强化与发展,从而创造出某一时代、某一个人的‘鲁迅来。”(19)王得后认为鲁迅是“一位致力于改造中国人及其社会的伟大思想家”(20),赋予鲁迅以“改造中国人”即“立人”的意义。王富仁针对政治神化鲁迅提出“回到鲁迅”,他在《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中总结了鲁迅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价值,赋予其启蒙意义。林非则将鲁迅纳入中国近代思想史中考量,指出鲁迅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这与王士菁的判断相似:“鲁迅以他的杰出的文学作品表明他是我国优秀的古典文学的富有创造和革新意义的继承者,同时,他又是我国现代的中国革命文学的奠基人。”(21)这种历史视角在汪晖“历史中间物”那里也多有体现。“中间物”不仅是一个历史承前启后的话题,它还牵涉到鲁迅的全部人生哲学。王乾坤的《鲁迅的生命哲学》一书即以“中间物”为支点,彰示鲁迅生命哲学意义,他认为:“‘中间物构成了鲁迅全部思想的一个轴心概念……‘中间物意识成了他堪称思想家的根本识别。”(22)

80年代以后的鲁迅研究呈现出多元化多视角趋势,这与同时期大量的西方理论译介不无关联,突出地体现在对鲁迅作品的形式研究和对鲁迅思想的哲学分析上。例如,王富仁的《〈狂人日记〉细读》借用英美新批评、文化学、历史学等多重视角解读鲁迅作品;陈方竞的《鲁迅与浙东文化》则从文化地理学角度重释鲁迅。除了西方思想理论的影响之外,海外的鲁迅研究者诸如竹内好、伊藤虎丸、丸尾常喜等,也促进了中国鲁迅研究的反思。关于鲁迅的符号解释也因此呈现出丰富而多样的发展态势。

值得注意的是,符号意义是一个逐渐累积的过程,一方面意义随着时间语境流变而变化,另一方面已经完成的意义活动又会累积成相对固定的“文化”,即过去的意义并不消失,而是隐身于文化熔炉中沉积下来。虽然学理探究从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绝对神圣的鲁迅意义,但鲁迅的政治意义并没有因此完全消失。相反,在教科书和影视剧等传播领域中,鲁迅符号的政治意义仍然持续存在。从50年代纪录片《鲁迅生平》、70年代《鲁迅战斗的一生》、80年代《鲁迅传》、90年代《风雨故园》,一直到2005年《鲁迅》,鲁迅均以伟大政治革命家的形象存在于大众视野中。为了凸显鲁迅无产阶级战士的伟大形象,21世纪电影《鲁迅》还特地安排了鲁迅营救丁玲、潘梓年、瞿秋白等情节。其政治意义不仅渗透于传记影视作品中,还表现在对他的小说改编中。如夏衍对电影《祝福》的改编,几乎彻底地转换了鲁迅小说的思想重心,进而间接地推动了“鲁迅”符号的政治塑形。从意义建构的角度来看,不论是纪录片刻画出的鲁迅形象,还是影视改编所展现的鲁迅作品,抑或是当代中小学教科书的导读,都透露着相似的解释倾向:对神圣化政治鲁迅意义的承续。

因此,1980年代以后,鲁迅研究界逐渐开放的意义阐释与大众视野中的神化鲁迅并行不悖。那么,回到最初“还原鲁迅”的问题上来,对鲁迅研究界而言,以消解神化鲁迅为目的的“还原鲁迅”或许已不是问题,因为自80年代以来,以趋近的方式“还原鲁迅”几乎已经成为学界共识,由此促生的多维度诠释不胜枚举,鲁迅的符号意义充分敞开;但若从大众语境来看,还原鲁迅却并非过时的话题:因为在大众语境下,鲁迅仍然是神圣化时期的民族斗士和无产阶级英雄。

三、鲁迅符号的三重意义与两个问题

符号传播的一般过程分为三个环节:发送者、符号信息和接收者,表现为三重意义:意图意义、文本意义和解释意义。在鲁迅符号活动过程中,较为复杂的是,不仅符号各环节的意义不同,而且符号发送者及其文本组织(符号信息的呈现)也不相同,接收者所感知的对象也因此各不相同。虽然都在谈论“鲁迅”,但是教科书及影视剧中所显示的鲁迅符号与鲁迅文本作品或历史材料中的鲁迅符号并不一致。所以,读者所面临的不仅仅是一座具象化的“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山”,而且是一个多重文本符号相互交织下的抽象的“人”。那么,对该符号的认知就不仅是“远近高低”的角度问题,它还关涉到接收者对该符号不同文本组织材料的辨析和理解。

就发送者来看,鲁迅符号的发送者不止于作者,它还包括同时代的记者、评论者,后来的政治权威、撰写生平的亲朋以及鲁迅研究者等。不同发送者所要传达的意图意义各不相同。比如,同时代记者在采访鲁迅时有可能为了传达真相,有可能为了引起新闻效应,增加报刊销量;同时代评论者中有的出于友情目的,有的出于政治目的,也有人仅为了表达审美判断;就鲁迅自身而言,其意图意义也并非单一,或是撄人心,或是求生存,或是回击。在有的文本组织中,发送者不是单一的主体,例如,教科书上的鲁迅符号,它不是单纯的文学文本,还包括配图、导论、提问及正确解释,它的发出者既来自作者鲁迅(体现在具体作品中),也来自鲁迅研究专家以及政府权威的教育审查机构,它既暗含着作者意图,也暗含着文本编选者诠释者的意图,还暗含着政治权威的意图。发出者的意图决定了符号文本的组织方式,而文本组织的方式则直接影响了接收者对意义的理解与接受。

就符号信息(文本意义)而言,鲁迅符号的文本组织形式多种多样。按照文本符号的传播类别大体可分为两类:文字形式和图像形式。文字形式包括鲁迅文学作品,关于鲁迅的传记、批评、研究、宣传等;图像形式包括鲁迅的照片、雕像、绘画、影视等视觉文本符号。就视觉思维而言,图像形式的文本组织方式不是單一存在的,如鲁迅文学文本中可能会配有鲁迅照片或绘画,鲁迅肖像的附近可能会摘录些许鲁迅作品中的文字符号。文本意义是对意图意义的具体化,它始终贯穿着发送者的意图意义。在现实社会中,这些关于鲁迅符号的文本组织形式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交织在一起,构成一张巨大的符号织网。所有关于鲁迅的理解都离不开这张巨大的织网,同时,所有的理解都有可能以重新解释的方式继续编织新的文本。

从接收者来看,其解释意义不确定而充满变化。这主要受接收者的思维方式、知识结构及其所在语境的影响;即便同一位接收者,在不同生命阶段对鲁迅的理解也会有所变化。理解差异与感知片面性有关。“意识选择事物的某一部分,让这部分被意识投射的意向性激活,让它们给予意识以意义。”意识之意向性有两个特点:“方向性”和“有关性”(23)。所以,接收者在理解意义时常常按照自己的思维方式及价值取向选定与之相关的文本意义赋予事物以解释。主体的意向性必然造成感知及感知对象的片面性,主体所感知到的仅是与主体意向相关的片面化集合。换言之,所有关于鲁迅符号的解释,都是带有主体意向性的、片面性的解释。这些看似主观的意识背后,却存在着坚实的客观基础:语言、思维、文化语境、常识经验、艺术想象等。因此,在流变不居的意义解释过程中,仍会产生一些相似的、为人们所共识的意义。这部分为人们所共识的鲁迅意义,比如鲁迅的批判性精神、立人思想等,将作为一种约定俗成的解释,融入社会文化,转化为群体共有的认知经验。

发送者、符号信息和接收者三个环节始终伴随着整个鲁迅意义的生成过程,文本意义是意图意义的具体化,解释意义是文本意义的具体化。鲁迅本人意图通过文学作品得以显现,鲁迅文学文本的意义通过读者(解释者)感知而生成。这里始终存在两个主体:发送主体和解释主体。其中,发送主体既包括鲁迅本人,也包括部分的解释者——以文本(广义的)形式固定其解释意义;解释主体既包括个别读者、研究者,也包括政治权威。

当解释意义以文本形式呈现出来时,接收者重新转化为意义的发送者,生成新的文本意义。这就形成了解释循环:既有解释文本始终以前解释文本为前提,同时,又作为后解释文本提供解释经验。百年鲁迅衍义史,可视为后解释与前解释之间的互文运动,前解释在后解释中实现意义在场(以重复的方式),后解释则是对前解释意义的延伸(以否定的方式)。鲁迅意义在理解与解释的流动过程中得以建构;各种解释源源不断地汇入鲁迅符号中,逐年累积,形成一个巨大的敞开的鲁迅意义织网。由于符号意义本身的流动性以及意义面向未来的开放性,我们很难达成某种绝对确定的鲁迅意义。从符号学层面而言,绝对真实的鲁迅意义并不存在。

鲁迅符号通过解释者的感知和理解而被赋予意义,不同解释者或同一解释者于不同语境下都可能对鲁迅符号作出不同的解释。多义,是鲁迅符号的一个主要特征,这就构成了符号学视角下的所谓“解释漩涡”(24)。作为符号的鲁迅,在这一点上表现得特别明显。

鲁迅因其作品对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激烈批判而被解释为“反传统”,鲁迅对墨家、法家思想的肯定态度又展现出对传统的继承,反传统与继承传统这两层相悖的解释意义同时落在鲁迅符号上;鲁迅的小说创作历来颇受嘉评,作者被称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但因其杂文风格犀利尖锐又被解释成“绍兴师爷”“刀笔吏”,富有同情心的理想文学家与锋利凶狠的“刀笔吏”,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也同时被安放在鲁迅符号上;对鲁迅“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封号与鲁迅文学文本对“革命”的批判态度,令无产阶级革命家与革命批判者两种解释同构于鲁迅符号里。

在这些解释中,既不能否定鲁迅的反传统,也不能否定继承传统;既不能否定他的深刻伟大,也不能否定他的行文毒辣;既不能否定他与政治革命的历史关联,也不能否定其文学思想对激进革命的批判。这些相互冲突而又无法否定的解释,构成关于鲁迅的解释漩涡。解释漩渦的动力主要来自于认知差,而认知差的根本原因则在于主体各个层面的差异,特别是关于解释对象的参照系差异。如果从符号意义本身的片面化角度来看,任何一种理解都是理解,存在于鲁迅解释漩涡中的所有意义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同时,根植于人性中的求真意识令人们并不满足于“智者见智”的评价方式,要求对不同解释进行真伪判断:哪一个才是正确的鲁迅解释?或哪一个才是真实的鲁迅意义?这就涉及到正确解释的标准或意义真实的标准问题。

迄今为止,解释标准仍然较为混乱,难于统一。大致分为三种立场:立足于意图意义,立足于文本意义,以及立足于读者意义。除此之外,也有学者如伽达默尔提出解释者与作者的视界融合而达成有效意义。

从鲁迅意义的整个生成过程来看,除了特殊时期特殊语境外,鲁迅意义并无某种完全统一的解释,只有不断生成的意义过程,其中的每一种解释都是鲁迅意义织网的一部分;不过,鲁迅符号也没有因此而滑向无止尽的阐释,在关于鲁迅的众多解释中,某些意义反复被提起,某些意义则随着时间而逐渐消逝。被反复提起的鲁迅意义,逐渐转化为相对固定的文化认知经验。可以说,意义并没有严格的正确标准,而是主体在尝试性解释的过程中,实现了对不合理意义的证伪,保留了其中的片面真知。与其说人们以某种“正确标准”为依据来解释鲁迅,不如说是将不合理解释作为批判对象,从而实现意义的更新。所谓“新的意义”,其实质是:以既有鲁迅意义织网为认知前提,对其进行反思、批判与纠正。因此,新意义中始终包含着对部分旧意义的重复和对部分旧意义的替代。

尽管任何解释都是解释,但并非所有解释都是有效解释。有效解释不可脱离两个限度:以求真为目的和面向公众的对话。以求真为目的,要求解释者尽可能避免情绪情感上的好恶,避免抒情泄愤、强制宣传及过度阐释;面向公众的对话,要求解释者在人所共识的逻辑范围内进行解释,从而实现公开的、平等的、互动的思想对话。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由“还原鲁迅”所引发的意义敞开,恰好为解释者的公开对话提供了可能。

注释:

(1) 王富仁:《〈呐喊〉〈彷徨〉综论(博士学位论文摘要·上)》,《文学评论》1985年第3期。

(2)(12) 参见张梦阳:《中国鲁迅学通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2、124页。

(3) 邱焕星:《“回到鲁迅”之辨》,《鲁迅研究月刊》2013年第10期。

(4) 张梦阳:《还原·功利·模拟——对中国鲁迅学史的一点反思》,《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7期。

(5) 参见赵毅衡:《符号表意的两个特征:片面化与量化》,《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5期。

(6)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0页。

(7) 鲁迅:《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64页。

(8)(9) 鲁迅:《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0、298—303页。

(10)(14) 参见王富仁:《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27页。

(11) 冯雪峰:《革命与智识阶段》, 《 冯雪峰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3页。

(13) 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3页。

(15) 瞿秋白:《序言》,《鲁迅杂感选集》,青光书局1933年版,第20—21页。

(16)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9—440页。

(17)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8页。

(18) 妥佳宁:《“进化”链条上的“革命中间物”——1949—1979对鲁迅形象及其话语资源的借用机制》,《鲁迅研究月刊》2013年第11期。

(19) 钱理群:《心灵的探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4页。

(20) 王得后:《致力于改造中国人及其社会的伟大思想家》,《鲁迅研究》1981年第5辑。

(21) 王士菁:《鲁迅创作道路初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6页。

(22) 王乾坤:《鲁迅的生命哲学》(增订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

(23)(24) 赵毅衡:《哲学符号学:意义世界的形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75、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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