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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陕甘宁黄土地作家群的代际传承与流转
双击自动滚屏 发布者:admin 时间:2023-8-18 16:42:56 阅读:238次 【字体:

当代陕甘宁黄土地作家群的代际传承与流转



彭青

【提要】当代陜甘宁黄土地作家群创作主体多为农裔作者,以乡土文学创作为主,但又超越乡土文学之上,这个作家群体由于地域文化意识的浓郁,作品大都有明晰的地域指认性。在70多年的创作实践中,五代作家代际传承明显,从关中、陕北文学的辉煌到甘肃黄土地文学的崛起,再到西海固文学的发扬光大,经历了地域文化内部的流转过程,黄土地作家群的艺术风格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在艺术创新方面也不断进行着扎实的探索,使作品的艺术表现手法也更趋多元化。

【关键词】黄土地文学;作家群;代际传承;地域流转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秦岭以北,黄河“几”字以内的黄土高原,是陕西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交错之地,从历史、文化内涵和黄土高原地貌特征上审视,这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块土地在地域上的习惯称是“陕甘宁”,从文化归属上考量,这里同属于黄土地文化的范畴。按照黄土高原的地域板块划分,可分为陕北黄土高原、关中平原、陇东、陇中、西海固以及银川平原,这几处地理紧密相连。文学源于生活,黄土地域之风情、民俗、人文环境等,都对作家、作品产生起着决定性的因素。从1950年至今,在陕甘宁黄土地上明显存在着一个以黄土地文化为核心,创作主体多为农裔作者,以乡土创作为主,但又超越乡土文学之上,在题材、主题、风格诸方面与一般文学相比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的文学流派,其共性是对黄土地人民善良、淳朴、坚韧品质的深情赞美、对乡村艰苦生活的真实展现、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和对文学的诗性追求。其个性体现在每个作家的具体作品当中。陕甘宁黄土地作家群由柳青、王汶石发端,路遥、杨争光、邵振国、柏原、陈忠实、王家达、高建群、冯积岐、贾治龙、程海、老村等继承,马步升、石舒清、季栋梁、郭文斌等发展,了一容、张学东、马金莲等后继,代际传承明显的文学创作团体——黄土地作家群。这个作家群体由于地域文化意识的浓郁,作品大都有明晰的地域指认性,《创业史》《平凡的世界》《白鹿原》《大平原》《村子》《黄尘》《骚土》等具有陕北黄土高原与关中平原的凝重和浑厚,《喊会》《黑骚》《老碗会》《青白盐》《一九五零年的婚事》《陇东断代史》等富有甘肃陇东的朴野和豪放,《麦客》《若有人兮》《清凌凌的黄河水》《乔女》等具有陇中与黄河边的柔美与明丽,《清水里的刀子》《吉祥如意》《大年》《手掬你直到天亮》《和木头说话》《坚硬的夏麦》《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长河》等具有西海固与宁夏平原的朴素与沉重。

黄土地作为一种极为特殊的地域环境,其有着其他地区所不具备的特殊性,故而在黄土地长大的人往往都会有更为强烈的乡土情结。“黄土地的生命之美,是繁华的城市所不具备的。黄土地虽然贫瘠,缺乏五彩斑斓的绚烂和安静美好的秀美,却有着顽强的生命力,不管是生长在黄土地的动植物,还是生活在黄土地的人民,都在艰苦的环境下生存下来,以自己顽强的生命力延续生命的价值。正是这种顽强的生命力,让植根于黄土地的文学精魂显得更为厚重有力、不可破坏,当代陕西作家能够从中汲取足够养分,并表达自己对乡土的浓烈爱恋之情。”[1]守护本土,守护传统价值,守护语言,守护诗性的审美本质是陕甘宁黄土地作家群共同的艺术追求,这一追求可以稳固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抵制异域文化的入侵;对弘扬中国文化传统,为增加中华文化自信与软实力提供更多的、更有力的地域文化元素;对经济社会转型下的文化自觉、自信与自强都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陕甘宁黄土地作家群远离市场经济的侵扰,甘受贫苦,追求文学的崇高精神,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在全国乃至全世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陕甘宁黄土地文学从20世纪50年代到21世纪初的70多年间,发端于陕西关中平原,后流转于陕北、陇中、陇东,再到西海固以及银川平原,经历了岁月的沉淀。黄土地作家群具有明显的代际传承的特点,从年龄阶段上大体可划分为五个代际,5代作家薪火相传,从坚守黄土地乡土文学创作的现实主义到多种艺术手法的用运,作家群体在黄土地内部几个地域板块的流转到艺术手法的流变,他们的创作值得去关注、研究。用陕西文学、甘肃文学和宁夏文学行政区划来研究黄土地文学,显然是将其割裂开来了,就会出现“陕西文学断代” [2]的片面论断。用“西部文学”或“西北文学”来考量这些作家的创作,显得大而不当,不能突出地域作家的特性。“从‘陕甘宁黄土地地域文学的角度研究这些作家共同的文学追求和异彩纷呈的艺术风格,这种分地域、断代式的研究,能够做到将空间上的共性与时间上的历时性很好地结合起来,实现作家作品研究的点与当代文学发展的面的结合,突出地域特征,在文学上有着一个地质地理学上的觉醒意义。以黄土文化为背景,视文学为生命并不断创造‘史诗的作家群,不仅是陕甘宁文学的主要支柱、主体力量,而且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典型的文学流派。总结他们创作特点、经验得失,探究他们的创作道路、文学渊源,弘扬他们的艺术追求、创作精神等,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持续发展、不断创造辉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3]

本文所涉及的陕甘宁黄土地作家群是指出生或长期生活在黄土地,并以叙写黄土地乡土文学为主的小说家。贾平凹、京夫等出身在秦岭以南,商周系列小说和描写汉水流域的《八里情仇》等不属于黄土地文学的范畴,张贤亮大多写知识分子,所以本文将他们排除在外。由于篇幅的限制,黄土地诗人和散文家本文也不涉及。

一、陕甘宁黄土地文学产生的社会现实根源和代际传承关系

陕甘宁黄土地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中一个独具个性的文化体系。黄土文化由“黄土地”这个习惯性称谓而得名。黄土地按照人们习惯性概念和文化内容的属性及特点,专指黄土高原西部这一特定的区域。这个区域,以陕西北部为中心,包括与之相接的甘肃、宁夏靠近陕北的部分,黄土地文化具有粗犷、豪放之特征。陕甘宁黄土地作家群是以黄土地生活背景为题材的文学创作,在创作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出这一地域所特有的地域色彩的创作群体。黄土地作家群的文学创作与黄土地独特的地理环境、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有着渊源的关系。“陕甘宁黄土地文学具有悠久的历史,古代作家辈出,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最早可以追溯到《诗经×秦风》和司马迁的《史记》等,秦、汉、唐等朝代在长安建都,更是以西安为中心的地域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以后,随着中国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向东南转移,尤其是在近代,陕甘宁黄土地文学比较沉寂。但是,在1930年至1949年间,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建立革命根据地,革命文学和民间文学对本土作家产生了重要影响。陕甘宁作家群坚守在黄土地上,呕心沥血,孜孜以求,他们塑造的黄土地系列人物形象,如梁三老汉、德顺老汉、孙少安、孙少平以及水香等人物身上散发出的人性魅力成为中国文学中一道亮丽的风景。这是文学创作的实绩,正是因为有一大批本土作家以黄土地为创作背景,他们的作品构筑起了黄土地文学的坚实土壤,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3]

陕甘宁黄土地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坛的崛起,成為一种文学流派,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历史阶段。柳青、王汶石是直接受陕甘宁革命文学熏染而成长起来的作家,在他们的带动下,陕甘宁本土作家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中国文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60年代得到良好发展,在八九十年代达到鼎盛,21世纪后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创作势头。从新文学的整体发展来看,黄土地作家群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间真正崛起的,其主要标志是小说家不断涌现和小说创作全面繁荣。从年龄段上将当代陕甘宁黄土地作家群可划分为五代:柳青、王汶石等“第一代有影响的小说家,出现于共产党来到陕北以后,准确地说,是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是的,这一代小说家,是‘讲话的产物。他们尊奉‘讲话宣示的文学律令,接受包含在其中的文学价值观。他们的写作自觉地服务于民族解放斗争和夺取政权的国内战争。这一代小说家的写作态度是虔诚而认真的。高昂的政治热情,赋予他们的写作以雄强、骏健的精神力量”[4]47。第二代包含路遥、邹志安、杨争光、邵振国、柏原、陈忠实、王家达、高建群、冯积岐、贾治龙、程海、老村等作家,他们大多出身于20世纪30、40、50年代,他们继承了第一代作家的精神传统,但又在创作上的比起第一代作家有所进步和超越,实现于文化生态环境相对正常的上世纪80年代,“因拥有特殊的生活经历和政治热情使他们的创作表现出鲜明的启蒙主义和现实主义特色,在审美意识上追求崇高和悲剧美” [5]。其作品在新时期中国文坛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也将黄土地文学推向了一个高峰。路遥、陈忠实先后获得茅盾文学奖,邵振国等人获得全国短篇小说优秀奖,使得黄土地作家群的创作成为一股强劲的风潮,在全国乃至全世界赢得了声誉。第三代以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马步升、石舒清、郭文斌、季栋梁、火会亮、李进祥等为主,这些作家的创作比起第一代、第二代的创作来题材更为丰富多样,艺术手法更为鲜活,作品的艺术成就也更为突出。石舒清等少数民族作家的介入,使得黄土地文学具有了多民族色彩和宗教情怀。第四代以了一容、张学东等“70后”为主。第五代以马金莲等“80后”为主,这些作家生长于贫穷的西海固,他们的小说中具有朴素与沉重,混杂着爱与忧伤的调子,叙写了身处绝境却能顽强生存的父老乡亲们的崇敬与爱怜之情

二、陕甘宁黄土地文学的艺术追求及成就

(一)生存环境和丰厚的文化积淀丰富了作品内涵

黄土地作家群的生存环境与对家乡的热爱决定了他们强烈的恋土情结。黄土地作家群在荒凉、贫瘠、封闭、落后相交互,丰富的古文化与经济满足后诸方面优势与劣势并存的区域间生息着,黄土地的博大浑朴,生长在这片土地上人们,都带着与生俱来的豪爽豁达和朴拙。城市的繁华与黄土地的落后带来的巨大落差,作家们的心灵也同样产生过向往都市文明与怀念故土的强烈矛盾。他们没有被涌动的商潮卷走,而是矢志不渝地把根扎在黄土上,扎在地域文化中,把一方山水和风土民情作为描写对象。在路遥的文学创作中,他的作品几乎都以黄土地为根基,以厚重的黄土文明为底色,总是渗透着他对黄土地的眷恋情节。《人生》中的高加林在黄土地上的悲剧人生,《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安、孙少平兄弟扎根黄土的深沉选择,均营造出了一个充满人、豪迈奔放的黄土世界。小说中的窑洞、方言、生活场景等吸引着读者,与作品中的人物同悲欢、共命运。

(二)黄土地作家群对文学的敬畏和现身精神

陕甘宁黄土地作家群大都具有平和、恬静的心态,特别看重文学的独立价值,普遍有着良好的敬业精神和甘于清贫乐于奉献的品格。“他们对文学事业执着专一,具有一种为文学献身的悲壮精神。”[6]这种精神在几代作家身上得到了有力的传承,他们都能够耐得住寂寞,潜心创作,将文学视为人生的最高追求。正是因为他们对文学的敬畏和现身精神,使得黄土地作家群的作品散发着纯正的文学气息,具有与物质欲望相抗衡的精神力量,为文学赢得了应有的尊严,同时也受到了读者的青睐。柳青的《创业史》不仅填补了陕西乃至西北地区自明清至新中国成立以来漫长历史上以本土文化元素为叙述载体的长篇小说创作的空白,而且启蒙、影响了众多以黄土地为题材进行文学创作的后来者。柳青是以作品魅力和人格魅力共同作用的作家,在陕西人乃至陕甘宁作家群心中建起一座雕像。陕西省现代多位作家都受他作品影响,陈忠实、邹志安、路遥等作家曾经都将柳青作为文学膜拜的对象,很多人的创作都是从模仿柳青开始,从对柳青的亦步亦趋寻找自己的定位,然后在“柳青体”的基础上慢慢找到自己的创作之路,可以说,柳青为黄土地文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优秀作品的不断涌现,在全国广泛的社会影响和重视,增强了陕甘宁黄土地作家群创作的自信心。路遥、陈忠实先后获得茅盾文学奖,邵振国等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激发了黄土地作家的创作热情。石舒清、郭文斌、马金莲先后获得鲁迅文学奖,了一容、马金莲、张学东等“70后”作家创作势头强劲。从目前的创作群体看,其年龄结构涵盖老中青,杨争光、邵振国、柏原、陈忠实、王家达、高建群、冯积岐、程海、老村等依然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势头,生于60年代的马步升、石舒清、郭文斌、季栋梁这一批作家正处于创作生涯的成熟期;了一容、张学东等“70后”,马金莲等“80后”作家更显示了巨大的创作潜力。因此,黄土地作家群在今后的发展中仍然会成为一股巨大的力量,富有后继有人的良好势头。

(三)塑造了鲜活的黄土地农民群像

小说是以塑造艺术形象为核心的艺术,陕甘宁黄土地作家群最主要的艺术成就表现在塑造了鲜活的系列黄土地农民群像。其一,塑造了“农民的父亲”系列形象,这些人物是黄土地农民的典型代表。他们热爱土地,勤劳质朴,是“大地般”厚德载物的男性农民形象。柳青《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他对土地具有执着的爱恋之情,在公与私的较量中具有农民真实的情感特征,《人生》中“明达宽和无所不能包容拥有成熟男性智慧的德顺老汉” [7]64,是“农民父亲”的最为感人的人物形象之一。其二,塑造了一大批具有高尚情操,经得起苦难的磨砺,对生活充满进取之心的系列青年农民形象。这些农民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他们始终保持着对美好生活的强烈追求意识,他们是黄土地农民的典型代表,他们生活在贫穷、荒凉的黄土地之上,但他们对生活充满了渴望,始终用他们的勤劳和美德争取活着的价值和尊严。《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安,《麦客》中的吴顺昌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其三,塑造了“大地般的女人”形象,我们可以毫不夸饰地用“伟大的农妇”来形容她们的美德,路遥《人生》中的刘巧珍善良、淳朴、具有牺牲和奉献精神,在她身上,作者寄托了对纯美农村女性的情感。邵振国《麦客》中的水香是陇中大地上勤劳、质朴、善良女性的代表,水香的纯朴到了令人心酸的地步。“这种在艰窘中全无玷污沾染的近于童稚的纯朴,常使得知识者为之心醉、也为之心碎。”[7]64邵振国长篇小说《若有人兮》中的史淑芬是忍辱负重,在艰难困苦中为子女存活而奉献的母亲形象。王家达《清凌凌的黄河水》中的尕奶奶,《血河》中的白蛇,《乔女》中的乔女等,都是“黄河女儿”的典型代表,尤其是乔女,做为地主的小老婆,为了大老婆生的三个子女的存活,戴着“地主婆”的帽子,默默地为他们的成长奉献着。郭文斌《吉祥如意》等中短篇小说中的母亲形象更为突出,在他的小说中,母亲形象是和民俗、节日维系在一起的,他的小说中母亲并不是核心人物,但是一个家庭的主心骨,体现出女性在家庭中的重要。在这些女性身上,体现出“地母般”的精神品格。其四,塑造了粗犷泼辣、痴情、勤劳的女性形象。杨争光写的是陕北女性的这些品质,马步升写的是陇东女性的相同性格特征。《青白盐》中的泡泡、叶儿干妈,她们美丽、善良,既有万种柔情,又有侠肝义胆。《一九五零年的婚事》中的狼茬婆、荨麻,《陇东断代史》中的侯菜菜、白臭蒿等,她们泼辣、大胆、能干,既有男人一般的力气,又有女性细腻温婉的一面,她们是陇东黄土塬上无数吃苦耐劳女性的典型形象。其五,塑造了系列农民工形象。新世纪以来,很多作家站在城乡改革的立场上关注农村、农民和农业,他们的创作冲出了“乡土”文学的范畴,路遥曾经以写“城乡交叉地带”而称著。随着农民工大举入城,一些作家的笔墨离开了黄土地,紧随农民工的步伐,来写进城的农民工的精神状态和心灵世界。写出了农民工身份的焦虑意识和他们心灵的骚动。身份焦虑在中国各阶层人士中普遍存在,但对于离开赖以生存的村庄去城市或者其它地方打工的农民工显得尤为明显。说到底,身份焦虑实质上是生存焦虑的象征性表达。马步升中篇小说《被夜打湿的男人》是写陇东农民牛二军进城后身份焦虑焦虑的核心在于得到尊严和社会的尊重。可他并没有从一个被包养的女人身上得到应有的尊重,最终杀死了这个女人。这篇小说的复杂性在于写出了进城农民的身份尴尬和他们的精神诉求。

三、黄土地作家群在陕甘宁地域板块内的流转及艺术手法的流变

赵园认为“大西文学对于新文学的特殊贡献,是革命之赐。上述历史状况无疑提供了一定的文学文化基础,也构成着感情依据。但1940年代战争环境中的边区、根据地作者,无瑕作地域文化探索,当时的知识者、文化人对大西北的感情主要是政治感情,这种感情自然是会流迁的……文学,依其性质,更感动于大西北苦旱的黄土地,感动于其上的乡民在及其严酷的自然条件下的人性魅力”[7]174。 赵园的这段话中肯地概括了当代黄土地文学之根本精髓——严酷的自然条件下的人性魅力。五代作家的艺术追求从单一到多元,经历了一个流变的过程,文学创作的成绩也是越来越突出,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陕甘宁黄土地作家群的流转可从作家群体在地域上的流动和艺术风格的不断创新两方面考察:

  • 陕甘宁黄土地作家群在地域板块上的流动


陕甘宁黄土地文学发端于陕西,是受革命文学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个文学流派。第一代作家基本上以陕西籍作家为主。柳青出生于陕西吴堡县,他大部分时间生活在陕西,代表作《创业史》都取材于陕西本土,他是当代陕甘宁黄土地作家群体的发端者。他的作品在全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黄土地文学奠定了一个高标。王汶石虽出身在山西,但他大部分时间生活在陕西,他的创作以短篇小说而驰名。自1953年起,王汶石多次深入渭南、咸阳农村体验生活,创作了很多语言朴素生动,富有生活气息的短篇小说,受到广泛好评。第二代作家大部分以陕西籍作家为主,但已经有邵振国、柏原、王家达甘肃作家叙写陇中、陇东,将黄土地文学的地域范畴进行了拓展,并创作出了艺术水准较高,并在全国产生重要影响的作品,例如邵振国的《麦客》,柏原的《喊会》《天桥腰岘》等。第三代作家中除陕西作家外,甘肃陇东、陇中作家崛起,马步升以写陇东黄土塬的创作而格外引人瞩目,马步升用散文、小说构筑了一个文学意义上的陇东。马步升早期的短篇小说《老碗会》富有浓郁的陇东地域色彩,是他的成名作,此后创作了为数众多的以陇东为叙事背景的中短篇乡土小说,如《两个疯子:一男一女》《少年的黄昏》《谎蛋》《河边的证明》《知情者》《你的心情还好吗》《道光三年的地契》《至尊宝柳瘸子》《天净沙》《软村庄》和《赌就赌吧》等,新世纪以来的《青白盐》《一九五O年的婚事》和《陇东断代史》等都是以陇东马连河畔的员外村为叙事地,都取材于他所熟悉的故乡。这些作品无不以黄土旮旯的乡村为背景进行叙事,他的创作要么叙写百年乡村变迁史,要么贴近乡村现实,展现乡村苦难的现实,这些作品为他的创作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三次蝉联甘肃“小说八骏”,被国内一些评论家所推崇。宁夏的石舒清、郭文斌、季栋梁、火会亮、李进祥等60年代作家的小说创作具有井喷之势,这些作家的叙事以西海固和宁夏银川平原为依托,取得了可喜的成就,石舒清、郭文斌获得鲁迅文学奖,李进祥获得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等。李建军在《论第三代西北小说家》中对马步升、石舒清、郭文斌、季栋梁、火会亮等的小说创作给予高度评价。第四代、第五代黄土地作家在宁夏的人数占绝对的优势。“70后”的了一容、张学东,“80后”的马金莲等宁夏作家的创作成绩比起甘肃和陕西来成绩尤为突出,创作群体更为庞大,宁夏西海固文学在新世纪呈繁荣发展之势,就西吉一个小县“拥有数量庞大的创作者队伍。据一组公开的数据显示,有作品结集出版、作品引起全国大型文学刊物关注的作家不下20人,这对一个小小县城而言,在全国恐怕也属少见。”[8]这一现象充分证明了在陕甘宁黄土地板块上,作家群在黄土高原地域内部的流转过程,从陕西到甘肃,再到宁夏,随着时间的推移,或许就会从宁夏流转到陕西了,这就好比洋流一样,在不断的运转、流动之中,去而复来,呈现周期性的流转状态。只要黄土地文化之根不衰,依赖于这片土地文学的创作和流转就会生生不息。新世纪后,陕西作家,尤其是黄土地作家出现了断代现象,后继乏人,文学评论家对此忧心忡忡,撰文《文学“断代现象”——以陕西为例》[2]和《陕西文学:寻找40岁以下的青年作家》[9],甚至于在陕西省政协十届一次会议召开的专题讨论会上,陕西省作协副主席冷梦向大会提交了一份名为《解决“断代现象”危机,加快陕西文学事业的可持续发展》的提案,得到了许多文艺界委员的支持。其实,将陕西文学放在黄土地文学的视野上,大可不必惊慌失措,或者杞人忧天。黄土地作家群并未出现“断代”,而是后继有人,只不过从陕西流转到甘肃、宁夏。黄土地文学的产生、发展是一个流变的过程,决不是偶然的人为因素造成的,是一个区域在某些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风水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陕西文学的断代问题以黄土地文化为纽带,在甘肃、宁夏作家身上得到了有力的传承,将来一定还会在陕西发扬光大。“文学陕军”在中国当代文坛异军突起,甘肃、宁夏文学紧随其后,蓬勃发展,与中西部地区的文学相抗衡,这绝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地域文学长期积淀的结果。所以,我们考虑问题不要过于急功近利,或者过于狭隘,站在地域文学和历史的长河上思考问题,就会有一个比较满意的答案了。

(二)艺术风格的不断创新

从第一代作家柳青、王汶石的创作手法来看,他们始终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柳青的《创业史》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但浓重的意识形态削弱了其作品的艺术高度。题材比较单一,限制了王汶石创作的思想和艺术深度,他的作品丝毫没有体现出生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而是明显的简单化和程式化,甚至存在着为了突出歌颂人物而勉强营设巧合式的艺术结构的地方,艺术手法缺乏自然真切的特点。短篇小说《新结识的伙伴》,吴淑兰和张腊月两个人物形象虽然性格各具特色,但作品为此而作的对比安排却并不自然,人为化痕迹浓重。当时轰动一时的《黑凤》更体现出人物形象“高大全”的虚假缺陷。第二代作家的创作从现实主义到开放的现实主义,艺术水准得到进一步提升。路遥的乡土小说立足现实,而又不局限于现实,超越现实关注,在沉重苦涩中表现激情和理想主义。在《平凡的世界》中,作者是把国家大事、政治形势、家族矛盾、农民生活的艰辛、新一代的感情纠葛,以及黄土高原古朴的道德风尚、生活习俗都真实而细腻地描绘了出来,构成了一幅中国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农村生活的全景式画卷。同时,还深刻的反映出了当时农民的生活和喜怒哀乐。贾治龙的《黑骚》,对生命本真意义的探索,有了“灵魂还乡”的特点。其艺术张力和审美视角都给人以全新的感触,表现力和批判性都是空前的绝妙,既有深刻度也有广泛度,表面上是夸张和变形,本质上是控诉与揭露。时空跨越古今八方,布局突破传统技法。涵盖面大,探索性强,构成了似真似幻、真幻莫辨的艺术效果,颇具代表性,非常大气,富有“魔幻现实主义”的艺术特色。 “第三代小说家似乎更倾向于向西方的大师学习,更倾向于从古代和现代的经典作品取精用弘。这使得第三代小说家中的绝大多数作家在价值主旨和写作姿态上,呈现出与第二代、第一代小说家截然不同的风貌。他们身上既看不到第一代小说家的随顺盲从的影子,也没有某些第二代小说家的消极写作的粗俗和颓废。第三代西部小说家的写作是外向的,关注社会现实和历史灾难;重视善的价值,有极强的道德感和道义感,同情弱者和底层人;是一种求真的写作,具有去伪存真的史传意识;是一种为人生的写作,认同现代文学的启蒙精神及‘人的文学理念;是一种质朴、淳厚的写作,具有清新可喜的诗性意味。”[4]47-48马步升的写作既关注社会现实,又对历史,尤其是中国革命历史进行深刻的反思,这种反思运用反讽和象征的手法,完全擺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石舒清的写作注重人物心灵家园的营造,探索生命的本源,善于思考文学的终极关怀。郭文斌的叙述呈现出恬淡、宁静的风格,用温婉、细腻的语言讲述贫困地区人的丰富的精神世界,用儿童视角展现黄土地淳朴的习俗和生存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超越贫困的乐观精神。第四代的了一容的叙事目标投置在现实生活层面上,他的小说真实、细节生动、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交相辉映。第五代以西吉80后作家回族马金莲为代表。马金莲的文学创作成果丰硕,2016 年获得首届 “茅盾文学新人奖” ,同年8月,《长河》获得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 “骏马奖” 中篇小说一等奖; 2018 年 8 月,她的短篇小说 《1987 年的浆水和酸菜》 荣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马金莲的小说创作带有女性特有的洁净、温暖和爱意。他的作品大多以女性、儿童与老人等视角进行叙事,写出了偏僻边远地区农村人的现代性问题,她以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为主,又兼有有魔幻现实主义的特征。在《马兰花开》和《永远的农事》两篇小说中,马金莲用慢节奏的叙事手法,对宁夏西海固乡村一系列循环往复的农事活动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叙写,写到了春种、夏长、秋收、冬藏,平凡生活中的填炕、做饭、割韭菜、 切洋芋种子、麦收、铲蜂、养鸡等,在这些反复出现的琐碎、 繁重而充满烟火气的劳作中, 显现出了乡土普通民众在人世间生活的辛苦、沉重和温暖。在阅读作品的过程中,唤起读者的时间意识和生存感怀,因而展开对生命状态、价值和生存意义的深层次思考。“长期以来,马金莲笔下平凡而普通的村民,在日常生活中品尝着生命中的幸福与悲伤、快乐与痛苦、希望与失望。她在中篇小说《长河》中,表露出一种对生命敬畏的力量,充满诗性,柔中带刚,不仅将质朴、琐碎的乡村人生图景呈现在读者面前,而且进一步深掘一个民族的精神和文化心理。”[10]

新世纪以来, 在创作题材和作品主题不断走向多元的同时,黄土地作家群在艺术创新方面也不断进行着扎实的探索,使作品的艺术表现手法也更趋多元化。这些作品不光写黄土地,关键是以现代艺术思维、现代眼光来写作的,这是文学创作的一大进步。黄土地作家群在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虽然后继有人,在创作队伍不断壮大的同时,缺少柳青、路遥、陈忠实等领军性的人物,缺少史诗性的作品,这是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我们期待着黄土地作家群在新世纪文学中的出色表现。

【参考文献】

【1】杨铁梅.当代陕西文学作品的乡土情结[J].文化学刊,2019,(12)114.

【2】马平川.文学“断代现象”——以陕西为例[J].文艺争鸣,2007,(10):87-90.

【3】作家无为.陕甘宁黄土地文学的风水流转[Z] .http://blog.sina.com.

【4】李建军.论第三代西北小说家[J].上海文学,2003,(08).

【5】王本朝.新时期文学思潮中的西部文学[J].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3,(06):4.

【6】田中阳.黄土地上的文学精魂——从区域自然地理环境对文学的影响观陕西作家群[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6,(01):74.【7】赵园.地之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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