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耦合关联研究

2024-04-27 15:49李本云

高等职业教育探索订阅 2024年2期 收藏

关键词：高等职业教育乡村振兴浙江

李本云

摘要：选取浙江省2011—2020年时间序列数据，构建高等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两系统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分别选取办学规模、产业兴旺等10个一级指标，在校学生数、村卫生室数量等35个二级指标，利用熵值法确定各指标权重，并基于综合评价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以及灰色关联度模型对其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以及灰色关联度进行评价。研究结果显示：浙江省高等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水平基本呈同频上升趋势，综合发展指数均已达0.84；耦合协调度逐年递增，2019年起已处于第9等级，即良好协调阶段；各指标因素大多呈强关联或较强关联，但部分指标仍处于较弱关联。为实现浙江省高等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协调纵深发展，应增强高等职业教育势能、实现高等职业教育转型、精准培养“新农人”、健全人才引进和福利激励保障。

关键词：高等职业教育； 乡村振兴； 耦合关联； 灰色关联度模型； 浙江

中图分类号： G719.2文献标识码： A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乡村振兴关键在于人才振兴，而职业教育是培养乡村振兴型人才的主战场。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指出，“办好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加快培养乡村振兴人才”。2022年9月，十三届全国政协第六十六次座谈会议围绕“充分发挥职业教育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协商议政，会议强调，“深刻认识职业教育在乡村振兴中的基础性作用，走中国特色涉农职业教育发展道路”。乡村振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压舱石”，高等职业教育又是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最为密切的高等教育类型，通过探讨二者的发展关系有利于彰显职业教育类型特征，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驱动两者协调共进。基于此，本研究通过构建高等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度和灰色关联度模型定量分析两者的耦合关联度，旨在为当地高等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整合协调发展提供借鉴参考。

一、高等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耦合作用机理

高等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耦合关联、同频共振，已有研究从高等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倒逼高等职业教育两个方面进行了多视角的分析，普遍认同两者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自洽性和耦合关联性（见图1）。

关于高等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已有研究从经济价值、技能资本、教育定位、治理功能等角度展开。其一是“产业富农”的经济价值视角。有学者强调发挥高职教育的跨界性功能，通过校地合作、产教合作［1］，实现教育、经济、社会资源高效配置和成果顺利转化，助推乡村产业链、价值链、利益链结构互嵌，催生乡村产业新业态［2］，打造“一乡一业，一村一品”，夯实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3］，优化高等职业教育区域资源配置效率。其二是“科创兴农”的技能资本视角。有学者从高等职业教育促进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出發，指出技能资本具有表征化、具身化、集体化的独特价值意蕴［4-5］，而高等职业教育的内在价值属性是培养乡村技术型人才，为乡村发展提供全领域、全生命周期的技术技能服务，打造技能型乡村建设［6］。其三是“人才助农”的教育定位视角。有学者从高等职业教育的角色认知出发，聚焦“培养什么人”的目标定位，明确职业教育是“量身定制”乡村振兴型人才的“主渠道”，强调通过本土化培养、本土化就业、本土化培训服务实现人才持续供给［7］。其四是“文化强农”的治理功能视角。有学者认为高等职业教育能够使职教特色、匠心精神、乡村文化有效融合，提升文化资本具身化［8］，聚焦“扶智”“扶志”“扶业”，有效提升乡村社会治理效能［9］，是乡村文化振兴的“传播者”和重要载体［10］。

关于乡村振兴倒逼高等职业教育提质增效，众多学者也从多角度进行了探讨。其一是促使高等职业教育持续发展的动因。有学者指出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使乡村获取更多的财政支持和政策侧重，提升当地经济综合实力，为高等职业教育良性运转奠定经济基础，此外，乡村产业兴盛、生活富裕引发旺盛的职业教育需求，也为高等职业教育持续向好发展提供不竭动力［11］。其二是彰显高等职业教育的类型特征。有学者指出职业教育发展无法脱离当地社会，乡村差异性以及劳动者类型结构丰富性为区域内高等职业教育的类型、规模、层次发展变革提供主要参考依据［12］。高等职业教育在服务乡村振兴的具体诉求过程中实现由层次定位转为类型定位［13］。其三是实现城乡职业教育均衡发展。有学者强调乡村振兴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关键之法，也是消除城乡“二元教育”的战略举措［14］。农村产业结构升级与融合所创造的市场空间引导当地高职院校办学规模、教学条件、师资力量等方面进行整体布局和调整，增强与乡村发展的结构匹配度，逐步消除城乡职业教育差距［15］。其四是丰富高等职业教育育人内涵。有学者指出乡村振兴的核心是文化振兴，而文化振兴反推高等职业教育根植于环境、制度、精神、行为、和谐“五位一体”的静态文化体系中［16］，不断汲取乡村文化营养，打造区域特色文化品牌，拓展高等职业教育内涵建设［17］。

尽管目前学界对于高等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关系进行了诸多研究，但多集中在理论层面的应然分析，而对两者耦合协调情况的实然分析较少，尤其是缺乏通过获取区域性高等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发展数据进行实证的研究。鉴于此，本研究基于耦合关联度模型对2011—2020年度浙江省高等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的综合发展情况进行实然问题分析，以期为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优质协调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助力乡村振兴是高等职业教育的重要使命，也是浙江发展的现实需求。本文选取浙江省高等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作为研究对象，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从区域分布上看，浙江省位于我国东部沿海，地理条件较优越。从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程度上看，“十三五”以来，浙江省高等职业教育坚持改革创新和内涵式发展，追求规模和质量双提升。其中，15所院校入围全国“双高计划”建设，比例居全国第一，高职院校专业布点1631个，31个团队入选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学创新团队，职业院校基础能力和服务能力显著增强。从乡村振兴实效上看，浙江省作为全国唯一的部省共建乡村振兴示范省，19个县城入选全国职成教示范县，是“美丽乡村”的首创地，也是乡村振兴的先行地。

（二）数据来源

根据研究目的的要求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系统性、动态性等特征，本研究将数据时间序列定在2011—2020年度。高等职业教育数据来源于《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11—2020）、《浙江统计年鉴》（2011—2020）、《浙江教育经费执行情况公告》（2011—2020）以及浙江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等相关文件。乡村振兴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1—2020）及《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1—2020）等官方数据，个别缺失数据运用逐年插值法进行补充。

（三）研究方法

1.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

传统的权重确定主要为专家打分法，受主观影响较大，本文为提高研究的客观性和全面性，采取熵值法计算各指标权重。熵值是用来判断某个指标的离散程度，熵值越小，信息量越小，不确定性越大，反之，信息量越大，不确定性越小。

（1）无量纲化处理

由于各指标计量单位不同，为达到统一计量标准，研究矩阵按照以下模型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正向化指标计算公式：

xij=xij-min（x1j，…，xnj）max（x1j，…，xnj）-min（x1j，…，xnj）+0.00001（1）

负向化指标计算公式：

xij=max（x1j，…，xnj）-xijmax（x1j，…，xnj）-min（x1j，…，xnj）+0.00001（2）

在（1）、（2）式中假设有m个评价指标，n个评价对象，其中，i=1，2，3，…，m；j=1，2，3，…，n。max（x1j，…，xnj）和min（x1j，…，xnj）分别表示第n年份第j个指标观测值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歸一化后的非负数据记为xij。

（2）计算第i年被评对象在j个评价指标中的比例pij和第j项指标的熵值ej，在此基础上进行无差异系数gj的计算，最终得出每个指标的权重系数wj，其中j=1，2，3，…，m，并且所有指标权重系数wj和为1，通过验证：

wj=gj∑mj=1gj（3）

2.综合评价模型构建

采用线性加权法对第i年的高等职业教育和乡村振兴两个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指数进行计算：

Ui=∑mj=1wj*pij（4）

参照叶蓓蓓等学者［18］对于发展水平等级的划分标准，本研究将高等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水平划分为由低到高的五个等级（见表1）。

3.耦合协调度模型构建

本研究包含高等职业教育U1和乡村振兴U2两个子系统，n=2，耦合模型分别通过耦合度C值区间的分布情况（C∈［0，1］），以及经过算术加权法得出两个子系统的加权值T来计算两个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值D，D值越大，协调程度越高。计算公式为：

C=2U1U2U1+U2（5）

T=∑ni=1αi*Ui（6）

D=C*T（7）

其中∑ni=1αi=1，α为待定系数，α=0.5，即两个子系统同等重要。本文借鉴王淑佳等人［19］和庞艳华［20］对于耦合协调等级及对应综合发展水平阶段的划分。

4.灰色关联度模型构建

灰色关联度模型旨在澄明两个系统或系统内影响因子在时间序列上的关联性，具有简单、可靠、适用范围广的特点。关联度的大小反映了该因子对系统影响程度的强弱，关联系数越大，影响程度越高，反之，则影响程度较低。通过影响程度的大小可以明确潜在因素和主导因素，掌握发展的优势和劣势。参照冯为远［21］、李刚等学者［22］的研究，构建高等职业教育子系统与乡村振兴子系统的灰色关联模型。计算公式为：Rij（t）=miniminj|Xi（t）-Yj（t）|+ρmaximaxj|Xi（t）-Yj（t）||Xi（t）-Yj（t）|+ρmaximaxj|Xi（t）-Yj（t）|（8）

在（8）公式中，Xi（t）表示高等职业教育子系统第i个指标的标准化值，Yj（t）表示乡村振兴子系统第j个指标的标准化值，Rij（t）表示在t时刻第i个高等职业教育指标与第j个乡村振兴指标的关联系数。本研究选取的数据年度区间为2011至2020，因此样本数为10，ρ为分辨系数，用来提高关联系数之间差异的显著性，取值范围（0，1］，ρ一般取值为0.5。为反映各指标的综合关联情况，按照行和列求关联度平均值，并参照以往研究［23］，关联程度划分为较弱、适中、较强、非常强四个等级。

三、结果与分析

为描述浙江省高等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水平、协调关联度以及存在问题，本文采用Spss25.0和Excel软件进行数据统计与分析，结果如下。

（一）高等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综合评价分析

高等职业教育综合发展水平演化整体呈上升趋势，2012年、2017年是发展走势的重要拐点（见图2）。分析结果显示，浙江省高等职业教育综合发展指数由低至高，从2011年的0.0833上升到2020年0.8482，增长超过10倍。其中，2011—2012年平缓发展，2012—2017年稳定上升，2017年之后进入快速发展期。追踪原始数据来看，这主要与师资队伍质量的提升和经费投入的增加有关。2012年，结合《浙江省高等教育“十二五”发展规划》和《关于实施高职高专院校优势专业建设计划》，浙江省强调保障高职教育发展经费，重点关注专业建设、双师队伍建设，全面打造高等职业教育强省。2017年，浙江省高职院校拥有双师型教师、研究生学历教师、高级职称教师分别占专任教师比重达78.9%、72.37%和33.46%，生均经费和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投入分别高达26252元、14362.4元。

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目前有所回落。从分析结果来看（见图2），2011至2020年，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指数提高了2.14倍，具体表现为：2011—2013年小幅度回落，2013—2017年平稳上升，2017—2019年大幅度提升，2018年已跃居高水平发展等级，2019—2020年明显回落。究其原因，这主要与浙江省深入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密不可分，浙江省作为全国“美丽乡村”的首创地，2011年农村财政专项投入达3202亿元，创新农技推广体系和农业经营体制，大力发展生态农业。2017年浙江省正式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积极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交出了“城乡”这道时代课题的浙江解法。浙江省乡村振兴中期评估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达31930.5元，农业农村发展水平连续三年居全国榜首。

（二）高等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分析

高等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呈逐渐协调的良好态势，但协调程度不足，协调发展仍任重道远。根据表2结果显示，研究时段内两大子系统耦合协调等级呈“极度失调—中度失调—轻度失调—濒临失调—勉强协调—初级协调—中级协调—良好协调”的发展走向，说明高等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协调关系整体向好。从协调类型等级来看，2011—2012年，协调程度从极度失调上升为中度失调，综合等级上升两级，2017年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按下“加速键”，达到初级协调，到 2019年，上升为良好协调程度，协调等级从7提升为9，2019—2020年协调等级均为9，且仍处于协调提升阶段。

高等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两大系统的作用关系逐渐增强，形成良好互动效果。根据表2耦合协调度D值所绘制的图3可知，耦合协调拟合曲线呈逐步向好趋势，拟合指数高达0.9895，10年期间，两者耦合程度呈加速上升态势，各年份耦合协调值分别为：0.0914、0.2579、0.3505、0.4337、0.5234、0.5891、0.6319、0.7696、0.8616、0.8829，取值介于（0.0914， 0.8829）。总体而言，根据表2耦合协调评价结果和图3耦合协调度发展趋势可见浙江省高等职业教育助推乡村振兴的强劲势头，反之，乡村振兴也为高等职业教育提供新动能，不断增强其适应性，但二者发展协调程度仍处于“量”的有效积累阶段，需要进一步探索，才可实现质的突破。

（三）高等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灰色关联度分析

浙江省高等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关系密切，相互促进，同频共进。经研究分析，各指标因素从较弱关联到强关联，取值介于0.3688～0.9582之间，相对乡村振兴发展来说，高等职业教育各指标与其关联程度大小排序为：X4>X6>X14>X13>X11>X8>X9>X5>X10>X12>X16>X1>X3>X2>X15>X7，而对于高等职业教育而言，乡村振兴相关指标与之关联度大小排序为：Y1>Y2>Y6>Y16>Y17>Y7>Y3>Y14>Y11>Y15>Y19>Y18>Y8>Y12>Y9>Y10>Y13>Y5>Y4。

高等职业教育助力乡村振兴，但教学条件、办学规模适应度较低。从影响乡村振兴子系统各指标因子来看，关联度最强的前五个指标为：X4（0.8505）、X6 （0.8474）、X11（0.8440）、X13（0.8440） 、X14（0.8473），说明浙江省高质量师资队伍和有效经费投入与乡村振兴具有较强的适应度。这是因为通过师资力量的壮大，经费投入的增加，教学条件的完善，极大增强了高等职业教育的吸引力，也为人才培养奠定了坚实基础，从而输送大批高质量复合型人才赋能乡村建设，带动乡村全面发展，对乡村振兴形成了巨大推力。而生均校舍面积X7（0.4338）与之则处于较弱关联，且在校学生数和学校（机构）数排序仅为12和14，也说明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条件、办学规模与乡村振兴适配度不足。

乡村振兴倒逼高等职业教育提质培优，但生态宜居与乡风文明建设有待进一步提高。从影响浙江省高等职业教育的关键资源因子来看，关联度排名前五的指标为：Y1（0.8672）、Y2（0.8663）、Y6（0.8651）、Y16（0.8642）、Y17（0.8551）。这表明乡村产业兴旺对劳动力提出新要求，农村居民生活富裕催生高等教育新需求，而高等职业教育恰恰链接产业需求端、劳动力需求端和高等教育需求端，因而依托乡村振兴能够极大推进高等职业教育提质增速。此外，乡村振兴与高等职业教育关联度较低的指标为：Y4（0.6485）、Y5（0.6528）、Y13（0.6590），均属于适中关联，也反映生态宜居与乡风文明与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适配度较低，需抓紧补齐这些短板。

（四）指标体系确立

指标体系的确立需考虑可操作性、代表性，限于数据可得性等因素，本研究利用德尔菲法，邀请高职院校、本科院校等相关专家对指标进行反复修订，确定最终指标体系。在高等职业教育观察测度上，基于《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見》《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关于加快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的意见》等相关政策文本及现有研究成果，选取办学规模、师资力量、教学条件、经费投入、培养成效5个一级指标和16个二级指标构建高等职业教育子系统［24-25］。在乡村振兴的观察测度上，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从党的十九大对于乡村振兴的二十字总要求出发，借鉴杨肃昌、吕承超等学者确定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5个一级评价指标和19个二级指标构建乡村振兴评价子系统［26-27］。此外，本研究利用熵值法确定各二级指标权重，确保数据分析的严谨性和科学性，详见表3。

四、总结与讨论

总体来说，浙江省高等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已形成耦合协调趋势，高等职业教育从经济发展、技术支持、人才培养、文化赋能等方面助力乡村振兴，乡村振兴也从多层面倒推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未来发展空间巨大，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亟待优化，如何推进两者进一步协调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一）研究发现

浙江省高等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水平基本实现同频提升。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2012年和2017年是高等职业教育综合发展走势的重要拐点，2020年出现小幅度回落，总体呈“稳步提升—快速发展”的演进轨迹，高等职业教育的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浙江省高等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已达到良好协调状态，但仍待进一步优化。两者协调度在10年期间明显提升，尤其在2017年乡村振兴战略正式实施之后，发展成效更为显著，均已达到高水平等级，目前维持在协调提升阶段，高等职业教育唯有充分对接乡村转型需求，尽快补足短板才能促进两者向优质协调阶段推进。

浙江省高等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两大系统各指标关联度较高，却尚存“短板”。具体来说，总体分布水平从中等关联到高关联，关联系数介于0.3688～0.9582之间，但高职院校教学条件、办学规模，乡村生态宜居与乡风文明关联系数较低，培养人才与乡村发展适配性不高，导致乡村振兴内生动力不足。

（二）讨论

1.增强高等职业教育“势能”，提升乡村振兴“动能”

其一，锻长板，增强涉农高等职业教育“势能”。充分发挥高等职业教育成就个体发展的内在价值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外在价值，一是加强涉农人才培养的适应性，纵向探索中高本研衔接一体化人才培养体系，打通人才成长上升通道，适应涉农高水平人才发展需求。横向强调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质量适应性，改善教学条件，扩大办学规模，落实“三全育人”、“三教改革”，打造可借鉴、可推广的院校发展标杆，开发人才培养新高地；二是增强高等职业教育社会服务价值，高职院校需明确自身定位，从服务乡村战略的高度出发，实现与乡村人才域、产业域、生态域、文化域整体对接和协调互动，融合自身发展势能，通过产教合作、校地合作筑牢共赢的行动格局。

其二，补短板，提升乡村振兴“动能”。实现高职教育发展“势能”向乡村发展“动能”的成功转化，必须尽快补齐短板，包括持续完善乡村生活性、生产性、流通性基础工程建设，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优化资金、技术、人才要素，实现资源要素协调共进，补齐产业发展动力短板；采用“留人才”和“引人才”并举，培育乡村工匠，补齐人才储备短板；聚焦民众需求，紧紧围绕教育、社保、医疗、就业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充分发挥高等职业教育长处与补足乡村振兴弱项，才能促进两者耦合向优质协调发展，形成良性循环。

2.高等职业教育围绕乡村需求转型，提供“教育位”支撑

第一，对接乡村产业发展需求，实现高职专业覆盖全领域。一是根据乡村产业链发展需求，适时增加与新产业、新职业相关专业内容，彰显引领性和前瞻性，提高职业教育与地方产业发展的契合度，实现人才类型供给与乡村产业结构形态转型相匹配。二是加快建设涉农专业群、文旅类专业群、技术类专业群，以智慧农业为发力点，结合乡土特色资源，充分挖掘数字乡村潜力，合力打造新农科骨干型人才、旅游管理型人才和数字技术应用型人才，共同助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第二，对接人才水平高移化需求，打造“N+人才”育人模式。一是“党建+人才”培育模式，将党建和学校教育相结合，农时和学时相结合，开展分段式脱产学习，形成一批能够“下得去”“用得上”的干部队伍，满足乡村振兴治理人才之需；二是“产业+人才”培育模式，将现代化经营管理知识结合当地产业发展实际列为主要学习内容，并邀请专家现场传业解惑、实操实练，实现“干中学、学中干”，培养一批“土专家”“田秀才”，弥补经营人才之需；三是采用“科技+人才”培育模式，对接乡村智慧产业和技术弱项，开展针对性项目教学，实现精准输送，例如针对农村电商、乡村工匠项目举办直播带货、建筑工匠等赛技活动，实现以赛促练、以练强技，满足技术人才之需。

3.高等職业教育精准培养“新农人”，强化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校内培育和校外培训相统一，提高育人针对性。一是校内形成全周期、链条式人才培养服务：入学阶段，高职院校通过与政府、企业、用人单位进行深入交流，了解用工需求，实现精准招生；培养阶段，针对新业态，采用模块化、菜单式培训模式，实现精准培养；就业阶段，搭建职业问询平台，指导纠偏，主动对接地方主管部门，进行人岗识别，定岗定编，实现精准就业。二是校外培训实现分层分类供给：针对能力高、技能强的涉农群体采用小班精英培训制，利用产业学院提供全方面培训服务，培养一批优质技术骨干人才，做好乡村建设“领头人”；对于一般涉农群体施行“培训+就业”相结合、农学结合特色的实践教学体系，把其需要的职业培训送到家门口，实现稳就业，加快培养高素质“新农人”［28］。

“扶智”与“扶志”相结合，满足精神文化需求。充分发挥高等职业教育“文化位”支撑功能，挖掘乡村振兴中的思政元素，将乡村文化要素贯穿高职课程建设、实践活动、就业创业的全过程，注重学生对乡村文明的内涵理解；建立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激发学生对乡土文化的自豪感，引导学生学农、爱农；成立大师工作室、名师传习所，传播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培育新型农业主体人，促进乡村内生性发展。

4.健全人才引进机制和福利激励保障，打造“强磁场”

基于乡村振兴的需求，健全人才引进机制。一是充分发挥政策和自身机制优势，以市级政府为主导，以共谋利益、共图发展为行动理念，搭建高职院校与乡村企业的人才供给链，确保人才供需均衡［29］。例如，通过“大学生回村工程”“返乡创业工程”实现人才“引进来”。二是统筹协调各方资源向农村倾斜，从资金、技术、住房、教育、医疗等多方面跟踪帮扶，解决回乡人才的实际困难，实现合力的零损凝聚，让乡村成为更具吸引力的工作场所，确保人才“留得住”。三是完善政府部门联动服务机制，表彰宣扬先进模范代表，塑造乡村振兴“明星”人物和模范企业团体，建设返乡人才和典型代表数据管理库，适时举办交流分享会，实现人才间梦幻联动，践行人才“用得好”。

落实激励保障制度，形成合力。一方面，建立与涉农人才培养相挂钩的激励机制，利用专项经费、资金补贴、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鼓励和支持涉农企业与高职院校开展深入合作，提高涉农高职教育基础设施、教学条件、师资力量、技术平台与人才培养的适切度。另一方面，提高乡村公共服务保障机制，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划定清晰的公共服务项目清单，包括乡村建设政策服务清单、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清单以及数字资源开放清单，形成对象明确、责任明晰的项目清单执行制度。制定实时监管和分类评价体系，包括对产品质量、服务过程、成效落实进行多维度监管与考核，保障乡村振兴的持续有效推进。建立乡村数字服务支撑体系，巧借数字资源，善用数字工具，强化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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