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引滦看决策

“引滦入津”工程被誉为“重点建设工程的榜样”。引滦的成功,首先是决策上的成功。
“滦河水是从中南海流过来的。”这是引滦工程总指挥、天津市市长李瑞环说的一句话。它的意思很明确:引滦是党中央、国务院的英明决策。
1981年5月,中央决定:密云水库今后不再为天津供水,它的任务是确保首都北京。天津市用水,要靠滦河下游的潘家口水库解决。潘家口水库的任务是第一保天津,第二保唐山,第三供给农业用水。
实践已经证明,这一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本文要讨论的是:在中央决定“引滦入津”之后,为把它付诸实施,还有一些怎样的决策问题摆在人们面前?这些决策又怎样影响着工程的命运?从这些决策中,我们可以获得什么有益的启示?

南线,还是北线?
——把握决策的战略目的

潘家口水库位于河北省的迁西县境内,距离天津市区尚有几百华里之遥。通过什么路线,把水引到天津?有两个方案:
第一个,“南线方案”,即引水河道由水库出发,一直向南,经迁安县、滦县,直奔唐山,再由唐山,把水引到天津市区。
第二个,“北线方案”,即引水河道由水库出发,向西穿过燕山山脉的几座山到遵化县,经河,输入于桥水库,然后利用旧有的蓟运水道,再加新开挖的引水渠道,把水引到天津市区。
两个方案,各有优劣。
“南线方案”,一个工程,可以同时解决天津、唐山以及河北省沿水道地区的用水问题,从总的来看,国家可以减少投资。而且,南线工程已于1975年上马,施工已进行了五个年头,如果再投入一些力量的话,工程可以较早竣工,有利于解决天津的燃眉之急。正是考虑上述优点,上级有关主管部门倾向于这个方案。当天津市连续呼喊水源告急的时候,1.65亿的投资追加给了南线工程,打算以此来解决天津供水问题。
“北线方案”与“南线方案”相比,正是在上述几个方面有“懈”可击。天津市单独引水,投资要增加一些。最令人担心的是工程的困难。有的同志估计,光勘测、设计,至少要花一年的时间。而要打通施工难度极大的引水隧洞,再加上各种配套工程,至少要五年的时间。三年完成,将是个奇迹……
引滦究竟从南线还是走北线?这个问题,事实上从1973年起,就开始讨论了。市委领导有同意南线的,也有同意北线的。同意南线方案的认为,与唐山合作一个水道,对天津来说虽然不那么十分有保障,因为它处在最下游,但到时自然有办法,天津这样的大城市,国家不会不管。同时认为,南线工程已经上马,事情已成定局,不好再改变了。
1981年,由陈伟达、张在旺、李瑞环等同志组成的天津市领导班子,坚决主张上“北线”工程。北线的弱点确实存在,但这个方案具有以下优点:
一、因为可以利用旧有的河道,投资可以节省。
二、这条线占地少,拆迁少。
三、沿线有公路、有电源,施工方便。
四、对于处于最下游的天津来说,这个方案保障了它拥有自己专用的供水水源。
怎样比较这两个方案?把各自的优缺点平列起来,然后以简单的数学方法,计算哪一个优点条数多,缺点条数少,就选哪一个,这样当然不行。各个优缺点的分量和地位不是同等的,只有用决策的战略目的来衡量它,才可能作出正确的估价。当时,天津市领导班子正是抓住了战略目的这个核心问题,来分析这两个方案的。
“引滦入津”的根本目的是确保天津用水。南线方案,自然有许多吸引人的优点,但是正在最主要之点上,不能做到“确保”。对此,天津有切身体会:大旱的时候,从密云水库放下30个流量的水给天津,可是,等水到了天津市,只剩下零点9个流量了!“理论”数字和实际数字相差如此悬殊,使人不能不认识到水资源在使用上有其特殊的规律。难怪李瑞环当时这样说:“不上北线,我们就会端着金饭碗要饭吃!”
正是出于上述考虑,天津市领导班子坚定地选择了北线方案,上报中央,并获得了批准。
这个决策的成功,主要在于他们抓住了决策的战略目的。作出某个决策,我们必须对其目的十分明确,不然就会偏离方向。

谁来承包施工?
——选好决策的执行者

天津市领导班子在向中央提出“北线方案”建议的同时,提出了引滦工程由天津市承包,并立下“军令状”,如果不能按计划完成,宁愿辞职和受处分。他们的决心很大,给中央的报告上,每个市委常委都是签了名的。
提出由自己承包,应该说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决策。一个方案提出来了,要付诸实施。不同的实施者,很可能给方案带来不同的命运。那些方案的拥护者、方案的受益者,在实施方案的时候,必然要千方百计、全力以赴。而那些方案的反对者、方案的非受益者,在实施方案的时候,很可能采取消极的态度;个别人也可能在实施过程中抱着极不负责的态度,以求方案失败,证明自己的正确。
中央在作了各方面的考虑之后,决定接受天津市的请求,把引滦工程“包”给天津干。给他们三个权:勘测权、施工权、投资权。同时要求他们:一、保质量;二、尽量节约。这个“包”调动了天津各方面的积极性。
中央决定一作出,以市长李瑞环为总指挥的天津市引滦工程指挥部立即成立。参加这个指挥部的有市级水利、工交、市政、财政、物资等各主管部门的领导成员,经委、计委、建委在这里合成了一个,因而组成了一个有权威的、高效率的指挥中心。有人说:“市政府有多大权力,指挥部就有多大权力。”这并不是虚夸,许多部门把办公室搬到了指挥部。
“引滦”成了动员令。大街上,许多地方写着这样的标语:“你为引滦做了些什么?”“支援引滦光荣”,到处为“引滦”让路。天津人民不仅动员了一二十万人参加引滦挖渠义务劳动,而且,许多人像当年支援前线那样,为打隧洞的部队送去了针线包、鞋、毛巾等等“支前”礼物……中央领导同志在总结引滦经验时曾经说,引滦成功的主要原因也在于“包”。
这个决策的成功告诉我们决策时选择决策执行者、实施者的重要,也告诉了我们选择适当的决策实施体制的重要。

请谁打隧洞?
——决策者的眼光和胆略

近万米长的输水隧洞,由于它的工程艰巨,施工量大,成为整个引滦入津工程的关键。可以说,它不仅决定着引滦的工期,甚至决定着引滦的成败。许多人对北线方案信心不足,也是担心洞子打不通。
由谁来承担打隧洞的任务?这是引滦工程中又一重大决策问题。
按惯例说,这样的工程,技术复杂,专业性很强,要求具备相应的成套设备。因此,最好请水利施工的专业队伍来承担。但是,天津市领导班子“另辟路径”,他们邀请当地驻军来“啃”这个“硬骨头”。有人怀疑说:“野战军扛大炮可以,打隧洞,没啥玩意儿,行吗?”“没啥玩意儿”指的是一无技术,二无设备,三无经验。李瑞环同志的见解与此不同,他说了一句流传很广的话:“打洞非解放军不行,只用解放军一支部队不行,要用两支队伍。”这句话,就是天津市在打洞问题上的决策。
把整个工程的关键任务,交给“没啥玩意儿”的部队不冒险吗?当然是有些冒险的。但是决策者们认识到,如果不冒这个险,把洞子按平常那样交给一般的施工队打,拖长了工期,这个风险就更大。而交给他们深深了解的部队,完全有可能通过人们的努力,“化险为夷”。
当地驻军的领导同志,和天律市领导同志完全想到一起了。应该说,他们是主动要求承担引滦艰巨任务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当时负责这项工作的王嘉祥副军长对作者说:部队从解放以后一直驻天津,天津人民对部队帮助和支援不小,天津人民遇到困难,部队应该挺身而出,这是应尽的责任。部队的指战员常驻天津,也饱尝了天津缺水的苦头,那又咸又臭的再生水,谁还想再喝它!通过参加建设,向地方学习,可以打开眼界,跳出圈子,对部队建设更有益处。
天津市的领导同志非常了解自己的子弟兵,不仅了解军队多年形成的素质,而且了解目前部队建设的动向。实践已经证明这个决策是正确的。面对工期短、塌方多的隧洞工程,只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部队,才会完成得那样出色。
那么,又为什么非把打洞工程交给两支部队呢?总指挥李瑞环说得很坦率:“如果包给一支部队,那么,打快打慢,工期多长,我就得完全听他的了。两支部队可以比着干,我可以用一个促进另一个。”
于是,他们在把2400米隧洞任务交给天津驻军的同时,又请来铁道兵的两个师,包了余下的3210米隧洞的任务。
实际情况正如决策者所料,两支部队在隧洞工地上展开了革命英雄主义的大竞赛。天津驻军进入工地早,行动快,首先旗开得胜,日进尺度速度持续增长,指挥部予以表扬。曾经转战全国,以打隧洞为专业的铁道兵哪肯服气?“打洞的还赛不过扛大饱的?”尽管他们负责的地段,险情丛生,但还是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双方的比赛越比越大。天津驻军的上级北京军区的领导发话了:你们需要什么,我们从其他部队派力量支援。铁道兵的上级——铁道兵司令部也发话了:在引滦工地上,你们决不能给英雄的铁道兵丢脸!需要什么,说话。
竞赛,促进了两支部队革命英雄主义大发扬,他们的可歌可泣的事迹,载入了我国重点建设的史册。
原计划三年打通的隧洞,结果只用了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就打通了。这个奇迹的出现,证明了决策的成功。

通水日期怎祥定?
——决策中搞得的权衡

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决策,人人都会抛弃的——如果能事先识别的话。有百利而无一弊的决策,世上无有。决策者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善于采取那种利最大而弊最小的方案,有时为了获取大利,而不借作出一些较小的牺牲。
引滦入津的全部工程完工,与通水工程完成,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全部工程项目共计215项,直接通水工程只有113项。
是全部工程完成以后再通水,还是先抓通水,把其他工程向后放?当然要先抓通水。因为有水引过来,不仅可以解决天津用水的燃眉之急,而且必然成为一个巨大功鼓舞力量,加快其他工程的进度。工程的建设困难,是基本建设中最核心的问题。
通水日期定在何时?
第一次在1984年元旦。
第二次提前到1983年国庆节。
第三次又提前到1983年8月15日。
实施的结果,8月15日试通水成功。9月5日,正式通水。滦河水从此源源不断送进天津,喝咸水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通水日期取决于隧洞工程的进展。为了把通水日期提前几个月,就需要加挖两个竖井。原设计是15个竖井,现在变成17个,投资要增加350万元。这个钱要不要花?值得不值得?有人持反对态度。天津市领导班于经过反复研究之后,认定这几百万该花。因为争取到的这几个月时间不是普通的几个月,如果在“十一”之前不能通水,那么为了确保天津的工业用水和生活用水,就需要在十一月份再搞一次“引黄济津”。根据上次“引黄”的折算,每一方水到天津要花一元多的投资,再次“引黄”至少要花费二三亿的投资。如果能在8月或9月通水,这次“引黄”就可以免了。这里增加几百万元的投资,那边可以节省数以亿计的投资。这样的“便宜买卖”,何乐而不为呢?
实践也已证明,他们的这个决策是正确的。
引滦入津工程,从头至尾包含着一系列的决策。这些决策互相之间是配套的,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决策者善于处理这一系列的决策问题,善于处理各个决策之间的关系,从而使引滦入津工程高质量提前完成了,它不仅解决了天津用水的问题,还为全国人民树立了一个干四化的好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