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近代大学的文化性格及其现代意义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a.高等教育研究所；b.马克思主义学院,南京 210044)

【摘要】中国近代大学随着时间的推移已逐渐逝去,但是中国近代大学文化却延绵传承,推动中国大学不断创新发展。中国近代大学留给人们的文化集体记忆,得益于20世纪初的一批中西兼通、具有独立自主意识的大学人,中国近代大学呈现出的“士志于道”的文化精神、“器以载道”的以物化人以及“和而不同”的文化自觉等方面的文化性格对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文化创新具有重要启迪。

一百多年以前,中国近代大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担负着民族复兴昌盛的国家使命,创办京师大学堂就以国家强盛为己任。中国近代大学的办学者心中都有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梦想。蔡元培改造旧北大,就是以洪堡创办的柏林大学为典范。胡适提出《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核心是建立一批国家主导的重点大学,期待有朝一日,中国有大学可比肩哈佛、剑桥、牛津等世界名校。党的十九大以后,中国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高等教育进入建设高教强国的新征程,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高等教育进入新时代所肩负的新使命,在探索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未来发展道路中,回顾中国近代大学的发展历程,尤其是中国近代大学留给我们的文化集体记忆,从中国近代大学的文化性格中可以为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提供镜鉴。

一、中国近代大学的文化集体记忆

冒荣教授在《远去的彼岸星空——德国近代大学的学术自由理念》一文中,描述了在学术自由思想引导下,启蒙运动时代德国学术星空群星璀璨的场景[1],从费希特到康德,再从康德到洪堡,德国古典大学的思想巨人用理性的火光照耀了整个人类,指引着人类前进方向。由此出现了洪堡及其主导的柏林大学,塑造了大学的德国模式,引领世界高等教育前进和发展的方向。然而,当我们在翘首眺望,在感慨、嗟叹彼岸的星空灿烂,在低头冥思之际,偶尔在不经意间抬头仰望头顶的苍穹,发现我们的天空并非黯然无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的《大学》之道,折射出儒家先哲两千多年前的人文情怀和文化底蕴,像是挂在天际的启明灯,照耀着东方的天空。“道高明极中庸”的《中庸》思想是推动包容性发展、实现幸福人生应有的哲学思维。“道并行而不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传统哲学思维,奠定了中国近代大学兼容并包的文化基因。到了近代,随着西方大学的传入,在20世纪上半叶出现了中国近代大学的黄金时期。虽然这些大学大部分随着时光消逝而不复存在,被谢泳称作为“逝去的大学”,而实际上这些被冠以“逝去”称呼的大学并非完全地消失,用此称呼表达的是对中国近代大学文化性格的眷念与追忆,是对中国近代大学文化的集体记忆。在《论集体记忆》一书中,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指出：社会之所以需要记忆,因为记忆赋予社会的“过去”一种历史的魅力,把最美好、神圣的事物贮存在与现今相对的另一个维度里[2]。当我们谈“逝去的大学”时,并非指某一所大学,而是将中国近代大学作为一个整体,是对中国近代大学文化的集体记忆。徐友渔在《记忆即生命》一文中指出,“构成一个民族自我认同的要素是什么? 是它的集体性记忆”[3]。中国近代大学文化能够成为我们的集体性记忆,源于20世纪初当时一批中西兼通、具有独立自主意识的大学人融合中西文化、结合当时大学实践所进行的创新[4]。这一时期,中国涌现了一批著名的大学,至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中国大学发展的黄金时期,其中一批海外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成为大学教师和管理队伍的主导力量,在引入西方大学模式的同时,基本奠定了中国大学的文化基础。中国近代大学是模仿和借鉴西方,主要是德国大学模式,吸取了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的大学精神作为根基,内在是中国文化中固有的“士志于道”“明道济世”的传统知识分子情怀,由此形成了中国近代大学“特立独行”的文化品格,用责任和良心烛照整个社会的前行。“逝去的大学”里产生的思想巨人,从马相伯、严复,到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再到郭秉文、蒋梦麟、胡适、竺可桢等一大批有思想的大学校长,群星璀璨。他们不仅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大学理念,铸造了中国现代大学精神,更为重要的是凝练了现代大学的文化性格。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大学的文化性格,不是记忆、留念,甚至梦想恢复这些大学,而是铭记这些大学的文化性格,以启迪和引领现代大学的发展方向。

二、中国近代大学的文化性格

中国近代大学的文化集体记忆,是“逝去的大学”留给后人不可磨灭的印记。“士志于道”的文化精神、“器以载道”的以物化人以及“和而不同”的文化自觉,体现出中国近代大学独特的文化性格。

(一)“士志于道”的文化精神

中国近代社会转型被称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随之而来的是文化断裂和文化转型,这对中国近代大学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总体上看,有学者提出中国近现代大学表现出以政治论哲学为基础的教育传统[5]。但是,从大学人的视角来看,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所追求的大学文化精神与西方大学的理性精神有内在的一致性。陈寅恪先生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高度概括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大学文化精神的坚守。储朝辉指出,“士志于道”是中国大学精神万变中的不变[6]。他用本土的“道”来统称中国大学文化精神,同时运用辩证的观念来阐述“士”与“道”的关系。“士”与“道”都随着时代的发展在改变,但是“士”对“道”的追求没有改变,正是这种追求型塑了中国近代大学的文化精神。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延续了中国传统的“士”精神,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担当使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肩负起中国大学文化建设的重任。涂又光先生用“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来概括中国大学之道,他认为这就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总规律[7]。大学之道不是一成不变的,余英时指出,“中国的‘道’从一开始就具有特色,我们可以称这种特色为‘内向的超越’(inwardtranscendence)。中国知识人大体上都带有‘内向的超越’的色彩”[8]。在近代,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不断完成这种超越,赋予中国大学之“道”以新的内涵,其对自由与自治精神的追求构成了对“逝去的大学”文化精神的集体性回忆,“士志于道”的文化精神也就凝练成为中国近代大学文化性格的主要特征。

“士志于道”是对中国近代大学文化精神的高度概括,其中“士”指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包括中国近代的大学人,如校长、教师和学生等新型知识分子,他们对大学文化理性的追求和持之以恒的坚守是中国近代大学文化建设与传承的载体。中国近代大学文化离不开北大和蔡元培,蔡元培时期的北大奠定了中国近代大学文化的方向。季羡林先生认为北大精神是中国“士”的精神的传承[9]。蔡元培是“志于道”的杰出代表,对大学之道的追求培育了北大精神,孕育了中国近代大学精神的种子。他抛去个人名利,婉拒友人劝谏,出任北大校长时,就抱定教育救国的理想信念,以普鲁士的教育改革为榜样,通过教育着手救国家危亡。他认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10]他将德国古典大学理念引入北大,但不简单模仿,而是立足本土,强调在多元中追求统一,兼容并蓄,铸就了“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大学精神,使北京大学走上了追求大学问的中国大学发展之道,由此形成的大学文化是对知识理性追求的文化,从而使北大逐步摆脱了官僚文化作风。马相伯在1902年底创办震旦学院时明确提出“崇尚科学,注重文艺,不谈教理”的办学理念,“崇尚科学”主要是对西方科学知识的追求。加拿大学者许美德(Ruth Hayhoe)将“注重文艺”翻译成“toemphasize both Chinese and Westernculture”[11],由此可见马相伯所注重的并非狭义的文艺知识而是指广义的东西方人文知识。与蔡元培一样,在中国近代涌现出梅贻琦、张伯苓、郭秉文、蒋梦麟、胡适等一大批校长,以王国维、章太炎、梁启超等为代表的一批国学大师,以及以容闳、陶行知等为代表的一批留学归国知识分子,他们以“士志于道”的精神图腾在各自领域塑造着中国近代大学文化精神。中国近代大学文化十分注重科学理性和人文理性的融合,延续着传统儒家文化中培养君子、士的人格理想,使之与现代知识分子的养成衔接。中国近代大学这种“士志于道”的文化性格,在西南联大时期更是被推上了巅峰。陈寅恪先生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高度概括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大学文化理性精神的坚守。正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以“士志于道”的信念坚守着中国近代文化的灵魂,即使大学“逝去”,信念却在星空中闪耀,指引着我国大学发展的方向。

(二)“器以载道”的以物化人

在中国近代文化转型之中,中国近代大学文化不仅有“中体西用”的中西方冲突与融合的争论,还存在着对大学文化内涵的“道”与“器”的不同解读。《周易·系辞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之器。”“道”和“器”的关系原本为中国古代的一对哲学范畴,“道”指向精神层面的,“器”则指向物质层面。“道”被称作“形而上者”,“道”是抽象的,与西方形而上学的哲学本体论类似,是一种本体性的存在,康德称之为“物自在”,与现象相互依存共同构成世界的整体性存在。“道”与“形而下”的“器”相互依存,“道”依托“器”得以体现或实现。大学精神文化属于“道”的范畴,大学的制度文化和物态文化应归于“器”的范畴,“器”以载“道”才能实现“以物化人”的目的。这里的“物”指的是包括制度及物质等大学文化载体,大学制度和物质设施只有体现出大学的精神文化才能被赋予有意义的生命。在中国近代大学的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大学制度建设或是物态的校园建筑建设,皆以育人为目的,体现出“器以载道”的以物化人的文化性格。

中国近代大学制度文化的显著特征是教授治校。大学制度既是大学精神的载体,同时也受大学精神、大学理念的影响。中国近代大学制度文化特征集中体现在由蔡元培在北大确立的教授治校制度上。蔡元培认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大学的精神或灵魂,但要将这一精神落到实处,还必须要有外部的制度保障——教授治校。他到北大之后,就对北大之前的形同专制政府的管理体制进行改革,认为应按照《大学令》的规定,在北大实行“教授治校”。教授治校制度实际上是一种文化规范,这种规范一旦形成,学校内部组织管理更加完备。蔡元培认为“这样一来无论何人来任校长,都不能任意办事”。五四运动之后,经历辞职风波的蔡元培重回北大,进一步完善了教授治校制度,仿照德国大学的做法,民主决策,集体治校,由于制度的健全,“使学校决不因校长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12]。梅贻琦时期的清华管理体制在30 年代被称为“教授治校”的典型,清华是庚子赔款的产物,受美国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教授治校制度的形成有着良好的思想基础。从周诒春、曹云祥、到罗家伦,梅贻琦之前的几任校长对清华教授治校都做出积极的贡献。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之后,持“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以“无为而治”和“吾从众”的态度积极推进教授治校,并被赋予教授会、评议会以更加稳固的权力。竺可桢校长对浙江大学的教授治校制度深有体会：“大学宜民主,固甚彰明,惟民主有先后,当自教授始,如此可冀各安其位,爱校胜己,历10载、50 载以至一生工作如斯；故宜采用教授治校。”[13]西南联大的辉煌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教授治校的大学制度文化所形成的规范约束,历时八年的西南联大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校长,却造就了中国近代大学发展的奇迹。

物态文化是大学整体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影响师生情感和品格以形成独特文化气质的一个相当微妙而现实的因素。梅贻琦先生的名言：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大师是大学精神文化的引领者,在大学文化建设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大楼、校园建筑等物态之器也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对大学建筑的认识不能仅局限于其功能的定位,更应了解其应有的“象牙塔”属性,大学建筑不能脱离意义而存在,应体现出大学内在的精神气质,使大学建筑具有与众不同的气质,并成为一种时代的标志。挪威著名城市建筑学家诺伯舒兹用“场所精神”这一概念很好地概括出大学物态文化建设的深意。“场所精神”是指人们的一种物体化和空间化的记忆,是对一个地方的认同感和归属感[14]。场所精神是对大学物态形式空间存在的形象化和象征化,它已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存在,更是一种“人为的场所精神”,在独特的大学精神引领下,承载着大学人永久的精神“认同感”和“方向感”,凸显出场所的独特文化精神。世界著名大学的建筑风格,都透露出与众不同的大学文化气质。以斯坦福大学为例,该校的建筑就融入创始人斯坦福夫妇的教育文化理念,首任校长乔丹在开学盛典的致辞中道出：“这些长廊连同它们华贵的圆柱,也将对学生的培养教育起到积极的作用。每一块砌墙的石头必定会给学生以美和真的熏陶。”[15]在斯坦福大学的办学历程中,校园建筑的文化教育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彰显。我国近代大学的校园建筑十分重视“场所精神”的营造,并给生活于其中的大学人以深刻的精神熏陶,体现出“器以载道”的文化育人和文化传播的作用。清华大学虽曾以留美预备学校而招人诟病,但其建筑风格确是中西融合的,显现出清华园特有的文化气质。清华大学教师贾宏在《感悟清华》一文中描述了清华校园建筑的文化底蕴：“古典端庄的大礼堂,是一个美丽典雅的女神；高耸挺拔的主楼群,是一个傲视群雄的巨人,古风犹存的工字厅……”[16]北京大学校园建筑在庄重中透露出深沉的中国文化底蕴与历史使命感,余树森用其独有的散文笔调描绘了他对初入北大校园时的感受：“古色古香的西校门,湖光塔影的未名湖,静中弥漫着浓烈的书卷气息——醺醺地摇荡着我——倘能在此读书,作文,终了一生,吾愿足矣!”[17]这些细致的描述体现出大学人对校园建筑的文化认同。享有“千年学府,百年名校”之誉的湖南大学,留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位于校园西北端、一座古色古香的院落——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岳麓书院作为中国古典大学的代表之一,“传道济民、爱国务实、经世致用、兼容并蓄”的书院文化传统使其更具历史象征意义,也体现出湖南大学建筑深厚的文化底蕴。除此以外,像南京大学的北大楼、东南大学的大礼堂、复旦大学光华楼,乃至辅仁大学的西式材料、中式风格的大学建筑,虽各具风格,但是透过大学建筑体现出的是一所大学的“场所精神”——对学术的自由探索,显示出一所大学的独特气质,是大学人的精神家园。因此,中国近代大学“器以载道”的以物化人的文化性格,以大学建筑为主体的大学物态文化,直观地展示出大学文化品位和独特的教育理念,显现出大学物态文化持久性、渗透性、润物细无声的化人功能。

(三)“和而不同”的文化自觉

中国近代大学文化孕育于中国近代社会断裂时期,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是这个时期的文化发展主线。中国大学文化发展既没有步入全盘西化的陷阱,也没有落入“中国文化中心论”的固步自封,而是以文化包容的思维,兼容并蓄,形成了中国近代大学“和而不同”的文化自觉。关于“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十分强调对自身文化的“自知之明”,既不提倡为了“文化回归”而追求“文化复旧”,更不主张“全盘他化”或“全盘西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18]。文化自觉是一个文化自我认知的艰巨过程,只有对民族文化传统的明确的自我认识和对他民族文化有所了解才能促进文化自觉,在此基础上实现人类文化的新发展。中国近代大学文化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对中外文化了解的基础上文化选择的结果,是一种文化自觉的过程,而非简单地移植西方大学文化的产物。查尔斯·艾略特深刻地指出“一所名副其实的大学必须是发源于本土的种子,而不能在枝繁叶茂、发育成熟之际,从英格兰或德国移植而来”[19]。中国近代大学文化扎根于中华文明之中,高度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展现出中国近代大学的文化自觉。

中国近代大学的文化自觉首先体现在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即费孝通先生所说的文化自知之明。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大学文化的价值总体上是一种基于民族主义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整合,既强调大学文化的自由和理性,同时也体现出“大学是民族的灵魂”(洪堡语)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要求。在大学文化选择上,立足中国传统文化,吸收西方文化的兼容并包是中国近代大学文化发展的主流,即使主张全盘西化的人,其深层次的文化潜意识还是保留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加拿大学者许美德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出于实用的目的而向西方学习,实际上却是如何骄傲于自己的文化,怀疑西方学术传统。”[20]“萃中土文教菁华于身内,泛西方哲思蔓衍之物外”的蔡元培,他所建构的北大精神是以中国文明为根基,容纳古今中外诸多思潮创新发展进而形成北大的新文化。正如同时代的罗家伦在《伟大与崇高》一文中指出的那样,蔡元培是“凝结中国固有文化的精英,采撷西洋文化的优美,融合哲学、美学、科学于一生,使先生的事业,不特继往,而且开来”[21]。蔡元培是在接受中国固有的文化遗产基础上,吸收了19世纪德国大学自由与自治的新思想,在中国大学中加以发扬光大,铸就了中国近代大学的新文化。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是同时期大学精英集体的文化选择。张伯苓以“土货化”办学方针努力将南开办成中国的南开,采掘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并将之系统化与理论化。体现梅贻琦办学思想的《大学一解》,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一己之修明”,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无不透视出他在办学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不仅如此,独立于中国教育体制之外的教会大学也体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1927 年在《私立北京辅仁大学组织大纲》中明确规定：“本校以介绍世界最新科学、发展中国固有文化、养成硕学通才为宗旨。”[22]时任校长陈垣更是以会通古今中外的教育理念,以发扬中国固有优秀传统文化,吸收外来文化为宗旨,特别重视国学的教学与研究,强调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研究,以提高民族竞争力和文化竞争力,体现出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本土情怀。作为中国近代大学丰碑的西南联大,在艰难的办学历程中,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坚持了中国文化本位的选择,在文化认同的前提下,吸收了当时欧美的教育理念与办学基本原则,具有先进性,又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并对传统思想资源进行了现代性诠释与转化,具有适切性——惟其如此,西南联大才能够创造奇迹[23]。

文化自信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认同基础上的价值判断,是实现大学文化自觉的重要前提。中国近代大学文化自信源于对中国固有文化价值的认知,既包括中国文化对救国家于危亡的经世致用价值,也包括中国文化输出贡献于世界文化发展的普世价值。在蔡元培的大学理念中,大学文化不仅要植根于中国固有的文明,更要担起向外输出中华文明的重任。张伯苓秉承教育救国的理念,通过教育力量实现中国现代化,因此,他认为大学要“整理中国固有之文化,摘其适合于现代潮流者,阐扬而光大之,奉为国魂,并推而广之,以求贡献于全世界”[24]。学术性、民族性和本土性是罗家伦大学理念的集中体现,这三个方面都与其大学文化观有关。罗家伦认为教育的功用之一就是去发扬光大自己民族的文化,大学更应承担起“创立民族文化的使命”,创造出一种“足以振起整个的民族精神”的文化。他以柏林大学之精神为楷模,主张大学应“建设中华民族之文化,使国人有此共同意识,努力奋斗,以复兴我民族”[25]。他选择“诚朴雄伟”为中央大学的校训,目的是想在中央大学树立为“创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而学习的大学新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提出大学发展要为社会进步和发展提供动力,倡导建设科学与民主的大学新文化,但是,五四新文化选择的民主与科学作为主流价值观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而非完全西化,其根基还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对民族文化的自信。追忆中国近代大学的文化建设,“逝去的大学”留给我们的集体文化记忆便是高度的文化自觉,只有立足于中国文化的文化自觉意识,以包容性发展的理念作为指导,吸纳西方大学文化的优良品质,汇通中西,才能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并能够世代传递的中国大学文化。

三、中国近代大学文化性格的现代意义

中国近代大学的文化性格为我国现代大学发展提供了优良的文化基因,以文明本土-全球化的世界意识,才能创造出屹立于世界之林、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大学文化,这对全球化时代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文化创新是推进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内在驱力

2015年10月,教育部颁发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中指出要坚持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为核心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一流大学建设代表着我国大学未来发展的重点,一流大学除了在科研、教学和社会服务等方面具有核心竞争力外,更应具有以一流大学文化理念来主导大学发展方向,以及文化创新的历史使命。因此,全面把握一流的内涵,赋予一流大学的文化意蕴意义重大。在《废墟中的大学》一文中,雷丁斯指出,“一流”不是一个确定的判断标准,而是一个尺度,它的意义依附于其他事物[26]。因此,“一流”只是一个序列的表述,而本身是空洞的,“一流”只是一个计算结果,在一流的计算过程中,关于大学与世界关系的各项指标中,作为大学存在的关键价值指标——文化被遗漏,在“绩效指标”下,一流正替代文化诉求成为大学发展的普遍性的价值追求,这种没有文化内容的一流大学只能是大学理念的幻影。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大学建设要摆脱一流指标的虚无,注重大学文化创新。文化人类学家认为,大学文化具有历史性与未完成性、保守性与开放性、国际性与本土性三大特征[27]。一流大学的文化创新,要正确处理独立和创新的辩证关系,这是大学文化保持活力的重要途径。什么样的大学文化是最有生命力的呢? 张楚廷教授认为,只有当这种文化具有持久性、稳定性、包容性和独特性的时候,它才会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28]。在信息化与全球化的大潮中,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既要通过创新驱动不断创造新文化,同时,也应保持一定的遗世独立的孤傲,秉持大学文化固有的传统,吸取中国近代大学的优良文化基因,确立包容性发展理念,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大学文化,引领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发展的方向。

(二)学术文化是推进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核心抓手

布鲁贝克指出,对高深知识的探究是大学存在的逻辑起点,因而,崇尚学术应是大学文化的本质属性,学术文化对大学共同体的维系与发展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学术是对知识与真理的理性探究,所以,大学学术文化应是对“理性精神”的追求。对知识与真理无止境的追求是西方知识分子的文化精神,也是支撑大学学术文化延续的精髓。艾伦·布鲁姆指出：“大学是一个以理性为基础的国家的神殿,是奉献给纯粹理性的,它在人们心中唤起崇敬之情,只有那些将自身观念融汇为一体的人才会产生这种感情。”[29]这说明大学的灵魂在于对理性的追求。大学对真理的追求仅仅靠个人的闲情雅致还不够,应该是学术共同体的一致追求,雅斯贝尔斯指出：“大学是一个由学者与学生组成的、致力于寻求真理之事业的共同体。”[30]大学作为追求真理的共同体,由此形成的不仅是自由探究的氛围,更是一种共同体的文化精神,学术自由、大学自治以及人文主义精神奠定了西方大学的文化理性传统。共同体的学术文化精神是西方大学人的精神家园。然而,受绩效主义的影响,大学越来越功利化、市场化,C.P.斯诺提出的两种文化理论,不仅指出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文化分野,更说明了两种文化对立造成的学术共同体维系的价值危机,由此带来不良的连锁反应,造成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内部文化的冲突,以及教师与教师、教师与学生共同体文化的冲突等系列危机,大学在追求一流过程中逐渐偏离大学应有的价值追求与社会责任。奥尔特加指出,文化是“生命性的”,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思想体系,文化危机就是生存危机,我们应该把文化确立为大学乃至高等教育的核心[31]。学术文化为大学的发展提供一种“精神气质”,决定了大学文化的内在价值取向。目前,受市场化、功利化、工具化和庸俗化的影响,大学过度关注大学排名以及“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功利化导向,用外在的量化标准代替大学对学术本身的价值追求,导致了我国大学学术性遮蔽和悬挂,文化衰微成为我国大学表面繁荣背后的最大痛点。因此,在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进展中,要繁荣大学文化,必须张扬学术,崇尚学术。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既要明确文化创新的历史使命,更要抓住学术文化这一关键,借鉴中国近代大学文化的兼容并包和精神追求,注重宽容的精神和批判的精神,营造有利于学者专注于高深学问研究的学术文化。只有这样,才能培育一流学者,产出一流的成果,建成世界一流的大学。

(三)文化自信是推进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发展根基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大学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成为我国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核心任务。世界一流大学必须要有世界一流的大学文化。中国近代大学文化性格就充分展现出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影响,面对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冲突,中国近代大学人以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为基石,放眼世界、面向未来,吸收人类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初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文化。这种立足本土的文化选择,体现出较为充分的文化自觉。在新时代,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不能靠移植他国的大学文化,也不能仅仅停留在文化自觉层面,必须立足于本国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创新,必须要有充分的文化自信,建设世界一流的大学文化。从文化的视角来看,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文化,首先要构建具有本国文化的身份认同。许美德教授认为,没有中国本土文化身份的支撑,遑论实现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国梦[32]。其次,从方法论的视角来看,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文化,必须立足国情。“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是我国“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思想,扎根中国大地,办世界一流大学。其中,“中国特色”是根本,既是主体性的体现,也是文化自信的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考察期间指出：“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中国目前处在发展的新时代,面临新挑战,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与独特的国情,建设中国一流大学文化必须遵循中国逻辑,必须扎根中国文明、中国国情、中国体制、中国大地,彰显中国特色,通过本土的文化创新才能产生具有引领意义和世界价值的大学文化。在内容上,要坚持树立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的教育目的观。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始终要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和科学素养教育之中,坚持正确的价值引领,做到以德育人,以文化人,不断提高大学生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通过培养具有坚定理想信念和爱国主义情怀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有文化自信的大学生才能保持大学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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