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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目标嵌入下社会组织感性认知与理性选择的影响因素
双击自动滚屏 发布者:guangminglw 时间:2024-5-2 21:50:09 阅读:870次 【字体:

政府目标嵌入下社会组织感性认知与理性选择的影响因素


关键词:扎根理论社会组织


苏静 张彦彦

摘要:在我国社会不断变迁的背景下,社会组织不断兴起,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呈现复杂多变的形态。随着社会经济学中“嵌入”理论的传入,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目标嵌入作为政府“看不见的手”成为当今研究的议题之一。为研究社会组织在政府目标嵌入下理性选择与感性认知因素的影响,通过对X市三家社会组织的16名成员进行深度访谈,借助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探求政府目标嵌入下影响社会组织感性认知的正向调节因素及负向限制因素、理性选择中的正向驱动因素及负向阻碍因素,试图构建目标嵌入下社会组织感性认知与理性选择的影响因素解释框架,为地方政社关系发展及社会组织成长提供借鉴。

关键词:社会组织;感性认知;理性选择;政府目标嵌入;扎根理论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605(2024)01-0052-10

一、问题的提出

截至2021年底,我国社会组织总量为901870个[1]。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引导、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再次肯定了社会组织作为政策创新与执行主体的重要战略意义。截至2023年6月,X市注册登记的社会组织有3828家。但是,数量众多的社会组织不仅在分布上,而且在质量上还参差不齐:承接政府实际任务较多,但任务完成速度与质量有待提升;与政府联系较多,但联系方式单一且渠道多属单向互动;组织成员具有工作热情,但专业技能缺乏。因此,政府应加强引导,促进社会组织的健康有序发展,改进公共服务供给方式,激发社会活力。

随着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持续推进及社会组织的不断发展,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也不再是单向控制的模式,而是存在着不同的互动嵌入方式。“嵌入性”(Embeddedness)概念最早由卡尔·波兰尼用于经济理论以解释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关系[2]。马克·格兰诺维特将“嵌入性”的内容进一步延伸,构建了社会嵌入性的解释框架,强调了社会运行过程中各行为主体间的互动关系[3]。在此基础上,“嵌入”二字逐渐进入我国学者的研究视野,开始运用于各领域研究,起初在社会经济学领域运用较为广泛,随后逐步被用来分析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在“嵌入性”概念引入之前,我国学界关于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论述主要包括“社会中间层”[4]“法团主义”[5]“行政吸纳社会”[6]“分类控制”[7]等。从本质上讲,国家与社会是互渗中的动态边界[8]。一方面,社会组织通过不断地嵌入社会治理过程,并发挥其功能获得合法性空间及获取政府资源[9],例如社会组织通过承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项目,发挥其自身专业性、灵活性的特征;另一方面,政府也逐渐采用较为隐蔽的方式对社会组织进行嵌入式治理[10],通过发布相关政策、社会组织承接项目、监管及培训等方式,将政府代表的政治稳定目标及价值理念嵌入到社会组织中,对其进行渗透和传播,并获得社会组织的认同感与回应性,从而使政府“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

笼统地讲,“嵌入”泛指一种力量、体系或结构植入另一种力量、体系或结构之中[11]。但随着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嵌入”的概念内涵也得以延伸,其主客体并不局限于实体的体系结构的嵌入,还存在理念、目标等隐性嵌入,政府对社会组织的嵌入方式变得更加柔性化与隐性化[12]。而当柔性化与诱致性的目标理念渗入到社会组织中,便致使其进行相应的感性及理性判断,大致可分为两大范畴。(一)感性认知。与新制度主义强调的理性因素相对,行为主义则认为,个体认知深刻影响着行为主体的认知理解,从而影响行为主体的行动过程[13],包括社会组织领导者偏好及政治身份、成员构成、非正式关系等,这些因素均可作为影响社会组织的感性认知因素。(二)理性选择。理性选择源于新制度主义三大流派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集体行动困境是其研究起点。一方面,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的社会治理体系下,政府在社会各方面的主导作用毋庸置疑,当政府目标与社会组织发展目标相契合时,社会组织就会作出积极回应,当政府治理目标与社会组织发展目标形成冲突时,双方各自作为有自身利益追求的理性经济人,社会组织的消极回应就无法避免;另一方面,政府作为目标嵌入主体,在追求治理效能最大化的同时,会出台相应政策以推动社会组织发展,使其作为促进社会治理水平提升的正向驱动因素,包括一些准入、监管、培育政策,例如政府购买服务、四类社会组织①直接登记等。但因社会组织逐利及自身禀赋原因,当其无法完成政府目标时,消极回应也可以作为其的理性选择。

上述因素从某些方面解释了政府嵌入对社会组织感性认知与理性选择的消极、积极影响,但依然存在探索空间:一是相對于理性选择因素,现有文献对感性认知因素的关注较少;二是现有研究多从单一维度探究政府嵌入对社会组织的影响及社会组织的回应,还需在理性与感性方面进行对应整合。本文的研究重点是X市政府在社会组织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培育政策所产生的政府目标,以及对社会组织自身的理性选择与感性认知的影响,对两大范畴进行分析,整合其积极与消极方面,并结合实例探索出强化积极因素、弱化消极因素的策略路径。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案例背景及介绍

本研究进行案例选择时严格遵循以下标准:首先,样本社会组织成立时间大于十年(2013年之前成立),社会组织发展较为稳定,以保证能够获取较为丰富的数据资料;其次,样本社会组织需在市域相关领域内具有较高知名度,与政府具有一定的互动及反馈;第三,样本属于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以保证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以X市三家具有代表性的社会组织为例,并分别编号为A、B和C(见表1)。

(二)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扎根理论研究法是基于经验材料建立理论的质性研究方法,其直接从原始材料入手、从下往上逐级抽象出理论[14],适用于公共管理研究中因素识别类、过程解读类、分析不易掌握类和新生事物探索类研究[15]。关于政府目标嵌入下的社会组织行为因素探究,在其适用范围内既属于探索类、也属于因素识别类研究。本研究在嵌入性理论的指导下,采用扎根理论方法寻找政府目标嵌入下影响社会组织主体认知理解和选择性行动的核心因素范畴,通过这些核心因素、范畴之间的联系,构建政府目标嵌入下影响社会组织感性认知与理性选择的理论框架,发挥嵌入性理论与社会组织管理研究的重要价值。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三方面。一是对社会组织成员以半结构化访谈方式进行一对一深度访谈,通过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共访谈16名社会组织成员(见表2),每位受访者访谈时长不低于60分钟,笔者在获得受访者允许的情况下对访谈内容进行记录,在访谈结束后对记录内容进行分析整理,随机选择3/4(12份访谈记录)并进行编码分析,保留1/4(4份访谈记录)留作理论饱和度检验;二是搜集活动记录、会议记录及新闻报道等二手数据;三是对所选社会组织进行参与式观察并获得实用资料。

本研究对16位受访者的访谈数据进行三轮次编码。第一轮次进行开放式编码提炼,总结出14个初始范畴;第二轮次以主轴式编码提取副范畴与主范畴;第三轮次区分感性认知的调节因素与限制因素以及理性选择的驱动因素与阻碍因素并归纳其核心范畴,探求核心范畴的关系结构。

三、数据分析与模型构建

(一)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是在对访谈资料进行逐字逐句的阅读后,对其中的事件、过程加以分解、比较,然后按照新标签进行重组分类[16],以形成不同范畴或抽象概念类属关系[17]。在对16份访谈资料进行初次整理后,经开放式编码得到了436个简要标签、121个初始概念。由于初始概念数量较多且存在重复和交叉内容,所以在对其进行修正整合并剔除无效重复概念后,最终得到了41个有效概念,通过范畴化形成了14个副范畴(见表3)。由于开放式编码涉及大量访谈内容的原始资料,囿于文章篇幅,此处仅展示部分原始资料编码过程。

(二)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是在开放式编码的基础上,对初始概念及副范畴进行分析比较,使其属性维度更加具体化,从而更好获得其核心概念的编码层次[18]。通过主轴编码,本研究形成了8个主范畴(见表4)。

(三)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连接开放性编码和主轴编码程序中产生的各范畴,并将这些范畴加以分析整合,构建核心范畴[19]。本研究将嵌入性理论的解释边界扩展到了政府嵌入社会组织场域,在嵌入性的研究基础上探索政府目标嵌入对社会组织存在哪些影响,并将影响因素进行编码分析,通过开放式编码及主轴编码获得其副范畴及主范畴,在不断的编码及分析整合后,最终得到了感性认知与理性选择两类核心范畴以及核心范畴与主范畴之间的关系结构(见表5)。

在分析的过程中,发现两类核心范畴与主范畴之间存在着不同的关系结构,这些关系不断影响着社会组织发展的判断及选择。其中主范畴对利益的回应与对风险的规避在核心范畴理性选择中对社会组织发展起到了正向驱动的作用,但主范畴目标的分歧与资源禀赋的困境在核心范畴理性选择中对社会组织发展起到了负向阻碍的作用。主范畴对形势的判断与对指标的解读在核心范畴感性认知中对社会组织起到正向调节作用,相反的是,主范畴领导偏好的影响和正式与非正式角色的冲突在核心范畴感性认知中对社会组织起到负向限制的作用。

(四)模型阐释

基于编码分析发现,在政府目标嵌入视域下,影响社会组织发展的因素有对利益的回应、对风险的规避、目标的分歧、资源禀赋的困境、对形势的判断、对指标的解读、领导偏好的影响以及正式与非正式角色冲突共8个主要因素,这些因素从正向与负向的角度归类为感性认知与理性选择两类核心范畴,进而构建了政府目标嵌入下社会组织感性认知与理性选择的影响因素框架(见图1)。

第一,从嵌入性理论的视角出发,政府目标嵌入下影响社会组织发展存在着感性认知与理性选择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一方面,基于组织自身利益权衡的理性选择依然是影响社会组织发展的核心因素,经由理性判断作出的选择不断驱使着组织成长,但因组织自身原因或是与政府目标分歧等原因,理性选择的判断也会存在一定阻碍。另一方面,在组织进行利益权衡的过程中,组织内部的感性认知也会导致其作出能动性的调节,这种调节既存在积极调节也存在消极调节。

第二,相对于较为常规的政府培育社会组织的方式,政府目标嵌入社会组织有其独有的特征。一是其并非属于实体的体系结构的嵌入,而是政府的理念、目标等隐性嵌入,这种嵌入往往以更加柔性化与隐性化的方式,伴随着政策倡导、制度安排、定期检查等新形式不断影响着社会组织的认知与选择。二是政府在目标嵌入的过程中,对利益的回应及对风险的规避均是具有临时性的正向驱动因素,而这些临时性的驱动因素对于目标分歧与资源禀赋的困境等阻碍因素并不能从根本上进行消解,也就是说,理性选择的正向驱动因素与负向阻碍因素并不从属于同一核心范畴的共同方向,这也说明了为何正向驱动下还会有消极因素存在。三是政府目标嵌入下社会组织的感性认知因素相较于普通社会组织更加深入,这使得社会组织在发展自身的过程中有更大的能動选择空间,即在政府目标嵌入的过程中,社会组织的认知解读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对社会组织自身发展起到重要的调节作用。四是在政府目标嵌入下,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正式与非正式角色之间的冲突比常规培育模式更加显著,加之社会组织领导背景及成员偏好的影响,这些因素均会对社会组织的发展起到限制作用。

四、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主要结论

基于政府目标嵌入下社会组织感性认知与理性选择的影响因素作用,运用嵌入性理论与扎根理论方法构建了其驱动模型,明晰了政府目标嵌入下影响社会组织的核心要素有:对利益的回应、对风险的规避、目标的分歧、资源禀赋的困境、对形势的判断、对指标的解读、成员偏好的影响、正式与非正式角色的冲突,这些要素构成了社会组织发展的主要范畴。通过对各核心要素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深入分析,提炼出了感性认知的正向驱动与负向阻碍、理性选择的正向调节与负向限制核心因素与关系结构。

一方面,适度加强目标引导与社会组织实际需求之间的适配性,以引导社会组织朝着组织自身发展方向、国家发展方向前进。正如访谈的编码结果显示,社会组织在主动或被动接受政府目标嵌入的过程中,存在着利益不同、目标冲突的问题,这就导致了政府目标嵌入与社会组织实际需求不适配,加之基于我国国情的社会组织管理具有自身的复杂性,普遍存在能力不足以及资金不足等问题,社会组织自身资源禀赋缺乏。鉴于此,政府在进行目标嵌入时,应注重先进性引导与社会组织价值认同相结合,在符合社会组织利益诉求的基础上进行政策引导及制度安排,以提供社会组织合法性基础,做到输入与输出相结合,而非单项输出。

另一方面,社会组织应该在适当接受政府目标嵌入的同时提升组织能力,坚定组织信念与宗旨,保持自身独立性。首先,社会组织负责人对本组织的宗旨进行充分认知,利用自身知识与资源为组织发展提供一定机会。其次,社会组织成员要提升专业能力,注重参加有效、有针对性的专业技能培训活动,积极参加行业交流活动,学习相关组织成功经验,提升专业化服务水平,走出组织能力困境。第三,明确社会组织目标,确定服务导向,为组织发展制定短期、中期及长期战略规划。社会组织的服务导向是有用性与合法性共同作用的结果,要结合政府嵌入过程中的政策资源,创建可行性强、可持续发展的项目規划,提升社会组织核心竞争力。

现有政府嵌入社会组织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基于扎根理论方法构建目标嵌入下社会组织的影响因素模型,弥补了以往研究的不足,丰富了该领域的理论研究,也为社会组织能力提升与政府管理水平提升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二)实践启示

首先,要结合我国国情,正确看待政府嵌入社会组织的培育方式。一方面,政府嵌入社会组织的目标并不是对社会组织进行管制,而是对社会组织的合法性认同;另一方面,尽管政府目标嵌入社会组织有其优势,存在一定的正向驱动与正向调节作用,但不管是政府嵌入还是行政吸纳,政府对社会组织的培育都不是“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社会组织在接受政府目标嵌入的同时要能自主地处理本组织事务,而非依附性自主。

其次,要结合政社关系与社会组织内部情况,正确看待政府目标嵌入下影响社会组织发展的主要因素。虽然对利益的回应、对风险的规避、对形势的判断以及对指标的解读等正向驱动因素在政府目标嵌入下对社会组织发展起到了较大推动作用,但如若目标的分歧、资源禀赋的困境以及正式与非正式角色的冲突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加之社会组织领导及成员目标与社会组织本身发展目标存在冲突,则社会组织发展依然会面临阻滞。

第三,社会组织内部也应重视感性认知因素对社会组织发展的调节功能,特别是组织内部成员要增强对形势的判断以及对指标的解读等方面的敏感性。一个组织若想长久发展下去,组织内部成员一定要团结一致、凝聚共识。当组织内部存在不和谐的争论时,在这种向下拉力的作用下,社会组织的发展必然会面临困境。

(三)研究局限及展望

第一,为了便于比较,本文将社会组织面对政府目标嵌入时的状态分为了过度解读、积极解读以及消极解读。但在真正的实践过程中,解读的表征样态较多,例如灵活的解读、异化的解读及合作的解读。

第二,本文通过扎根理论访谈方法收集资料,不可避免会存在主观认知偏差,基于此建立的影响因素模型是否具有普适性意义,后续应在大量的样本调查与验证性分析基础上进行检验。扎根理论研究法作为质性研究方法,在信效度方面仍有待完善,未来将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来弥补本文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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