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利用外资与资本配置效率 ——基于疫情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分析

内容提要：本文选取中国1997—2019年宏观经济时序数据为研究样本，以“非典”疫情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时间节点，运用聚类稳健标准误回归，实证分析1997—2003年、2004—2008年、2009—2019年三个阶段(即亚洲金融危机至“非典”疫情危机、“非典”疫情危机后至2008年金融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后至新冠肺炎疫情危机)，科技创新、利用外资与资本配置效率的关系。结果表明：科技创新和利用外资对资本配置效率的改善作用不具有长期性；在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金融危机后，科技创新提高资本配置效率的能力显著优于利用外资；“非典”疫情危机后，外资改善资本配置效率的能力得到了保持，但是科技创新并不能提高资本配置效率。总体而言，科技创新能够显著提高金融危机后的资本配置效率，疫情危机后外资流入能够提高资本配置效率。以上结论对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及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后，如何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问题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总量的跨越式增长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长期隐匿的经济矛盾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枷锁。进入新常态以来，产能动力不足、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问题日益凸显，如何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备受关注。当前，中国经济正逐步由追求“量”的粗犷式增长模式向注重“质”的集约型增长模式转变。毋庸置疑，在当前及未来较长时期内，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方向。高质量的经济增长是将“质”与“量”并重的增长，如一些学者认为中国追求的高质量增长强调以创新为第一动力、开放为必由之路等[1-2]。可见，经济可持续发展与效率公平是高质量经济增长的体现。但作为发展中国家，资本错配使中国经济增长遭受了巨大损失，因此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能仅局限于量的扩张，而应放眼于配置效率的提高。

资本是相对稀缺的资源，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为了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必须将“量”与“质”并重，即不仅要关注生产要素投入量，还要注重资本使用效率。然而，如何测度经济增长的“质”与“量”，国内还没达成共识。任保平(2012)认为只有当经济增长数量积累到一定水平时，经济增长质量才能提高资本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增长[3]。假设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结合经济增长理论，本文认为外资和科技创新分别是提高资本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增长的外生与内生因素，并将外资看作量的冲击，将科技创新水平看作质的冲击[4-5]。因此，在不同时代背景下，外资和科技创新在优化资本配置方面发挥的作用不尽相同。综观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非典”疫情危机、全球金融危机及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危机，都对经济增长产生了巨大影响。此时，只有资本配置效率得到保持，才能使经济步入正轨[6]。

目前，中国以短期的代价战胜了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但海外疫情却大面积扩散，并出现了发生金融危机的迹象。为了刺激经济复苏，在疫情得到基本控制之后，中国实施了外商投资法，使贸易投资更加便利化。但不断恶化的疫情危机使全球金融市场震荡明显。为了应对流动性危机，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2020年3月15日以来美联储宣布实行零利率，推出了7 000亿美元的量化宽松计划等应对措施。在全球提前降息的背景下，中国新基建的实施将为5G等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充裕资金，有力地助推了中国科技创新事业的发展。

当前，为应对金融危机叠加疫情危机的严峻形势，中央提出了双循环战略设想，即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这一重大决策下，必须加大科技创新水平，尽快解决关键技术瓶颈，做到自力更生[2]。在提高国内自我大循环的同时，还应促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吸引优质外资，实现国内国外双循环。通过扩大开放引入外资，获取全球化的红利。可见，科技创新和外资能够同时反映内循环和外循环，共同构成了双循环的两个支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不仅体现了发展战略转型的内涵，而且也适应了国际环境变化的要求。从国际环境来看，世界大变局拓展了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国的国际地位受到了极大挑战。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极大地强化了欧美政策制定者“去中国化”的主张[8]。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能够加快优化资本配置效率，支撑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但不同的外部冲击下，“质”和“量”在提高资本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可能会发挥不同的作用。例如，当发生全局性金融危机时，外资投入将受到严重的负面冲击，此时需要借助自身科技水平的提高来优化资本配置效率；而当发生如“非典”疫情等局部危机时，在自身科技水平可能会受限的情况下需要外资的力量来提升资本配置效率。

为了探究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及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后，科技创新和利用外资如何优化资本配置，本文梳理了国内外危机期间资本配置效率的相关文献。为了探究如何促进危机期间本国经济的发展，较多国内外学者将如何提高资本配置效率作为研究重点。一些学者认为，危机时期利用外资是优化资本配置效率的重要因素[9]。一些学者认为，危机时期提高科技创新水平才是优化资本配置、促进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10]。还有一些学者持相反观点。例如，海耶和威扎拉特(Hye & Wizatat,2011)通过研究发现，外资对巴基斯坦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具有长期性[11]；卡普(Carp,2014)认为在经济危机之后，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经济波动不利于经济增长[12]；阿伦德和吉吉拉德(Ahrend & Goujard,2015)认为，资本配置效率在短期内可能随着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而提升，但当其动力不足时导致的资本配置低效率会引发金融危机[13]；张中元(2013)认为，金融危机之后外商直接投资并不能改善中国各地区资本配置效率[14]。

此外，戈洛瓦娅和译尼奥斯(Gorovaia & Zenios 2013)通过研究发现，不同国家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时，采取的刺激复苏方式不尽相同[15]。美国和法国等发达国家借助创新刺激经济复苏。欧盟在危机期间将其研发预算增加了5%。而对于较小的国家，研发投资不会对他们的经济复苏产生任何影响。由此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以金融危机为背景探究了科技创新、利用外资与资本配置效率的关系，但是尚未得到统一的研究结论。

基于此，本文提出这样的疑问：新冠肺炎疫情后能否借鉴“非典”疫情的方式提振经济？如果发生金融危机，应该利用外资还是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应对疫情危机和金融危机的方式是否存在差异？外资与科技创新对中国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是否具有长期性？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以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非典”疫情、2008年金融危机及新冠肺炎疫情这四次外生冲击事件为切入点，利用中国宏观经济时序数据从理论和实证层面分析金融危机及疫情危机前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方式。

本文的可能贡献如下：(1)为了对比金融危机及疫情危机之后经济复苏方式的差异，本文研究区间包含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非典”疫情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及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以这四次危机事件作为外生冲击，研究了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因素，丰富和完善了资本配置效率的相关研究。(2)验证了金融危机和疫情危机之后，科技创新、利用外资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并对比分析了这一影响在不同危机下的差异。(3)结合当前经济局势，分析了中国在疫情危机抑或是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之后提高资本配置效率的方式，为当前双重危机下如何确保经济稳步增长提供了思路，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回顾

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已波及全球，全球金融危机随时有可能发生。为了应对危机的出现，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实施一系列抵御危机的措施。中国疫情基本得到了控制，新基建已提上日程，科技创新事业也在迅速发展。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叠加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瓶颈，为了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国家提出了双循环战略。在双循环及双重危机并存的情况下，研究资本配置效率与科技创新、利用外资的关系颇具意义。

(一)科技创新与资本配置效率

在全球化背景下，创新是提高竞争力的决定因素。可持续的经济和社会增长、产品和服务质量的提升以及成本的降低等都是通过创新实现的。实证研究表明，无论何种类型的创新，不管其来源、目标还是领域是否相同，都会对资本配置效率产生影响。对于科技创新活动对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学者们有广泛的共识。李等人(Lee et al.,2010)指出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仅次于1929—1933年的大萧条。在此次危机中，创新在稳就业、促增长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16]。备受关注的中小企业为了保持企业活力，不断进行创新来保证资本配置效率。为了解释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昂(Ang，2008)基于1973—2005年44个国家的数据研究认为，由于金融体系未能有力地支持企业家们进行创新，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17]。金融危机的发生严重威胁了企业的生存，塞菲斯等(Cefit et al.,2020)在经济衰退期对6 542家意大利制造企业的原始和综合样本进行分析发现，在经济危机中引入任何一种形式的创新，如流程创新，在危机中幸存的可能性都高于非创新者[18]。马尔科尼和厄珀(Marconi & Upper,2017)调查了1980—2014年金融发展水平具有显著差异的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墨西哥、韩国、日本和美国)的跨行业资本配置的影响，发现比较发达的金融体系比不发达的金融体系更能有效地配置资本[19]。科技创新是提高资本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2010年的45%上升到了2020年的60%左右[20]。

综上所述，创新能够显著提高资本配置的效率，而且科技创新、流程创新等任何一种形式的创新都有利于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即使在危机时期这一影响会受到一定的抑制。而戈洛瓦娅和泽尼奥斯(2013)认为，金融危机之后，科技创新能够显著提高发达国家的资本配置效率，起到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是这一作用在综合国力弱小的国家并不成立[15]。

(二)利用外资与资本配置效率

扩大开放并合理利用外资能够提升一个经济体的全球竞争力，实现国家转型的重要力量。阿迪松和赫什马提(Addison & Heshmati,2003)认为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与较早地实施利用外资等开放政策有很大关系[21]。阿比阿德等(Abiad et al.,2008)以印度、约旦、韩国、马来西亚和泰国企业层面的数据为样本，构造了金融开放指数，实证分析后发现，外资能够降低预期资本收益离散度，提高新兴市场的资本配置效率[22]。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对外开放带来的大量外资流改善了东道国的资本配置效率。拉詹和津加莱斯(Rajan & Zingales,2003)认为目前各国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广泛，那些具有良好的投资环境的国家将成为跨国公司关注的焦点。为了吸引更多的外资流入，发展中国家通过免税以及市场优先权等激励措施来吸引外资[23]。还有一些国家会赋予外国企业一定的垄断权利，从而促使外资的大量流入[24]。在“非典”疫情发生后，中国利用外资的数额虽有下降，但与2003年3月相比，当年4月和5月实际利用外资的数额同比增长率仍保持在50%左右，在外资拉动下，中国的资本配置效率得到了提高[25]。近年来，外商直接投资显著地改善了中国整体资本和劳动力的错配程度，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带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26]。

外商直接外资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并不具有长期性。20世纪90年代末东亚各国贸易影响资本进出高度自由，外国直接投资大量流入，但由于产品竞争力较弱而陷入了金融危机。自2008年以来，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投资者对风险不确定性的认知程度增加，导致他们在投资决策时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高度的避险情绪使外部融资环境变得恶化，如果仍将引进外资作为提高资本配置的途径，将严重阻碍一个经济体的发展[27]。而且金融危机等极端事件后，金融开放带来的经济波动不利于经济增长。金雪军和王永剑(2011)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扩大外资水平不仅不能达到提高资本配置效率的目的，反而会使资本配置出现严重扭曲[28]。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发现，学者们从理论及实证层面分析了资本配置效率与科技创新及利用外资的关系，但是基于不同国情和样本期间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存在较大差异。此外，国外学者以金融危机为背景对科技创新、利用外资与资本配置效率的关系给予了较多关注。但从长远历史观点综合分析疫情危机、金融危机前后，科技创新和利用外资与资本配置效率的关系的文章较为鲜见。

三、数据与模型设定

(一)实证模型设定

任何危机的产生都会破坏社会稳定，影响经济发展。亚洲金融危机、2003年“非典”疫情及2008年金融危机都抑制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每一次危机后都需要努力扭转脆弱的经济状况，改善市场配置效率，实现经济复苏。在供给侧改革的浪潮中，如何提高资本要素配置效率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29]，因此，对资本配置效率的研究颇具意义。本文参考纳德拉贾等(Nadarajan et al.,2018)[30]的方法构建如下计量模型，并利用普通最小二乘回归(OLS)进行稳健性检验。

式(1)中，因变量为资本配置扭曲(dist)，自变量为外商直接投资(fdi)。α0和 α1分别为截距项和自变量的系数。t表示时间，Xt为控制变量，α为控制变量的系数，εt为扰动项。如果α1为负数，表明外商直接投资能够提高资本配置效率。

本文通过构建如下计量模型来检验科技创新与资本配置扭曲之间的关系：

式(2)中，因变量为资本配置扭曲(dist)，自变量为科技创新(rd)。β0和β1分别为截距项和自变量的系数。β为控制变量(Xt)的系数。其他变量与式(1)含义相同。如果β1为负数，则说明科技创新能够降低资本配置扭曲，提高资本配置效率。

本文通过构建如下计量模型来考察科技创新和外商直接投资对资本配置扭曲的影响:

式(3)中，因变量为资本配置扭曲(dist)，自变量分别为外商直接投资(fdi)和科技创新(rd)。δ0、δ1和δ2分别为截距项、外商直接投资和科技创新的系数。δ为控制变量(Xt)的系数。若δ1和δ2均为负值，说明科技创新和外商直接投资均能提高配置效率，反之则表明不能提高资本配置效率。

最后，为检验外商直接投资对高科技创新企业和低科技创新企业资本配置扭曲的影响是否不同，本文构建如下数据模型:

式(4)中，本文将外商直接投资(fdit)与科技创新和外商直接投资的交互项(rd×fdi)作为自变量。其中γ0为常数，γ1、γ2为系数。其他变量与式(3)相同。当γ1 为负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能够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当γ2 为负时，表明在较高科技创新水平下，外商直接投资能够降低资本配置扭曲，提高资本配置效率的作用更明显。

(二)样本说明与变量设定

本文选取1997—2019年中国宏观经济时序数据为样本，并以“非典”疫情危机和2008年金融危机为节点，将其划分为1997—2003年、2004—2008年和2009—2019年3个子样本。借助各个子样本，分析金融危机前后、疫情危机前后科技创新和利用外资与资本配置效率的关系，并从长远的历史观点分析了影响中国资本配置效率的因素。其中，2004—2008年采用的数据频率为季度，通过手工整理月度数据得到，其他样本使用的是年度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经济网、国泰安数据库。

理论和经验研究均表明，资本配置的低效率导致了较高的经济损失，抑制了经济的发展。本文用要素资本配置扭曲度来反映中国的资本配置效率情况，运用两种不同的方法测量了资本配置效率，并构建如下函数：

式(5)中，Y表示产出(用GDP表示)，A表示技术进步，K表示资本投入(用固定资产完成额表示)，L为劳动投入(用就业人数量化)，α为资本产出弹性、β是劳动产出弹性，t为时间。

从要素配置扭曲的含义出发，由式(5)得出资本边际产出(mpk)为：

设资本的价格为r,在要素市场完全竞争、要素能够自由流动的前提下，资本价格取决于资本产出。而对于资本价格的设定，学者们并没有统一的结论。

参考周杰琦和汪同三(2017)[31]的方法将资本配置扭曲(dist)用资本边际产出(mpk)与资本价格(r)的比来表示：

如果该值等于l，表明不存在资本配置扭曲，其值越偏离 1，说明资本配置扭曲越严重。dist越小(大)，表示资本配置效率越高(低)。此时，资本价格(r)用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公布的6个月至1年期金融机构法定贷款利率的均值表示。由于2014年起金融机构贷款利率减并为1年内，所以2014—2019年的资本价格用1年期金融机构法定贷款利率的均值表示。

参考王亚星和李敏瑞(2017)[32]的做法，改变参数设定重新度量了资本配置扭曲。从理论上讲，在不存在配置扭曲时，存在稳定的资本报酬r*,则最优的资本价格为：

式(8)中，τt表示资本配置扭曲，将式(6)和式(8)结合可得：

此时，资本配置扭曲可表示为：

本文遵循谢地和克莱诺(Hsieh & Klenow,2009)[33]的做法将r*设定为0.1。

本文将科技创新和利用外资作为被解释变量，研究危机时期科技创新、利用外资对中国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科技创新水平用rd表示，计算公式为R&D占GDP的比重取对数。该值越大说明创新水平越高，反之，说明创新水平越低。fdi代表开放程度，将利用当年汇率折算的外商直接投资与GDP的比值取对数进行衡量。

为了避免遗漏变量，基于现有相关研究，本文选取了如下控制变量：trade代表贸易依存度，用进出口总额与GDP比值的自然对数表示；uempr为失业率，用城镇登记失业率的对数值表示；gov代表政府干预，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速的对数表示，该指标可以反映政府为克服市场失灵而对经济实施调节和控制的程度；entity表示社会融资总规模，该指标反映金融对实体经济资金的支持力度。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由表1可以看出，中国要素资本配置扭曲均值为3.175，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具有较大差异。利用外资的最大值为-3.056，最小值为-4.749,呈现出了较明显的波动。科技创新水平最小值为-5.109，最大值为-3.820，这一较大差异表明中国对科技创新的重视程度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另外贸易依存度、政府干预、失业率及对实体经济的支持程度也出现了较大变化。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疫情与金融危机都会影响经济的发展，虽然之前发生的“非典”疫情并不具有金融危机这样的破坏力，但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的可能性非常大。本文认为当疫情等突发事件发生时，应该像应对金融危机一样提高警惕。基于此，本文将亚洲金融危机、“非典”疫情、全球金融危机及新冠肺炎疫情定义为：危机Ⅰ、危机Ⅱ、危机Ⅲ、危机Ⅳ，实证分析历次危机前后影响资本配置效率的因素。

(一)相关性分析

表2显示了危机Ⅰ(亚洲金融危机)—危机Ⅳ(新冠肺炎疫情)、危机Ⅰ(亚洲金融危机)—危机Ⅱ(“非典”疫情)、危机Ⅱ(“非典”疫情)—危机Ⅲ(2008年金融危机)、危机Ⅲ(2008年金融危机)—危机Ⅳ(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主要变量与要素资本配置扭曲间的相关关系。

注：***、**、*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1%、5%、10%。括号内为标准误。

本文重点关注危机期间三个子样本中，利用外资、科技创新与资本配置扭曲间的关系，所以仅列出被解释变量与资本配置扭曲的相关系数。另外，在进行回归分析时，根据斯皮尔曼(spearman)相关系数矩阵选取控制变量时，排除了多重共性问题。根据列(1)知，科技创新(rd)与要素资本配置扭曲(dist)的相关系数为-0.629，且在1%水平显著，利用外资(fdi)与要素资本配置扭曲(dist)的相关系数显著为正。以上表明在全样本中，科技创新水平与要素资本配置扭曲显著负相关，而利用外资与要素资本配置扭曲显著正相关。根据列(2)可知，科技创新(rd)与资本配置扭曲(dist)显著负相关，利用外资(fdi)与资本配置扭曲(dist)的正相关关系不显著。根据列(3)可知，利用外资(fdi)、科技创新(rd)分别与资本配置扭曲(dist)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根据列(4)可知，利用外资(fdi)和科技创新(rd)与要素资本配置扭曲(dist)的系数均不显著。

图1左轴代表利用外资与科技创新的同比增长率，右轴代表资本配置扭曲的同比增长率。

图1 1997—2019年科技创新、利用外资、资本配置扭曲的同比增长率

由图1可以看出，从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资本配置扭曲不断波动。1997—2003年，中国资本配置扭曲程度下降明显。此时，科技创新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而外商直接投资显著低于科技创新水平。可以看出在亚洲金融危机至“非典”疫情期间，科技创新水平的提升能够降低资本配置扭曲；2004—2008年，随着外商直接投资利用量的增加，资本配置扭曲程度显著下降；2009—2019年资本配置扭曲首先呈短暂下降趋势，之后基本保持持续上升，科技创新和外资利用水平都出现了较明显的下降，但科技创新水平一直高于外资利用水平。

(二)金融危机及疫情危机后，科技创新、利用外资与资本配置扭曲的关系

1.金融危机后，科技创新、利用外资与资本配置扭曲的关系

金融发展是金融体系由封闭走向开放、金融功能由抑制转向深化的渐进过程，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备受学术界关注。发展中国家为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纷纷加入金融自由化的行列。但是过度金融自由化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由于金融脆弱性也会增加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这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东亚国家得到了印证。当时，东亚各国贸易资本高度自由，外商直接投资急剧增加。但是由于东亚各国对世界市场依附性太强，其以国际市场作为目标，重点发展出口的产品，竞争力较弱，随着劳动成本的上升，产品的竞争力越来越低，给实体产业带来了非常沉痛的打击。由此可见，资本的大量积累，可能会抑制发展中国家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进而严重威胁经济的长足发展[34]。由此可见，没有“质”，仅靠提升“量”，并不能真正提高资本配置效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亚洲各国通过货币手段和财政手段干预经济，如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使得消费和投资大幅度回升。由于欧美各国经济增长强劲，间接扩大了亚洲的出口。在此次危机前中国没有实行资本开放政策，国际资本不能进入中国市场。1998年中国着力于扩大社会投资规模，使中国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幅度大幅度提高。中国实施的内需扩大政策提高了金融机构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

起源于美国次贷危机的2008年金融危机，被认为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最严重、范围最广的全球金融危机。究其原因是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此次危机对金融自由化进程及开放程度较高的国家造成了巨大冲击。由于当时中国开放度不高，与发达国家相比，并没有造成很大损失。国民经济遭到重创的美国，综合运用传统和创新手段来降低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政府也不断推出一系列的财政及货币措施应对危机，在民生工程建设、自主创新、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其中自主创新投资约占整个投资的12.3%，这一系列举措使中国在短时间内降低了经济损失。

通过以上分析发现，两次金融危机发生时，中国经济开放度较低，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受阻。为了应对两次金融危机的负面冲击，中国不断扩大内需，提高科技创新水平。两次危机后中国都是依靠“质”来提高资本配置效率，而不是靠“量”。

表3显示了从亚洲金融危机到“非典”疫情危机、从2008年金融危机到新冠肺炎疫情危机期间(即危机Ⅰ—危机Ⅱ、危机Ⅲ—危机Ⅳ)科技创新、外商直接投资与资本配置扭曲的估计结果。本文分别检验了利用外资与资本配置扭曲的关系(见列(1)和列(4))、科技创新与资本配置扭曲的关系(见列(2)和列(5))。另外，还考察了科技创新和外商直接投资对资本配置扭曲的共同影响(见列(3)和列(4))。

表3 金融危机后，外商直接投资、科技创新与资本配置扭曲的关系

注：***、**、*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1%、5%、10%。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后表同。

通过分析各预测变量的系数发现，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中，利用外资、科技创新与资本配置扭曲的相关关系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证实，F值基本上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结论具有可靠性。如表3所示，在列(1)和列(4)中，fdi的系数为正。这说明金融危机后，外商直接投资并不能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列(2)和列(5)中，科技创新系数均为负，且列(5)中的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负。这表明，在金融危机后，科技创新能够减少资本配置扭曲，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列(3)和列(6)检验了外商直接投资和科技创新对资本配置扭曲的共同影响。以上结果表明金融危机之后，由于外部环境的恶化，“质”是资本配置效率提高的动力。另外，比较列(1)、列(3)、列(4)、列(6)中外商直接投资的系数时可以发现，当式(3)中包含科技创新时，外商直接投资的系数由正(列(1))变为负(列(3))，列(6)的系数为正，但远低于列(4)。这意味着，科技创新可能是外商直接投资和资本配置扭曲之间的一条渠道。

2.金融危机后不同科技创新水平下利用外资与资本配置扭曲的关系

本部分考察了在不同科技创新水平下，外商直接投资对资本配置扭曲的影响是否不同，即检验科技创新是否是利用外资与资本配置扭曲间的渠道。本文参考纳德拉贾等(2018)[30]的方法将科技创新作为虚拟变量，然后根据科技创新水平的高低进行划分，高科技创新水平设为“1”，低科技创新水平设为“0”，表4给出了式(4)的回归结果。

表4 金融危机后不同科技创新水平下外商直接投资与资本配置扭曲的关系

由表4可知，列(1)和列(2)中rd×fdi的系数分别为-0.021和-0.013，说明金融危机后，只有在高科技创新水平下，外资流入才能优化资本配置。此外，列(1)、列(2)中fdi的系数为正表明，当科技创新水平较低时，外资会加剧资本配置的扭曲。从整体上看，fdi与资本配置扭曲只有在科技创新水平较高时存在负相关关系，而在科技创新水平较低时二者存在正相关关系。

(三)疫情危机后，科技创新、利用外资与资本配置扭曲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开启对外开放后，“非典”疫情危机不期而至。这一突发公共事件带来的不确定性在短期内削弱了消费者、投资者对未来的信心。但由于“非典”疫情期间中国正处于加入WTO的红利期，外商直接投资数量仍稳步增长，在外资的拉动下“非典”疫情并没有对中国经济带来较大冲击[35]。当下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逆全球化主义抬头，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与“非典”疫情时期相比，新冠肺炎疫情使中国在进出口贸易方面面临巨大困难[36]。总体来看，本次疫情对中国进出口贸易产生的影响比“非典”疫情时大得多，所以为了提高资本配置效率不能借鉴“非典”疫情时期的措施。有研究表明，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与2008年金融危机不相上下。为了弥补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不足，需要用改革创新的方式来推动新一轮的基础设施建设[37]。

由以上分析发现，“非典”疫情危机时期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在“量”的拉动下得到了提高。而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发生后，“量”的拉动作用减弱，所以应提高“质”的作用，实现从“外循环带动内循环”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转型。

表5中，列(1)—列(3)分别为从“非典”疫情危机到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外商直接投资、科技创新与资本配置扭曲的关系。列(4)—列(6)为全样本下科技创新、外商直接投资与资本配置扭曲之间的关系。

表5 疫情危机后利用外资、科技创新与要素资本配置扭曲的关系

表5的回归结果也验证了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中外商直接投资、科技创新与资本配置扭曲之间的相关性。列(2)和列(3)显示，科技创新的系数分别为0.590和0.533，且均在1%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在“非典”疫情和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科技创新能够加剧资本配置扭曲。列(1)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的系数为-0.135，在5%的水平上显著。列(3)中，外商直接投资系数虽然不显著，但仍然为负，这表明疫情危机后利用外资能够起到提高资本配置效率的作用。表5列(4)和列(6)中，外商直接投资的系数分别为0.228和3.204。列(5)、列(6)中，科技创新系数分别为-0.246和4.761。综上所述，科技创新和外商直接投资与资本配置效率的关系不具有长期性。由于研究期间仅发生过一次疫情危机，因此本文没有研究科技创新和外国直接投资的交互项对资本配置扭曲的关系。以上结果表明，非典疫情危机后，资本配置效率需要“量”来提升。

(四)稳健性检验

经济增长水平与资本配置效率密切相关。如果资本配置效率不能得到提高或者处于较低水平，实际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将很低，并且以较低的增长速度持续下去。如果不能实现资本配置效率的优化提高，经济增长的潜力也得不到发挥。本部分使用式(10)计算的τt作为资本配置效率的代理变量进行回归。

1.金融危机后，科技创新、利用外资与资本配置效率稳健性检验

表6为亚洲金融危机及全球金融危机后，科技创新、利用外资与资本配置效率的稳健性检验。

表6 金融危机后科技创新、利用外资与资本配置效率回归分析稳健性检验

对比表3和表6，结果基本一致。这表明，在金融危机后，技术创新能够减少资本错配，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利用外资在降低资本配置效率方面的作用并不明显。

2.金融危机后，不同科技创新水平下外资与资本配置扭曲的稳健性检验

表7显示了不同科技创新水平下，外商直接投资对资本配置扭曲影响的稳健回归结果。列(1)中rd×fdi的系数为0.005，而fdi的系数0.034，二者均在5%水平上显著，这说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与低创新水平相比，科技创新水平较高时，外资流入能够加剧资本配置扭曲的程度较弱。此外，列(1)、列(2)中fdi的系数为正表明，当科技创新水平较低时，外资会加剧资本配置的扭曲。总之，在金融危机后，提高科技创新水平有助于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

表7 金融危机后不同科技创新水平下外资与资本配置扭曲关系的稳健性检验

3.疫情危机后，科技创新、利用外资与资本配置效率的稳健性检验

表8中，列(1)—列(3)为从“非典”疫情危机到2008年金融危机间科技创新、外商直接投资与资本配置扭曲的关系。列(4)—列(6)为全样本下科技创新、外商直接投资与资本配置扭曲的关系。

表8 疫情危机后科技创新、利用外资与资本配置效率的稳健性检验

可以发现，表8中列(1)—列(6)的回归结果与表5中列(1)—列(6)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验证了疫情危机后外商直接投资能够提高资本配置效率，而科技创新会加剧资本配置扭曲这一结论。此外，科技创新、外商直接投资与资本配置效率的关系不具有长期性这一结论仍成立。

五、结论和建议

本文利用1997—2019年中国宏观经济时序数据测度了要素资本配置扭曲并用其反映资本配置效率，同时将利用外资、科技创新作为核心自变量，另外，还加入了一些其他控制变量。本文首先在总体上研究了三者间的联动性，然后以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金融危机、“非典”疫情危机和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作为外生冲击事件，研究了科技创新和利用外资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由于外生冲击事件的作用，科技创新、利用外资对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升作用不具长期性。(2)在使用2004—2008年的季度数据分析疫情危机后科技创新、利用外资与资本配置效率的关系时，发现外资水平的提升能够提高资本配置效率。(3)利用1997—2003年及2009—2019年的样本数据进行分析时发现，较高的科技创新水平是降低要素资本配置扭曲程度、提高亚洲金融危机及2008金融危机后资本配置效率的主要动力，此时利用外资提高资本配置效率的作用将较弱。在高科技创新水平下，利用外资能够降低资本配置扭曲。

以上结论的启示有：(1)一直以来中国的资本配置都具有高度扭曲的特点，并且在发生疫情危机和金融危机时，资本配置效率都会出现大幅度降低。(2)疫情危机后，应该采取相应措施加强科技创新投入的使用效率，畅通并积极拓宽外资流入渠道，充分借助外资的力量实现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升。(3)金融危机后，应该不断开拓创新，为科技创新事业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以期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4)由于市场不能自动达到最优配置，所以社会各界应协助政府相关部门提高监管力度，统筹协调资本流动，防止资本配置无效率。

基于以上结论及中国国情，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第一，高效开展新基建。要明确新基建的定位是5G、人工智能、大数据中心、教育、医疗等新型基建，而不是大部分领域已经过剩的传统基建。另外，应放宽基建领域的市场准入，拓宽融资来源。加强信息公开透明、完善舆论监督机制、改善营商环境，明确出台以居住为导向的住房制度等。第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在前期进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一些政策的实施误伤了民营中小企业，导致部分企业处于破产倒闭的边缘。金融部门应不断深化金融改革，努力为实体经济塑造便利的融资环境。在获得资金支持后，实体企业应以自身可持续发展为重，避免追求短期利润，防止资本配置低效率。第三，稳就业、促增长。疫情过后，劳动力返岗时间错后，疫情相关行业缺工明显。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是社会稳定及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各地政府应为就业群体提供更多的就业平台，为经济的恢复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源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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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利用外资与资本配置效率——基于疫情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