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的合理化和法兰克福学派技术理性批判

　摘    要：　唯物史观认为, 工业化以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了人与人的本质之间的矛盾, 即人的异化。马克思把变革日益不能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作为实现人的本质和人的意义的唯一途径, 此后的思想家们沿袭了这一思想路径, 对工业化时期物质生产层面的技术理性进行批判。但人类历史从来都是物质生产与人口生产并行的历史, 两种生产构建出同一种文明的两个不同时期, 承担了两种不同的历史使命。人口生产是社会伦理秩序建设的起点, 仅从物质生产层面探寻伦理意义上的“价值”容易陷入逻辑怪圈, 而对人口生产历史意义的自觉对于从整体上把握工业文明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两种生产; 技术化; 批判; 伦理化;　　韦伯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继承了马克思对生产生活日益技术化、工具化的批判, 并把社会伦理生活价值和意义的丧失归结为物质生产的技术理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虽然提出了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的两种生产理论, 但其考察领域主要是物质生产, 因而不能从整体上把握其历史意义, 人口生产所承担的构建社会伦理体系的使命为技术批判提供了新的维度。　　一、“合理化”与现代性危机　　韦伯的现代性理论构建于他的合理性框架之上, 对现代性的批判也主要体现在他对合理化过程以及合理性特征的阐发中。祛魅是韦伯合理化理论的核心内容, 他认为贯穿社会整个传统和现代时期的“合理化”过程表现为巫术成分的退场和科学精神的彰显。　　(一) “合理化”与“合理性”　　韦伯提将社会行为分为四种类型:目的理性行为, 即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行为的期待, 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手段, 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行为成果的行为;价值理性行为, 即不管后果, 而由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行为的无条件固有价值 (如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 的纯粹信仰所决定的行为;情感行为, 即由现时的情绪或感情状况支配的行为;传统行为, 即由约定俗成的习惯所控制的行为。其中, 目的理性即为现代“合理性”的主要内容, 而目的合理性由目的合理和手段合理构成。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 韦伯系统阐述了合理化的意涵。“合理化”首先表现为宗教的“祛魅”, 进而可以延展到整个世界的“祛魅”。当人们不再相信和借助神秘的手段求得灵魂上的救赎, 就必然要诉诸于其他方式。新教徒的“入世禁欲”伦理使他们得以凭借世俗的“志业”来确证灵魂的得救, 韦伯认为这一伦理成为现代社会“合理化”的内在动力。他指出:“宗教发展中的这一伟大历史进程, 即祛魅或除魅, 由古希伯来的先知们发起, 之后与希腊的科学思想相融合, 已经将所有意欲获得救赎的巫魅手段当作迷信的罪恶完全否定了, 最后在这里得到了它的逻辑结论。”[1] (103) 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在精神上有赖于新教为人们提供了传统秩序下的新的伦理准则。在个人奋斗、辛勤工作、追求财富的经济“合理化”过程中, 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都被纳入此逻辑中, 一切合理性都来源于经济理性, 因为“归根究底, 产生资本主义的因素, 乃是理性的持久性企业、理性的簿记、理性的技术及理性的法律。不过, 这还不算完, 我们还得再加上理性的精神、理性的生活态度以及理性的经济伦理”[2] (181) 。经济合理性、法律合理性、政治合理性构成了现代社会合理性的基本内容。　　经济合理性主要表现为“可计算性”, 或者是对“可计算性”的要求。首先, 经济生产中的人力和非人力生产工具的劳动时间、效率等都是可计算或者可预测的;其次, 经济合理性的配套措施, 如法律制度、管理制度也是可计算的, 配套系统中的人员尽管有其个人意志, 但限于固定的规则, 因而也是可预测的。韦伯指出:“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 就是在严格计算的基础上把经济行为理性化, 由远见和谨慎引领他们走向经济成功。”[1] (69) 在韦伯看来, 这种目的和手段都具有合理性的行为, 其合理性是毋庸置疑的。他把经济内容的合理性分为两个部分:技术合理性和经济组织形式的合理性。对劳动组织形式来说, “为人类提供物质财富而努力工作”是一种目的理性行为;对技术来说, 以科学观点作发表指导摆脱了生产过程中“人类个体自然的身体局限”, 生产是一种手段理性行为。他认为, 传统型的法律系统不可能发展出工业资本主义, 传统型的政治体系同样也不能发展出工业资本主义, 因此, 法律和政治的“合理化”作为经济行动“合理化”的配套措施一并产生、发展才能够为后者提供保障。　　法律体系的合理性表现为法律的高度形式化。首先, 法律的制定是合理的。传统社会中法律制定严重缺乏目的导向, 现代法律的制定则不同, 它通常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有着明确的立法意识。现代立法的过程本身也被法律所规范, 褪去了“卡理斯玛” (神圣的天赋) 式立法的随意性, 因而在法律规范下的立法过程具有极高的合理性。其次, 法律的实施是合理的。法律的整个实施过程是合理的, 行动者甚至可以对自己的行动可能引起的法律后果做出可靠的预测, 法律“判决的形式主义使得法律体系如同一个技术上合理的机器一样运作。这就保证了这一系统中的个人和团体拥有一个相对最大化的自由, 并极大地提高了他们预测其行为导致的法律结果的可能性。”[3] (811) 现代法律有着高度的形式化, 保证了法律制定和审判过程的公正性要求, 但代价是实质正义的缺失。因此, 法律合理性表现为形式上的合理性, 它仅仅反映了经济行为追求可预测的合理性的诉求, 原则上排除了一切主观目的和价值因素, 构成了一个抽象的、普遍的、在形式上看起来没有缺陷的系统。　　官僚科层制是韦伯分析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概念, 他认为现代管理制度越来越表现出官僚化的倾向, 这一倾向是合理化的必然结果。官僚科层制表现出强烈的形式主义特征, 在官僚体系下, 个人自由意志会受到严重的限制, 而必须遵守官僚体系下的规则。个人在这种形式化和理想化的行政体系中, 只需要传达既有的“系统”“程序”就算发表了决策, 传统型的政治系统中强烈的人为色彩被纯粹形式上的官僚科层制的合理性取代了。官僚科层制是应经济合理性而生的, 可以说这种合理性为经济追求提供了制度保障, 这表现在官僚选拔日益突显出的技术性和专业化。专家型的管理最直接的益处就是对经济行为来说总是合理的。随着经济合理性的强化, 技术性专家在官僚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可以想象, 缺乏专业知识的人要么在官僚体系中逐渐失去控制的能力, 要么会对经济行为和经济效率造成破坏。政治合理性与其他社会领域一样, 日益服从于事实判断, 而悬置了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　　(二) 现代性危机　　在韦伯那里, 合理性和现代性具有同构特征, 凡不同于西方社会的都是“传统主义”的。现代性危机表现为合理性内在的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目的理性行为与价值理性行为之间出现了矛盾。前一矛盾在经济合理性、法律合理性和政治合理性中都能看到。人类社会只能尽最大可能做到“价值无涉”, 但绝不可能不做价值判断。经济合理性建立在对市场的支配上, 交易关系由资本多少决定, 其行为的“合理性”完全取决于外在的客观因素。作为人类生活一部分的经济行为最终却脱离人而独立运行, 根本原因在于, 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应有之意相去甚远。法律和政治合理性的形式化表现得更为明显, 法律和政治往往为了维护形式上的自由、公正而牺牲掉对人类来说极其重要的价值判断。有论者指出:“‘合理性’在工业化的现代文明制度中主要表现为一种客观化的、个体化的、超越个体的形式化倾向。这种‘形式化’的要求根源于社会对于‘效用’与‘效率’的看重”。合理性排斥来自个体的主观性和差异性, 因此要想实现现代性的普遍化, 就只能舍弃掉实质性内容, 依靠形式化的规则、技术推进“效用”与“效率”。当从个人的角度来看, 这种合理性与人类所追求的具有终极意义的“善”是不相符的, 因而形式化的合理性可能极度不合理[4] (132) 。　　目的理性行为与价值理性行为之间的矛盾表明, 现代性导致目的理性与“传统价值”的断裂。新教伦理最初作为经济行为合理性与传统伦理之间的桥梁, 为资本主义精神提供了合法性基础, 也为新教伦理寻得现实依托。但当激烈变革时期的“卡理斯玛”丧失超凡魅力之后, 经济伦理中的价值合理性的维度随之消失, 资本主义精神也简化为单一目的合理性要求。这说明在现代性之下, 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自成的规范面前也成为了“传统”。在价值理性弱化乃至消失之后, 目的理性塑造出的“铁笼”罩在整个社会之上, 无人幸免。在目的理性主导之下, 人们“所投身的需要不断工作的事业已经成为他们生命中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事实上这才是他们唯一可能的动机, 但是从个人幸福的观点来看, 这种‘人为了发展事业而存在, 而不是事业为了人的生活而存在’的生活, 非常不合常理”[1] (64) 。物性消解了人性, 成为人的主宰, “意义的丧失”成了无人能够摆脱的命运。　　二、法兰克福学派与技术理性批判　　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把“合理化”过程视为“启蒙”的过程。“启蒙”与“祛魅”有着某种意义上的一致性, 在韦伯那里, “祛魅”代表着“巫术”让位于“理性”, 而“启蒙”的出现也有类似的意味。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指出:“在一般概念的权威下, 仍存在着对神灵鬼怪的恐惧, 通过把自己装扮成神灵鬼怪, 人们试图对自然发挥影响。从那时起, 物质便摆脱了任何统治或固有权势的幻觉, 摆脱了潜在属性的幻觉, 而最终得到控制”[5] (4) 。可计算性和可预测性也是启蒙运动所信奉的理念, 科学与计算的发展使“形式逻辑成了统一科学的主要学派”, 因此才有了霍氏“被启蒙摧毁的神话, 却是启蒙自身的产物”的感叹。与霍克海默相似的是, 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等人都生活在“发达工业文明”之中, 在日常生活中所见到的都是“发达工业文明”的“不合理中的合理性”, “它的生产率和效能, 它的增长和扩大舒适生活的潜力, 它的把浪费变为需要、把破坏变为建设的能力”[6] (9) 。　　“合理性”的价值应该在于使人明白到应该依照“自我持存”的方式安排生活, 在理性的原则下做出合理的行为选择。从培根开始, 知识与权力就被看作是同义词, 技术理性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概念而是方法存在的。技术理性借助现实中的普遍性, 成倍地增强了整体的“合理性”, 这种“合理性”给人类带来了生活的安逸。技术理性不仅在经济领域, 而是在一切领域都依存于自身的独立性而显露出形式上充分的公正, 保障着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正常运行。技术理性带来的物质财富的增加是无论哪个思想家也无法反驳的, 人与自然地位的反转便是最好的证明, 然而“在神话学通往逻辑主义的道路上, 思想丧失了自我反思的能力”[5] (34) 。面对技术理性, 人类的身份不仅从掌控者“异化”为被掌控者, 甚至连对其进行反思的能力也变得微不足道了。马尔库塞认为, 社会在人为生存而斗争以及对人和自然的开发中日益科学化的过程就是“合理化”, 它提高了生活标准, 也因此产生出为“合理化”的破坏性和压制性特征辩护和开脱的行为。由于失去了对技术理性的破坏性方面进行批判和反思的否定性思维的能力, 现代的理性变成了“单向度的哲学”, 结果造成“从事这项工作并把其神秘化能力加诸社会的正是物质和精神机器的总动员。它使个人无力去观察‘背后’那些操纵机器、从中获利的人, 以及为人之付出代价的人”[6] (117-151) 。　　现代的启蒙给一切事物都贴上了同样的文化标签, “祛魅”的启蒙已经被欺骗性的启蒙取代。工业化是现代社会技术理性的动力, 它在被贴上文化标签的同时也在为文化贴上标签。技术理性生产出了越来越多的产品, 进而又推动了消费, 而在电子技术的环境中“就需要在意识形态与上层建筑层面对这种新型的文化进行总体规划和意识形态的规定, 使之服务于消费理念的推广”。在文化工业体系中, 任何产品都没有内在价值, 它们唯有通过商品交换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宣传对于文化工业来说成了至关重要的手段, “语言”也迫不及待地追求不断产生的商业目的。于是, “价值判断要么被当成了广告, 要么变成空谈。与此相应的是, 意识形态也开始变得有些语焉不详, 辞不达意了, 它既没有变得更明确, 也没有变得更软弱无力。然而, 正是这种含糊不清的东西, 这种从不把自己等同于未经证实的事物的科学取向, 成了统治的工具”[5] (165) 。　　技术理性还把现实与“一切固有目的”分离开来, 又把“合理性”与伦理准则分离开来。在技术理性主导下, 一切对于终极意义的思考都变成多余的了, 无论伦理准则如何重要, 技术理性都无法将其发挥出来。人们所生活的世界除了“科学合理性”之外, 还应当有价值维度, 但技术理性的“单向度”使得价值成为一种“不现实”的“形而上学的”主观臆想[6] (117) 。马尔库塞认为, 诸如“善和美”“和平和正义”等对人类具有终极意义的价值在技术理性下无法得到彰显, “理论理性”已经无法保持纯粹性和中立性, “技术”不仅作为统治的工具, 而且作为统治的方式, 将所有文化层次纳入到自己的“合法性”之中。人的不自由不表现为“不合理的”和“政治性的”, 而是表现为对技术理性的屈从, 技术理性的工具主义特质使技术从解放的力量转而成为解放的桎梏, 人也因此而工具化。　　法兰克福学派对于技术理性的批判没有陷入像韦伯那样的“悖论”中, 而是坚持了“价值”准则。在韦伯那里, “合理性”悖论是无法得到解决的, 而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 技术理性下的价值危机不仅应该得到解决, 而且实际上也是可以解决的。技术理性取消了物质生产和“想象”之间的分离, 人的自由才能愈发依赖于技术的逻辑, 因此引发了一系列工业文明的伦理危机。虽然工业文明的价值危机或伦理危机体现在文化层面, 马尔库塞仍然转向了马克思, 认为需要由“局外人”发起反对的革命[6] (202) 。哈贝马斯为解决困扰思想家的伦理道德难题, 提出了搭建“主体间性”观点, “协商行动”既能维护个人意愿, 又能达成共同体行动的要求, 使得具有合法性的伦理共识得以普遍化。哈贝马斯或许没能提供一条真正有效的“现代性”出路, 但他最可贵的是不局限于从技术理性本身, 而是试图从人的“交往”中寻求解决的方案, 这无疑给人以更多启发。　　三、两种生产与技术化反思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 “人们为能够‘创造历史’, 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 首先就需要吃、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 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在一开始就伴随这两个事实的是“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一些人, 即繁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 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家庭”[7] (78-80) 。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对生产的考察实际上包括了两个方面: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他不满足于对人进行原子化的研究, 而是从现实中的物质生产出发, 在具体的生产关系中研究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统治所创造的生产力, 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 还要大。”[7] (277) 这表明, 马克思首先对工业革命以来在物质生产层面取得的成果给予了肯定, 但随后他又指出,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 现实中人的劳动不符合人的本质, 提出了“异化”学说, 他说:“这一事实不过表明, 劳动所生产的对象, 即劳动的产品, 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 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 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产品就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物化为对象的劳动, 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在国民经济的那种现状下, 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 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 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8] (47-48) 马克思看到了现代性之下的不合理性, 但他认为要从改革生产关系出发实现人对人本身的占有。这就是说, 马克思对于人的“意义”的关怀仍然停留在物质生产层面, 此后的思想家们大都从他这里获得启发, 沿袭了由物质生产出发进行技术批判的思想路径。　　人口生产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显然没有像物质生产那样得到重视,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有过这样的论述:“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 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的生产, 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 即种的繁衍。一定历史阶段和一定地区的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制度, 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劳动愈不发展……社会制度就越在较大的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9] (2) 他认为社会发展受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两种生产的制约, 但是血族关系只在物质生产不发达的历史阶段发挥作用。恩格斯虽然意识到了人口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 但在他看来, 人口生产只对人类社会早期有重要意义, 他显然没有把人口生产和较为发达的物质生产阶段相联系, 因而就不可能考虑到人口生产在工业文明时期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其他的思想家虽然看到了技术理性在物质生产领域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同化了社会伦理层面, 意识到价值选择的危机, 但大多数人都把批判的目光过度集中在了技术理性本身, 从而忽视了对人口生产的思考, 无法在两种生产的整体视角下批判和反思技术理性。　　人口生产对于物质生产和技术理性有着强大的规制作用, 家庭又是人口生产的基本单位, 因此在价值判断层面, 人口生产的伦理意义正是通过家庭形式向外传递的。首先, 家庭是人口生产的基本单位, 也是最初始的社会单位。现实中的人无疑都是一定家庭关系中的人, 而后交往范围才能扩大到较远血缘单位乃至无血缘关系的社会中去, 每个人从一开始就深深地受到家庭关系的影响。其次, 家庭生活受到一定的价值观念的引导, 家庭观念是在人口生产中形成的, 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 家庭中最基本的价值观念和伦理关系几乎不会因物质生产而发生变化, 只要人口生产还在家庭单位中进行, 那么家庭伦理观念就不会中断。再次, 家庭追求的“善”“平等”等价值准则与物质生产领域的同类价值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家庭生活的原则从不讲究形式上的平等, 实际上家庭成员也绝不会平等, 但是这丝毫不妨碍家庭内部的和谐。形式上的平等和自由对于保障物质生产是有利的, 然而一旦将这些形式化的价值上升到社会领域, 就造成了人与人关系的“不真实”, 以往的思想家们只看到技术理性侵占了社会关系导致了“合理性”危机, 但却没能察觉到人口生产在实现人类实质性“价值”过程中的重大历史意义。　　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肩负着不同的历史使命, 这说明两种生产会各有侧重地向社会施加影响, 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出来。　　首先, 物质生产是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 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人类要生存, 就需要在与自然的交往中尽可能多地使用技术以增加物质财富, 农业生产的技术在人类社会早期普遍以“巫术”的形式出现。在技术水平较低但物质生活资料需求不断增加的时期, 往往需要一批卓有成效的技术发明出现, 而能够以重要技术促进农业生产的知识精英自然而然就会获得极高的社会地位与威望。这是“由于那一时代的中心问题是技术进步与财富增长, 因此那一时代的国家也必然以技术进步作为其主要使命, 这就使早起国家总是表现出浓厚的技术统治与技术王色彩”[10] (80) 。相应地, 社会还需要为鼓励技术进步发明出一系列社会制度作为保障。我们把这一时期的国家称为技术-财富型国家。　　其次, 生产技术的普及消除了技术化初期对于物质资料需求的紧迫感, 技术进步对社会生活的边际效用也会随之降低, 社会关注的核心问题从生产领域转移到社会秩序的构建。依照某些普遍价值构建起来的社会秩序, 一方面要维系社会生产生活的有效运转, 另一方面则要治理规模更大、人口更多、结构更复杂的非血缘国家。由于人口生产之下的血缘关系曾经长期成功地在血缘家族时期建立和维系秩序, 因此, 把家庭伦理准则普遍化为社会准则成了“轴心时代”最直接的方法, 家庭生活的原则被直接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准则。这时, 社会关注的重心不再集中于与物质生产密切相关的技术化, 而是从家庭人口生产演进而来的伦理准则。技术化逻辑下生产资料由少数精英集中支配所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奴役与不平等, 最大限度地被“善”的价值准则所消解。同样, 这一时期社会也会通过一系列制度发明来保障新的社会生活秩序。我们把这一时期的国家称为伦理-政治型国家。　　农业文明的技术化时期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技术发明有效地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和社会财富的增加, 加上配合技术化的社会制度, 更易于营造出一种增加“经济效益”的社会环境。伦理化时期的主要任务则转变为新的社会秩序的建立, 它的基础是技术的相对发达和普及。伦理化时期把家庭的伦理准则上升为社会的普遍准则, 使家庭血缘与社会虚拟血缘具有同构性, 保证了“价值判断”在伦理化的要求下长期具有现实性。　　农业时期的技术化和伦理化两个阶段为我们提供了思考工业时期技术化的启示。第一, 技术化以技术进步和财富增加为首要目标。在技术化时期, 一切社会活动都首先必须遵循这个逻辑, 同时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创设来保障目标的顺利实现。第二, 技术化时期的开启是为了满足一定历史时期陡然增加的物质资料消费, 而不是贯穿整个文明时期的永恒逻辑。因此, 技术化有其自身的历史局限, 当技术实现普及并且发展相对停滞之后, 社会的首要目标就转向了秩序建设。第三, 人口生产赋予物质生产以终极价值或意义, 并以实质性价值规制着物质生产, 物质生产 (技术理性) 所缺失的人文关怀不是来自其他地方, 而是伴随着人口生产的进行出现的。韦伯和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其他思想家对技术理性的批判显示出他们对于物质生产缺乏人文关怀这一现象的担忧, 这是他们对工业时期技术化所带来问题的历史回应。他们从不同方面揭示了“现代性”在形式上的合理性与实质上的虚伪性。然而他们大多只察觉到技术理性给人类带来的诸多不合理, 无法在技术化逻辑的怪圈之外寻找解决的办法。而当我们有了“两种生产”的自觉, 把目前的现代性国家理解为工业文明的技术化时期, 就会更加理性地对待物质生产。实际上, 思想家们对技术理性的批判更多地是对未来的一种勾画, 也反映了历史对于工业文明伦理化的呼唤。一旦人们认识到人口生产对于伦理化的重大意义, 就会对未来有着更加清晰和深刻的把握。　　参考文献：　　[1]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马奇炎, 等, 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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