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周恩来是构建党内和谐的典范。他给我们留下了大量宝贵的思想财富和实践经验。周恩来的党内和谐思想与其他领导人相比，有其相同的方面，也有其独特的地方。周恩来的党内和谐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维护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权威；思想上实行统一性与多样性的结合；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发展党的团结。周恩来党内和谐思想的启示是：必须树立和谐思维的理念；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从制度层面构建党的和谐。

　　[关键词] 周恩来；党内；和谐思想
 
　　在中国共产党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党内曾出现过激烈的矛盾和斗争，经历过多次巨大风波。在处理党内矛盾、斗争的过程中，周恩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他的党内和谐思想。周恩来党内和谐思想的内容非常丰富，除了组织和谐、思想和谐、行动和谐外，还有许多自己独特的和谐思想。周恩来的党内和谐思想，对于当前实现党内和谐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维护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权威是党内和谐的关键
　　
　　长期担任中共中央主要领导的周恩来，在处理与最高领导人的关系时，有一个重要的特点，不到万不得已，一般都维护最高领导人的权威，有时竟能做到“忍辱负重”。这是因为党的最高领导人在党内的地位非常特殊，如果处理不好，就会直接导致党的分裂。
　　纵观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党的最高领导人在党内有着特殊的地位并发挥着特殊的作用。他的领导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着党的思想和谐与组织和谐，进而又影响行动和谐。
　　党的最高领导人可以把自己的思想和理论上升为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一方面，当党的最高领导人领导正确的时候，党就可以确立正确的指导思想，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党就能实现和谐。例如，中共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主要基于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正确领导。实践也证明，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团结、和谐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当党的最高领导人发生错误的时候，党就会在思想上、组织上出现不和谐，从而给党的事业造成危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以阶级斗争为纲”是毛泽东错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理论。在“文革”中，大批的老干部被打倒，许多无辜群众受到迫害，更重要的是在此期间，先后出现了两个篡党夺权的宗派组织，党内极不和谐。
　　从上可见，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正确与否，与党的和谐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周恩来对这一点体会颇深。他说：“党的政治领导要正确，”“才能做到上下一致、全党一致。”“如果党的政治领导不正确，那么党的队伍就容易涣散。”[1]既然党的最高领导人在党内和谐的问题上发挥着如此重要的影响，那么采用恰当的方式处理与最高领导人的关系，尤其是处理犯错误党的最高领导人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与党内其他领导人相比，周恩来采取的方式是非常独特的。
　　1.遵守党的组织纪律，维护党的团结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纪律中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但是当党的领导有错误时候；当党的路线错误的时候，当党员的多数、甚至于领导的多数，还没有认识，只有少数认识了的时候；党员还要不要遵守党的纪律呢？周恩来认为“还是要遵守组织纪律。”[2]即“大多数人通过的决定，组织上还要服从。”[3]也就是要维护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权威。他以第三次“左”倾错误为例来说明理由，他说：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时候，“党中央的路线是错误的，是第三次‘左’倾错误；毛泽东同志当时是中央的少数，是正确的，但是，还是执行了长征的决定呀。”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周恩来说：“在领导错误的时候、路线错误的时候，只要是共同对敌，还是要团结一致的。”“不能因为领导有错误，而造成党的分裂，使革命遭受损失，使对敌斗争瘫痪下来，那样就对革命不利了。”[4]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由于处理不当，不仅不能解决因最高领导人犯错误而引起的矛盾和纠纷，反而会导致更大的混乱和斗争。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在处理李立三“左倾”错误时，本来周恩来与瞿秋白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基本纠正了李立三的错误，端正了方向，形成了团结合作的气氛。但由于共产国际对李立三的批判不断升级，王明等人认为夺权的时机到来，加紧活动，在党内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一些受到李立三和三中全会批评的人也纷纷起来，要求中央改组。控制着全国总工会的罗章龙等人也到处制造纠纷，党出现了分裂的危机。面对这种局面，周恩来在四中全会上，为了维护党的团结，不仅承认了错误，承担了责任，还说服其他的人要在新选出的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使党避免出现大的分裂。
　　2.要说服，要等待。即既说服、等待犯错误的人改正错误，又说服、等待绝大多数人的觉醒，实现党的团结
　　由于党的主要领导人的错误而导致党的路线出现错误并在党内占主导地位，这种情况在革命和建设期间都出现过。纠正此类严重的错误，周恩来主张通过说服和等待的方法纠正错误，使党从不和谐走向和谐。如果绝大多数的人还没有认识到最高领导人的错误，少数持有正确意见的人就拍案而起，与最高领导人做针锋相对的斗争，这就会造成纠正错误的目的不能实现，自己反受其害，使革命和建设遭受到损失，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就是少数服从多数。所以周恩来认为：“当正确的意见不为大家所接受的时候，怎么办？就要等待，就要说服。”为了让大家接受真理，改正错误，周恩来主张对于正确的意见要“舌敝唇焦地讲，反复地讲，”有机会就讲，“又教育，又说服。”周恩来认为只有教育和说服，还不足以让犯错误的人改正错误，还要经过痛苦的等待。他指出：“正确的意见常常不容易被大家立刻认识，”“所以正确的意见常常是要经过许多等待、迂回才能取得胜利，为大家所接受。”事实胜于雄辩，让实践证明错误，大家在现实面前，就会逐渐认识错误，形成正确的认识，从而“就会拥护正确的意见。”[5]周恩来以遵义会议为例对此进行了论证。他说，遵义会议之所以能够顺利召开，就是“在长征中，实践逐步证明‘左’倾路线错了，失败了，所以，才产生遵义会议那样一个伟大的转折点。才改正了这个错误，扭转了这个船舵，拨正了航向。”[6]遵义会议之所以能够成功召开，就是在惨痛的失败面前，不仅广大的指战员已经认识到了中央路线的错误，更重要的是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中央领导人也认识到了错误，站到了毛泽东正确路线一边，这是遵义会议改正中央错误路线，确立正确路线的关键，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实现团结、和谐的开始。
　　
　　二、在思想上，实行统一性与多样性的结合，以实现思想和谐
　　
　　思想和谐是党内和谐的灵魂和核心。如何实现思想和谐呢？周恩来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不动摇，这是党的思想和谐的坚实的理论基础。除此以外，还必须充分发扬民主，既要尊重多数人的意见，还要允许少数人的意见存在，这不仅是思想和谐的重要保证，也是制定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前提，同时也是很好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保证，从而使党内和谐有了进一步的保证。
　　1.要尊重少数人的意见
　　为什么要尊重少数人的意见呢？英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约翰?q穆勒对此有精辟的论述：若有什么意见被迫缄默下去，据我们所能确知，那个意见却可能是正确的。否认这一点，就是假定了我们自己的不可能错误性。[7]就这一点，周恩来曾举过真理首先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例子，并以此来说明让少数人保留意见的必要性。他在《学习毛泽东》一文中，以毛泽东为例，说明真理首先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他指出：在十年内战的时候，“我们主张打大城市，毛主席认为我们的力量小，不应该打大城市，应该集中力量建设根据地。但是毛主席的意见大多数不赞成，”结果打败了。“在长征路上，毛主席又提出了他的正确意见，在遵义会议上纠正了错误路线。”长征终于取得了胜利。“最后证明毛主席的主张是对的，多数是错的。”他又说：“假使那时党的领导机关很早就接受了毛主席的正确意见，革命就不会受那么大的损失，我们的力量就会更加壮大。”[8]因此，如果我们不重视少数人的意见，采取压制的方法迫使少数人缄默，党内没有民主，党就会不和谐，我们就不能制定出正确的决策。
　　2.要从反面的意见当中汲取正确的成分
　　周恩来认为：“我们管理着这样大的一个国家，就要注意听取各种意见。”因为“兼听则明，偏信则暗。”[9]周恩来还特别强调要听取反面意见。他说：“有不同的意见的人跟我们来讨论、争论，真理才能愈辩愈明。”“为了寻求真理，就要有争辩，就不能独断。什么叫独断？就是我说的话就对，人家说的话就不对，那还辩什么呢？你的意见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那谁还跟你辩？即使自己有很多对的意见，但是还要听人家的意见，把人家的好意见吸取过来，思想才能更发展。辩证法就讲矛盾的统一，只有通过争辩，才能发现更多的真理。”[10]为了获得真理，他还主张“允许树立对立面，左点右点都可以允许，是正常的生活，这种空气不要怕，”“只要在桌面上，允许怀疑，发表不同意见，养成这种听不同意见的习惯。不要造成这是保守、那时右倾的紧张状态。”[11]这就是说，在党内每个党员都有平等讨论、探寻真理的权利，在这一过程中，当遇到不同的意见时，正确的态度是从对方汲取有价值的观点、思想，而不是排斥、压服对方。这样做的全部意义就在于：纵使被迫缄默的意见是一个错误，它也可能，而且通常总是，含有部分真理；而另一方面，任何题目上的普遍意见亦即得势意见也难得是或者从不是全部真理。既然如此，所以只有借敌对意见的冲突才能使所遗真理有机会得到补足。[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