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改革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是因为走了一条渐进式改革之路。这条道路具有先农村后城市、先试点后推广、先易后难、先做后说的四个特点，渐进式改革既形成了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激励和竞争机制，又使无自生能力的企业在体制转型过程中继续得到保护不致崩溃。但这种改革也有不可忽视的阻力和潜在风险。因而中国改革的前景取决于改革动力和阻力之间的拉力，改革之路迂回曲折，但前景依旧灿烂辉煌。
[关键词]中国 渐进发展 潜在风险 改革前景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综合国力日益增强的壮丽史诗。
2、既得利益集团的坐大容易使改革误入歧途
改革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利益调整的过程，不同利益集团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在1978－1984年的改革早期阶段，政府对农民为主的自发改革实行“默认”态度，计划经济体制内的各种利益主体采取观望立场，改革处于“市场诱致推动”阶段，可能带来的利益调整还没有完全显现，因而改革的早期获益者主要有两类人：一是被中国传统就业体制所排斥的人，如出身于地富家庭者或本人是劳改释放犯等；二是凭借一技之长投身于市场竞争的科技知识分子与技术工人。何清涟分别把二者称之为“半人半鬼”的人和“凡夫俗子”。1985年推行价格双轨制以后的“下海”者迅速发财，尤其是1992年“南方谈话”之后，不仅随着市场化进程而发展的新兴资本集团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坐实了改革中的地位，而且部分身居要职的官员也开始以个人利益为导向、以其几乎不受约束的权力为资本、以各种合法和不合法的手段投身改革，获取收益。他们通过企业承包、价格双轨制、炒原始股、炒地皮、国有资产股份制改造等方式获取巨额财富。这些既得利益集团，或者借用何清涟的话，改革的获益者是一些“半人半神”，所谓“神”，既表明了他们的活动能量，弄钱不花力气且数量巨大，又表明对前两代获益者的鄙视和边缘化。因为在20世纪80至90年代中期，各社会群体间的流动频繁，阶层之间的界限不明显，前两代富人变换的概率较大。90年代后至今，阶层结构出现定型化的倾向，富人阶层的门槛越来越高，既得利益集团越来越大。
既得利益集团是对公共资源享有支配权的一部分人或社会阶层，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而结成的利益共同体。当下既得利益集团已成为一股可以与国家公共利益进行博弈的势力，一定程度上具有干预和把持改革的能量。社会上流行的“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集团化，集团利益个人化”的说法，形象地说明了改革以后集团利益对公共利益的扭曲、侵蚀和对改革道路的干扰。2005年，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行业共有职工833万人，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相当于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移动通信业职工的年薪均值达到5.577万元，居各行业之首。根据美林集团的《2004年度全球财富报告》，中国拥有超过100万美元金融资产的富人为23.6万，这些富人拥有的总资产已经超过9690亿美元。而2003年中国的GDP是1.4万亿美元。尤为严重的是，既得利益集团获得利益靠的不是正当竞争。他们或者以行政垄断获取超额利润；或者一些国家公职人员靠权钱交易获得不合理收入(不合法或灰色收入)，形成部门、地方和利益集团的利益非正式同盟；或者一些群体通过偷税漏税、制假售假等非法手段攫取社会财富。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对200余名官员和学者的调查表明，有五成专家认为，制约中国改革攻坚的主要因素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掣肘。只要既得利益集团长期强大，民生问题就很难解决。如果任由既得利益集团发展，收入分配、劳动就业、养老保险等领域的改革就很难突破，破除既得利益集团成为改革的第一难题。吴敬琏先生认为，权贵集团的控制已使改革走到了十字路口，“改革的两种前途严峻地摆在我们面前：一条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场经济道路，一条是权贵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两条道路的交战中，后者的来势咄咄逼人。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这种潮流对于我们民族前途和未来的威胁。”
3、渐进式改革导致劳动和资本等结构性矛盾长期累积
中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时性转变中，存在一个“双轨并存”的共时性过渡形态。这种渐进式改革的最大好处是能够避免激进改革使问题聚集突然爆发而带来的社会震动过大的通病，但渐进式改革并不是没有弊端。中国市场化程度进展不一，尽管不同区域的市场化程度均在提高，但生产要素的市场化程度显著滞后于一般商品的市场化程度，东部、中部、西部的市场化程度存在依次递减情形。重要的生产要素不能在市场机制下形成流转和对接的通道，导致劳动和资本双重过剩的格局。资本是否过剩经济学家有不同看法，但大家普遍承认：我们已经度过了资本相对稀缺的时期，流动性过剩已成为当前的主要问题。
渐进式改革加大了工业化中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经济、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的难度。近几年来，区域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阶层之间、劳资之间的矛盾加剧，贫富分化更为明显，社会结构紧张的局面比较严峻。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同步变化是市场化发展规律，但中国就业结构不合理，不仅农业劳动力应随着农业在GDP中的比重下降向第二、三产业转移，还存在许多制度性障碍，而且总的就业形势相当严峻。尽管统计上的城镇失业率从未超过4.5％，但据冯兰瑞的估计，2000年失业率高达21.4％，全国失业总人数达1.53亿人。失业率不断攀升是不争的事实，同时，贫富差距、城乡差距越来越大。1978年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是2.57:1，1985年缩小到1.8:1，2000年扩大为2.79:1，2004年扩大为3.21:1。中国统计局的统计表明，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140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786元。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43.1％，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36.3％。按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标准低于785元测算，年末农村贫困人口1479万人。按低收入人口标准786－1067元测算，年末农村低收入人口2841万人。
社会分化严重，甚至两极社会的直接后果可能是社会冲突和对抗的发生，特别是社会底层对上层社会的敌视和反抗。当前我国劳动关系总体上是协调稳定的，但一些职工的劳动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权益受到侵犯的现象屡有发生。2005年全国各级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立案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达31.4万件，是1995年的9.5倍。社会冲突愈益激烈，2004年全国发生各类突发事件561万起，造成21万人死亡、175万人受伤。群体性事件呈持续增长态势，1993－2003年间，中国群体性事件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人增加到约307万人。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改革步履维艰，曲折多变，处理不慎，甚至会断送改革的前程。
4、非平衡推进易衰竭改革动力
中国要改革的体制是一种权力高度集中的全能型体制，任何政治、经济、社会组织在发挥本组织特殊功能的同时，又不得不负担几乎是社会生活所有方面的其他职能。社会呈现下级服从上级的层层管理层层依附的“金字塔”式等级结构。改革在总体上表现为一个从经济体制到整个社会制度全面变迁的历史过程。因此，中国改革到底是激进的还是渐进的?学术界存在争议。我认为，中国的改革内容是激进的，“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但改革的形式是渐进的。由于中国经济发展不均衡，改革的主客观条件存在差异，因此中国改革一开始采取先易后难、单项突进方式，从三个方面进行：
第一，从体制外和微观层面进行改革。绕开一些改革难点，用“撞击反射”方式，较容易的在农业、轻工业、加工工业获得成功。然后，由体制外向体制内、由局部改革向整体改革推进。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多样化”，国有经济的市场化改革成为“改革的攻坚”课题。至此以后，对金融、财税等其他方面经济改革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解决依次展开。
第二，政治体制改革服从于经济体制改革，以经济改革为先导，同时，改革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政治改革又“寓于”经济改革之中。中国的改革是在市场化、民主化的总体导向下，经济改革先是在计划经济边界上鼓励商品经济成长修补旧体制，待体制外力量不断增强之后，政府强制推进价格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贸易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逐步实现体制内的改革，以新的制度安排替代或置换旧的制度结构，实现了由“市场诱致推动”向“政府强制推动”、由“增量改革”向“存量改革”的两个转变。经济改革任务也由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在改革的整个过程中，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中国在经济上实行计划经济的同时形成了“单位”化的政治组织和动员体制，政治改革首要的是改革高度集权的传统体制，建立和完善有利于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制度和运行机制。政治改革选择了积极稳妥、有序推进的道路，渐进地增量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深刻反思，1980年他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念确立后，对政治改革提出了新要求。1986年，邓小平说，“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因此，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整体规划后，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十六大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党的民主是党的生命”，要“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十七大进一步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并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及其内容概括为，“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第三，改革不仅需要法律法规的支撑，而且表现为经济活动的制度环境、意识形态和道德习俗等方面的变化。中国改革的过程实际上是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按照邓小平的话说，“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生产力的障碍。”改革首先是一个经济发展过程，其次，改革表现为政治演变过程，最终则体现为社会变革过程。也就是说，改革是在政治过程的控制下进行的经济变革和社会变化过程的统一，是市场化、民主化、社会化的统一。其中，政治过程的进退、民主化水平的高低对改革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实践证明，经济体制改革在一定范围内是可以先行进行的，但就整体而言则不能单独进行；政治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滞后，但长期无视或忽视人民的民主化要求则可能面临合法性危机。因此，一味非平衡地推进改革，长期不能解决改革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长期不能打破许多体制性、机制性羁绊，则容易患上“改革疲劳症”，使改革因缺乏内在动力而夭折。
三、中国改革的前景取决于改革动力和阻力之间的拉力
收入分配的扭曲、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竞争秩序的混乱、腐败现象的蔓延、价值标准的缺失、社会矛盾的激化等使中国改革面临的阻力越来越大。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文化改革、社会改革等互相交织，改革逐渐由经济体制向社会制度和社会生活层面拓展。
中国改革目前进入全面改革的深化阶段，如何解决我们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减少改革的风险，进一步深化改革?学术界众说纷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认为，中国的改革存在张力。张力是指物体所承受的拉拽力，所谓改革的张力，实际上取决于改革的动力和阻力之间的拉力。中国改革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但也面临许多困难和风险。这是不争的事实。对于中国改革的经验一直被一些人低估，对于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又被某些人夸大。改革的前途既取决于主导改革的领导力、执政力，又取决于国家的自主能力、制度创新能力。改革的过程是一个利益调整的过程，也是制度创新的过程。
无论理论界分歧多么大，我们仍有改革共识，这就是强烈要求中国改革“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而不再是片面追求“效率优先”，要求改革的结果是“共同富裕”而不再是“少数人先富”，要求改革发展更加明确“以人为本”而不再是盲目追求GDP增长。无论改革多么艰难，但我们的信念并未动摇，这就是改革是一场革命，只有改革才能解决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无论改革有多少失误，但从来没有所谓的“中国陷阱”。无论改革有多少挫折，中国从来不会以后也不会“崩溃”。无论改革取得多少成就，中国从来没有以后也不会有“威胁”。中华民族有直面缺点的勇气，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如果说改革开放30年，中国走的是一条“摸着石头过河”的成功道路，那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日益成熟的今天，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所说的“中国已经趟过河流”，今后的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道路纵然如黄河般迂回曲折，但改革前景灿烂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