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末民初的云南地缘政治形态包括地缘政治环境、行为、中心、心理、思想和格局等若干方面。中法战争是云南地缘政治形态变迁的转折点,英法两国的地缘政治角逐是近代云南地缘政治形态形成的主要原因。从1884年起,云南作为中国地缘战略区,其地缘政治地位一直处于上升趋势。
关键词:清末民初;云南;地缘政治
地缘政治形态形成的基本要素决定了云南的地缘政治地位:控制中南半岛诸国的前沿基地;联结成渝地区、两广西江流域两个“次等基本经济区”〔1〕(P9-10)的战略通道和接合部;中印文化交流的中间地带和交叉地带(澜沧江—湄公河可视为两大文化的分界线,河流两侧成为文化交流的走廊);矿产富甲天下,成为云南资源地缘政治的主要特征和政府促进商品流通和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近代云南的地缘政治形态变迁就是从这四个方面展开并有新的发展。
至此,法国完成了其在“环北部湾”的战略布局:以云南、广西为内陆依托,以印度支那半岛为前进基地,以琼州海峡为联结北部湾和广州湾的内线通道,以海军钳制南中国海交通运输线,以陆军巩固殖民地边界,以北海、琼州、龙州、蒙自、梧州、思茅、河口等通商口岸为窗口,构筑了一个环环相扣、具有封闭性和排他性特征的利益锁链。为增强陆上机动性和通达性,为贸易开辟快速通道,法国开始筹划环北部湾的铁路修筑。第一步是完成纵贯印度支那主要港口、城市的铁路网。第二步是将铁路网伸入云南、广西、广东,使铁路成为“印度支那的两个地区同中国的连结线”。〔6〕(P236)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将昆明、河口、河内、海防连成一线,实现了印度支那半岛和中国内陆的快速轨道联系,藉此,法国在与英国的云南铁路之争中获得战略主导权:控制了最重要的贸易交通线和出海口,拥有管理权、定价权、准入许可权、巡警权,形成了一个“铁路租界”。“中国对于这条铁路的投资和管理完全无关,中国完全没有管理权,没有利润……虽然法国的‘控制’名义上是由一家私人公司来行使的,所以是财务性质的控制,但如好几个条约所示明的,这家公司和法国公司和法国政府间的密切联系,以及法国在云南铁路事业背后的动机,都使人对这项铁路让与权中所包含的法国在中国的控制在精神上是有些政治性的没有怀疑的余地。”〔7〕(P87-88)作为路权的延伸,法国攫取了下述采矿权:云南、广西、广东的各种矿,四川灌县、犍为、威远、綦江、合川、重庆的煤铁矿。滇越铁路和富甲天下的矿产使云南在法国“环北部湾”战略布局中地位高于广西、广东,仅次于印度支那。截止1914年,法国在华投资中直接投资为60,000,000美元,滇越铁路投资折合32,000,000美元〔8〕(P467),占53%。“受制于法国之滇越铁路及军事政治势力”,1912年滇督蔡锷致电中央请修滇桂铁路,并言明数利,“一则路线较短,成功较易,需款较省。一则滇粤交通互相策应,可固国防。一则与滇越不平行,免资外人口实,且离越较远,利于兵事。一则经滇、黔、桂三省之地,可扩商业,可辟荒土。一则滇川、滇黔两线将来便于延长。一则东昭矿产,便于转运,且此路一通,则滇越一线之势顿失,既可以阻其伸张之势,并可以徐图赎回之机。”〔9〕(P169)目的在于夺回地缘政治主导权。
(二)英国的“两江一洋”(长江、西江、印度洋)战略布局
(1)印度洋。自从1805年法国舰队在特腊法耳加被歼之后,在整个19世纪,英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制海权的国家,印度洋已成为“英国的内湖”。苏伊士运河的开凿,进一步巩固了英国对印度洋的控制。“英国当日已稳执地中海牛耳,制服了埃及,吞并了塞浦路斯,如此,取道地中海东去印度的航线实际已成为不列颠的专用便道,沿途各处——直布罗陀、马耳他、塞得港、亚丁,无不在它手中。”〔10〕(P69)印度洋北岸重要国家印度、阿富汗、尼泊尔、不丹、哲孟雄(锡金)、缅甸、马来半岛的大部分已划入英国版图,与俄国在伊朗、与法国在泰国(以湄南河为界)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至此,英国已完成其在印度洋北岸的战略布局,并控制进出印度洋的东西两大门户:马六甲海峡和亚丁湾。云南是中国从大陆通往印度洋最近的地方。“(云南)是应引起英国人更多注意的中国的一个省。第一,它有几百英里与我们的印度帝国边境东部接壤;第二,如果印度与扬子江通过铁路相联结的话,这条铁路无疑得通过云南。而且这个省的东南部边界与法国殖民地东京接壤,其西北角紧接西藏。这些都足以立刻引起人们对云南政治和商业的兴趣。”〔11〕(P4)1897年2月4日中英签订《续议缅甸条约附款》,在滇缅边界英国得到野人山和南坎,“当时英方希望以这些区域控制萨尔温江,像一个楔子一样插入中国以后,可以提供一条通入云南的贸易路线。”〔12〕(P349)关于滇缅商务,最重要的规定是:“中国答允,将来审量在云南修建铁路与贸易有无裨益,如果修建,即允与缅甸铁路相接。”〔5〕(P262)这就为英国修筑滇缅铁路提供了机会。英国后来指定腾越代替蛮允通商,在漫长的岁月里,来自腾越的商品一直和来自蒙自的商品在滇中进行竞争。
(2)西江。1897年2月4日中英签订关于西江通商的专条,规定:广西的梧州、广东的三水和江根墟开为通商口岸,准许派驻领事;英国轮船可往来香港和三水、梧州,广州和三水、梧州之间;江门、甘竹滩、肇庆府及德庆州城外四处作为“停泊上下客商货物之口”〔5〕(P262)。英国逼开西江通商的地缘政治经济含义在于:香港和广州为西江入海口,控制住这两大商埠,就等于控制了珠江水系;将通商口岸沿西江向西推进,扩大珠三角流域的开放面积,可以增强英国商品和商船在两广内陆腹地的竞争力;将法国的利益边界向西压缩,致使其势力范围仅仅局限于“环北部湾”;西江上游的商业重镇百色厅成为英国制衡红河上游的蛮耗、蒙自、河口的棋子,在滇越铁路通车前始终对红河航运保持着压力。
(3)长江。云南是英国从中国西南进入成都平原和长江上游的门户。1875年以通商滇蜀为目的而引发的“马嘉理事件”或称“滇案”最后以《烟台条约》的签定了结。《烟台条约》中有关商务的最重要的规定有:增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四处为通商口岸;大通、安庆、湖口、武穴、陆溪口、沙市6个长江沿岸的口岸为“停泊码头”,准英船停泊,用民船起卸上下客商货物。英国可以“派员驻寓重庆、查看川省英商事宜”;洋货运入内地,不论洋商华商,都可请领半税单〔5〕(P162)。这样,英国势力就进入了长江中上游,并开放华商经营洋货具有和洋商一样的优惠关税措施,增强了洋货的销售力量,扩大了分销网络。1890年3月31日,中英签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正式规定“重庆即准作为通商口岸无异”〔13〕(P116)。1891年3月1日,重庆开关。至此,英国已获取了通商四川的特权,川东地区已划为英国势力范围。
英国控制了长江和西江两条中国最大的东西贸易通道,英国的军舰又可以自由出入中国内河,其海权优势得以向内陆延伸。对此,邮传部尚书徐世昌有深刻洞察:“夫英于中国,所觊觎素在西藏,所营度原在长江。彼其心未尝不欲滇越速成,得利用滇蜀路程,兼浸入金沙江流域,因而左拊西藏肩背,而右握长江上游上键。”〔14〕(P1112-1113)
英法角逐进入云南的贸易路线比较表
四、结论
第一,随着1889年蒙自开埠和后续的思茅、河口、腾越相继开关,1905年昆明自开商埠,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云南小农自然经济因受洋货倾销在铁路沿线和通商口岸覆盖的地区遭到瓦解和破坏,而封建专制统治的秩序、习惯、道统也首先在这些地方出现合法性的裂痕。有色金属(如锡、锑、银、铅)、煤、铁的商业化开采,鸦片的大面积商品化种植,近代工业、服务业的兴起也是瓦解小农自然经济的重要原因。滇越铁路改变了云南的产业结构、工业分布、交通格局、区位优势。云南的经济形态体现出近代化的特征:商品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加速、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科学技术、思想文化诸因素的全面侵入。经济基础的变革决定了清末民初的云南地缘政治形态变迁。
第二,西方的世界观、价值观、伦理观随有形的商品、设备、交通工具、人员和无形的文字、语言、宗教传入,是导致近代云南地缘政治心理变迁的主要核心因素。铁路、邮政、医院、自来水、电灯等方面的技术进步直接改善了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启动了新的消费需求领域。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增加对变革行政法律制度、扩大公众的社会参与、减轻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带来的社会动荡有最显著的作用。从铁路通车引发的风尚习俗、宗教伦理、文化教育、城市面貌、生育就医、生产就业等社会生活方式的变迁透露出科学和民主的进步思想正逐渐取代迷信和专制的封建糟粕,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政治心理,激发起人们的社会参与意识,分化瓦解传统的社会结构。
第三,通过对地缘政治形态的历史考察,得出一个基本规律:云南的地缘政治形态和地位与中国的国家安全态势密切相关。自元明以后的历史表明,不考虑地缘政治形态的具体内容、结构、特征,凡中国国家安全形势吃紧,边疆沿海防务态势严峻,则云南地缘政治地位上升;反之,则下降。其上升或下降的幅度视具体情况而定。1840年之后,中国即面临着严峻的国家安全危机,两次遭遇亡国之险——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和1937年爆发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从1884年起,云南的地缘政治地位就处于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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