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苏关系恶化的原因是深刻的、复杂的。由于中苏关系的重要性,学界对于中苏关系恶化已经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但是,迄今为止,运用层次分析法研究申苏关系恶化原因的文章却没有见到。层次分析法为进一步深入研究中苏关系、揭示其演变因素,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和良好的分析工具。在层次分析的视角下,国际系统、国家、决策者个人三个层次均发挥重要作用,从根本上决定了中苏关系的发展和走向。
三、中苏关系恶化的国家内部因素
从国家内部因素的角度分析,中苏两国在建设模式、内政问题以及边界问题上的分歧是中苏关系恶化的重要因素。
(一)在社会主义建设模式上的分歧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拥有特殊的地位。长期以来,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共产党以及大多数的社会主义国家把苏联视为学习的榜样,把苏联模式视为唯一正确的模式进行效仿。苏联也对自己的模式充满信心,不仅把它视为不容置疑的正确模式,而且还要在全世界范围内予以推广。若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尝试不同于苏联的建设与发展模式,苏联通常是不以为然的。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仅次于苏联的第二号社会主义大国,地位举足轻重。建国初期,中国百废待兴,由于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开始全面模仿苏联模式,经济社会发展非常迅速。1950年代末期,中国开始探索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对于中国的探索尝试,苏联是不高兴的,把它看做不仅是对苏联模式的挑战,而且是对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领导地位的挑战,1958年,毛泽东为了迅速发展中国经济,开始推行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苏联对这两个运动均持怀疑的态度,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有学者甚至认为,导致毛泽东决心向莫斯科公开宣战的原因,就是苏联领导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怀疑、蔑视和批评”。
(二)在炮击金门问题上的分歧
1958年8月,中国炮击金门,其目的是打击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决心和信心,相机收复金门和马祖,同时支持中东人民抗美救国的正义斗争,由于中国并未完全统一,炮击金门被中国领导人视为国共内战的延续,完全是中国的内部事务,因而事先并未与苏联进行协商。这使得苏联非常震惊。1950年2月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规定,对有关中苏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都应该事先进行协商。因而,在苏联看来,中国违背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规定,对中国的意图和政策开始持怀疑态度。而中国则认为炮击金门并非国际问题,无需协商。
(三)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的分歧
1950年代末,边界问题在中印关系中逐渐凸显。1959年,朗久冲突爆发。之后,中印关系不断恶化,1962年,中印之间爆发边界战争,以印度的失败而告终。在中印因边界问题而恶化的过程中,苏联基本上站在印度的立场上,支持印度对中国的领土要求,不仅给印度大量的贷款,而且在军事技术和装备上向印度提供大量援助,直接构成了对中国的敌对行为。1959年10月,赫鲁晓夫参加中国国庆十周年庆典时,声称中国为了一块不毛之地而与印度关系闹僵很不值得,暗示中国应该在边界问题上对印度作出让步。这种公然损害中国国家利
四、中苏关系恶化的决策者个人因素
从决策者个人的角度分析,中苏两国领导人的个人性格、观点和看法也是中苏关系恶化的重要因素。其中,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对中苏关系的恶化有着相当深刻的影响。
毛泽东对于中国的主权独立非常重视,对于任何危害中国主权的可能都非常敏感。在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上,毛泽东出于捍卫中国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考虑,坚决拒绝了苏联的有关建议。毛泽东毫不妥协的立场和态度使得赫鲁晓夫非常不快。后者认为,苏联向中国提供了大量援助,理应获得一些相应的回报。
赫鲁晓夫对中苏关系恶化应承担一定的责任。他不顾苏联外交部的反对,撕毁中苏签订的协议和合同,提前撤走苏联专家,逼迫中国提前还债,给中国经济建设造成了较大的困难。事实上,撤走苏联专家使苏联在经济上也受到了损失,因为中国给予苏联专家很高的薪酬和良好的物质待遇。以后的几年里,赫鲁晓夫“多次向中方提出重新派
综上所述,中苏关系恶化的原因是深刻的、复杂的。层次分析法为进一步深入研究中苏关系、揭示其演变因素,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和良好的分析工具。在层次分析的视角下,国际系统、国家、决策者个人三个层次均发挥重要作用,从根本上决定了中苏关系的发展和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