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关系下的成员国，都已不再以对方为假想敌，不但以平等方式互相往来，而且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相较于与其它国家的互动，成员国往往更容易经由沟通形成共识，因而产生更深更广和更多层次的正面交往。具有共同语言的国际特殊关系，例如美加关系、美英关系、德奥关系；具有共同历史的国际特殊关系，例如瑞典和挪威的关系。
不过，共同语言或共同历史，并不是形成国际特殊关系的充分条件，例如俄罗斯和其它斯拉夫国家、或拉丁美洲国家之间，并未产生特殊关系。不同国家形成国际特殊关系，有如Karl Deutsch 所说的「多元安全共同体」（pluralistic security communities），成立前提有三：
以美加关系为例，1819年英美签署Rush-Bagot 条约，即确立五大湖区的不设防原则，规定双方分别在尚普兰湖和安大略湖各留驻百吨级单炮炮艇一艘，其余大湖则留驻两艘，后来这项非军事化原则还延伸到陆地，使美加3000英里边境成为不设防线，双方都不以对方为假想敌，这种成果可说举世罕见。
美加两国结为特殊关系，并非自然演化产生，而是两国菁英的共同努力才逐渐促成。由于加拿大直到1867年才成为自治领，在此之前的对外关系仍由英国主导，因此美加关系的早期进展，其实是美英关系和加拿大国内政治运动二者交错互动的结果。
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初期，美国曾试图以武力并吞加拿大。独立战争结束后， 1782～83年签署巴黎条约，尽管美国获得Ohio河、五大湖区和Mississippi 河之间的广大土地，但美国提出占领加拿大的要求，仍遭到英国以债务为由拒绝。 此后，美国即设法保持加拿大的门户洞开，只向美国开放。
美国独立战争后，至少有10万名亲英派移民加拿大，使加拿大对美国的入侵意图更怀戒心。由于英国认为一旦Ohio区划归美国所有，加拿大西部将受到美国威胁，因此迟迟不肯履行巴黎条约，拖延撤出在该区的军事据点，导致英美关系日益恶化。 1794年美国派遣代表赴英谈判，英国承诺在1796年撤走美国西北部的军事据点，但美国拒绝英国在北部建立印第安人卫星国的提议。
1805年起，美国对大湖区的印第安人加紧攻势，使美英关系更加恶化，加上美英两国日益增加的海上冲突，美国趁欧洲忙于反拿破仑战争之机，终于在1812年对英宣战，再度试图以武力兼并加拿大，但又未得逞，两国于1814年签署Ghent条约，又恢复战前原状。
美国在1776～1783年和1812～14年两次试图武力并吞加拿大，自然引起加拿大人的戒心，亟思强化本身的防卫力量，不过真正促使美加关系走向长期和平的关键，仍在于美英关系和美国内政。原因有四：
由于美国不敌英国，并在经贸上依赖英国，加上国内政治势力的异议，因此美英终于在1819年签署Rush-Bagot条约，从此淡化了美加关系的冲突性质。同年，美国兼并Florida，并在英国默许下，进而在1823年公布门罗主义，从此和英国结盟，共同经营中南美洲。加拿大因为早先得到英国支持，幸而并未成为美国的势力范围。此后，美国的领土急速扩张：1845年兼并Texas，1847～48年美墨战争，取得加州等地。美墨战争期间，美国于1846年占领美加之间悬而未决的领土Oregon，但并未引起两国交战。
为了强化加拿大的防卫力量，英国也于1840年通过「联合法案」，将上下加拿大联合起来，设立共同议会，强化了加拿大相对于美国的力量。1854年，美加签署互惠贸易条约，为后来的两国经济整合奠定基础。
1867年，加拿大成为自治领，自主意识因而高涨，同年美国也从俄国买下阿拉斯加，引起加拿大的疑惧，从而加快西进政策。1869年，加拿大在英国协助下，从哈德逊湾公司买进安大略省以西的广大土地，建立Manitoba省和英属哥伦比亚省，并先后于1870和1871年自治领联邦， 由此抑制美国的领土扩张。
1869年美国完成第一条横跨大陆的铁路，至1893年已经完成四条，加拿大也在 1886年完成横跨铁路，因此造成美加人口的大量交流。1871～1921年加拿大移民约 250万前往美国，另有37万5000美国人移往加拿大，人口的互相流动，自然强化了两国全方位的连带关系。
1871年英军撤出加拿大，加国从此要自负防卫责任，但随着美加人民的扩大往来，以及美国放弃对加拿大的兼并政策，美加关系并未因此转趋紧张。尤其在1895 ～96年委内瑞拉危机中，英国承认美国在拉美的特殊地位（即「门罗主义」），更使英美关系进入长期友好的历史转折；1899～1900年，美国宣布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立即得到英国响应，更使英美两国的特殊关系进一步巩固。加拿大的对外政策，原就居于英美两大国之间，自然也因为英美结为特殊关系，而和美国也逐渐发展出类似的特殊关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美加三国共同对抗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加拿大在英国向德宣战后决定参战，两年后美国也因为珍珠港事变参战，两次大战的共同参战，都使三国的特殊关系更加紧密。1940年8月?o美加两国为了确保北美防务?o成立常设联席防务委员会，从此加拿大在军事上从英加联盟转向美加联盟。1941 年4月，美加通过「海德公园宣言」，共同成立物资调配委员会、联席经济委员会、防务生产委员会，两国的特殊关系更加密切。
大战结束后，随着冷战的崛起，为了防止苏联从北极入侵，美国在加国境内安装远距离预警系统和驻军，并于1957年成立北美空防司令部（Noth American Air Defense Command, NORAD），司令部设在美国，由美加空军担任正副司令，美国可指挥加拿大空军。1959年，美加签署「国防生产分享协议」，加拿大在武器制造上更进一步依赖美国。
由于加拿大人口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对美依赖并不仅是军事层面，更包括经济和文化层面。 以经济为例，1957年加国制造业资本43％为美国人所有，石油和天然气更高达70％，美国占加国进口贸易总额 2/3。另以文化为例，直到1952年加国才有自己的电视广播，大部分人都直接听阅美国传媒，大学教授也有超过 1/4 来自美国，工会组织则有73％隶属于总部设在美国的国际工会。
尽管如此，加拿大在对外政策上并非美国附庸，仍有相当的自主性。例如：加国并未接受美国对古巴实施完全禁运的要求，只禁止战略物资运往古巴，而且从未对古巴断交。此外，加国早在1970年中国参加联合国之前，即与北京建交，成为继英、法之后第三个承认北京的西方国家，并反对美国轰炸北越，也对美国在南北越和谈上的消极作为不以为然。
1999年4月下旬，民进党籍前台北市长陈水扁在访美期间，提出愿与北京发展「国际特殊关系」，尽管概念还有待厘清，但基本上已经正视两岸具有历史遗留的特殊政治关系，以及两岸的经贸联系正在迅速深化。
但从美加特殊关系的形成来说，目前台湾与大陆的交往，可说是不完整地混合了美加关系的前三阶段，一方面在军事上仍有赖美国保护，二方面在社经上已经扩大全面民间交流，三方面在外交上也必须因应美中建立战略性伙伴关系的世界趋势，逐步缓和两岸僵局。不过，三阶段不完整的同时并存，正显示两岸关系仍然充满矛盾，尤其是北京始终不愿承认中华民国／台湾的政治实体地位，又不愿放弃对台动武，更是两岸发展特殊关系的最大障碍。
国协：大英国协 v. 独立国协
国协意指两个以上的国家，尽管并未产生同一国际法主体，也未在主权层次上形成联合，但已设立定期的共同会议机制，强化成员国的沟通协调。
以大英国协为例，并无所谓共同的国协领袖，各成员国可自行决定是否共拥只具象征性意义的大不列颠君主。国协成员的定期会议，其实只是延续过去的帝国会议，但此会议只供沟通与讨论，并无议决权限，因此并无表决机制。国协成员是否接受英国枢密院作为上诉机构，亦由各国自行决定，成员国也有单方退出国协的权利。
目前最具代表性的两大国协 ── 大英国协和独立国协，都是旧帝国瓦解之后的历史遗产，但两者基于不同的历史背景，发展趋势并不相同：大英国协倾向日益分散，独立国协则倾向日益整合。
大英国协：
1884年，大英帝国为了协调各殖民地问题，首创帝国联邦同盟，随后又在1887 年召开第一次殖民地会议，开始建立帝国内部的磋商制度。1919年巴黎和会，各自治领以大英帝国代表团的成员出席，加、澳、南非、纽西兰、印度更分别成为国际联盟的成员。
1926年英国通过Belfour报告，表示「英国和各自治领是大英帝国内部的自治实体，地位平等，在内政和外交事务上并无关系，但以对英国君主的共同效忠而联成一体，作为国协成员自愿结合在一起」，可说是对国协议位的扼要说明。 这份报告在1931年以法律形式确定，大英国协因此正式成立。
1932年，英国与各自治领签署一系列贸易互惠协议，确立类似关税同盟的帝国特惠制，并组成英镑集团。随后又因应二次战后殖民地纷纷独立的风潮，取消国协成员必须「效忠英国君主」的规定，1947年英国「自治领事务部」也改名为「国协关系部」。国协成员1970年30国，1980年45国，1990年50国。
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之前，大英国协还维持总理定期会晤，并在联合国相关组织中联合提出候选人名单，随即因为国际形势的转变，使国协成员转向不同阵营，逐渐导致国协的分崩离析。主要的政治矛盾有四：
一、冷战造成东西方矛盾。
二、先进国与后进国的矛盾。
三、白人国与非白人国的矛盾。
四、美国取代英国的霸权地位。
1956年7月，埃及宣布对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因而引起英法联军的入侵行动。结果在印度、巴基斯坦、锡兰等地，都爆发反英示威，英国立场只得到纽澳支持，非白人的亚洲各国都反对英国立场，加拿大和南非则弃权，颇能凸显出国协内部先进国和后进国的矛盾。
1958年起，印度推动亚非不结盟中立政策，促使国协成员拒绝参加冷战军事集团，因而与英加纽澳所参与的西方集团发生矛盾。1961年3月，国协更因为南非问题分裂，尽管英国再三坚持，仍然无法阻止其它成员国反对南非参加国协。1965年 11月，南罗得西亚白人单方宣布独立，试图从新成立的黑人国家分离，也导致国协内的非洲成员和英国的激烈冲突。
美国霸权的崛起，也使英国失去主导国协的地位。例如美加形成北美防务体系，美澳纽签订防务协议，都排除英国的参与，其它地区也有类似情形。
除了政治矛盾之外，国协原有的帝国特惠制也因为世界经济形势的转变，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主要的经济冲击有三：
一、美日欧的崛起，大幅削弱英国在国协市场的地位。
二、国协成员为了发展民族工业，宁可转向保护主义。
三、英国转向欧洲发展，降低英国对国协市场的依赖。
尤其是1967～68年爆发英镑危机，也使不少国协成员对英镑失去信心。1972年 6月英格兰银行将英镑改采浮动汇率，更使英镑区失去实质意义。
因此即使大英国协的成员仍在继续增加，但不管从政治或经济来说，除了增加另一个国际对话机制外，早已分崩离析，丧失了早期功能。
独立国协：
1991年12月8日，三个前苏联的斯拉夫人国家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共组独立国协（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t States?oCIS）。基本上，这是1988～ 91年苏联瓦解以来?p重新展开的国家联合尝试，至1996年已有12国。俄罗斯重建国协的思考有二：
一、保有前苏联的统合要素，重新建立一个新的政治共同体。
二、以欧体和北约为典范，分别在经济和军事上，重新整合各共和国。
1991年12月21日，独立国协成立国家元首会议，随后于1993年1月22日通过「独立国协宪章」。 该宪章第一条即开宗明义规定：「国协在各成员国主权平等之原则下建立。成员国是自主的和权利平等的国际法主体」，并在第一条第三项注明「国协不是国家，亦不拥有超越国家的权力」，规定在各成员国之上并无凌驾的超国家组织。第九条则规定「成员国有权退出国协」。
为了确保各国的独立自主地位，宪章第三条进一步规定：「尊重成员国主权，不可剥夺的民族自决权利和无外来干预下，支配自身命运的权利」、「国家边界的不可侵犯，承认现存疆界并放弃非法的领土要求」、「国家领土的完整性，并放弃旨在瓜分他国领土的任何行为」、「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威胁反对会员国的政治独立」、「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在国家间的关系，国际法具最高地位」、「彼此不干预内部和对外事务」等原则。
国协最高机关是国家元首会议，「讨论与决定关于成员国共同利益领域活动的原则性问题」、「一年召开两次会议。一个成员国的提议，即可召集临时会议」（第21条）。政府首脑会议则「协调成员国行政机关在经济、社会及其它共同利益领域的合作」、「一年召开四次会议。一个成员国政府的提议，即可召集临时会议」（第22条）。两会决策都采共识决（全体同意），「任何国家可声明本身对此或彼问题不感兴趣，但不视为通过决议的障碍」（第23条）。
为了避免大国主导，两会通常在白俄罗斯的明斯克市举行，并依照成员国国名的字母顺序，轮流担任会议主席。除了两会之外，自1991年12月成立以来，已经组成超过50个专属独协的机构，其中较重要者包括：国会联席会、咨询协调委员会、外交部长会议、国防部长会议、军事合作协调本部、边防部队司令会议、人权委员会、经济法院、关税会议、电子能源会议、国家经济会议、跨国银行、联合部队司令部等等?o不少机构都延续了前苏联的协商架构。
独立国协的迅速发展，主因是各成员国在原苏联统合下，原就具有高度的经济互赖，因此各国在独立后往往很难自主发展，必须延续部份前苏联的合作架构。不过，由于国协组织繁杂，功能重叠混淆相当严重，加上决策执行常有障碍，因而导致国协逐渐质变，转为两种政治整合形式：
一、双边模式：即俄罗斯主导的双边合作。
二、区域模式：如1992年黑海经济区协议、1993中亚五国协议等等。
更严重的是，由于迥异的历史经验，成员国对国协的态度并不相同，如于1994 年，独立国协已经通过270项决议，但部份成员国只批准40项，部份则批准150项，个别差异甚大。 主因是俄罗斯始终强调主导地位，叶尔钦也表示俄国与前苏联共和国是「特殊关系」，甚至一度扬言俄罗斯要成立第二外交部，主管国协成员国事务等等。尤其在军事方面，俄罗斯常将自己的国家利益混同为国协利益，因而造成难解的冲突。
两相比较，大英国协成员由于国土并未毗邻，经济互赖又低，双边关系因此日趋分散；独立国协成员因为国土毗邻，经济互赖又高，双边关系因此难以脱钩，部份成员国甚至还有重新联合的趋势。
国协概念在两岸关系的运用，尽管在1996年总统大选期间，曾由林洋港提出，但并未进行深入讨论。1997年12月，沉君山、翁松燃、马英九、陈其南、朱云汉等学者共同发表「中华两岸联合会（Chinese Cross-Strait Joint Council）刍议」，可视为「准（proto）国协」的预备性架构。刍议主张「应以建立一种过渡性政治关系，以及处理这种关系的机制与架构为阶段性目标」，作为「两岸永久性政治关系建立前的过渡性架构」。
具体方案是「在各自的政治与法律架构（包括国号与体制等）一切不变的前提下，在两岸间设立一个共同组织（即「联合会」），可使「国统纲领」中程阶段成立「对等官方沟通管道」的构想具体化，目的是维持和平、解决实际问题。其设立与运作，须遵循两岸各自之法定程序，也可成为「两会协商」的延伸，存续期间并无上限。
「联合会」下含双边性的「两岸会议」与各功能委员会，实质功能有三：
一、规划与促进两岸的交流与合作。
二、协商与仲裁两岸非政治性的议题或争议。
三、协调两岸政治性（包含国际活动）的议题。
「联合会」虽称两岸各自的政治法律架构均未改变，但并不同于现有的两会协商，而是试图建立常设性的双边共同组织解决问题。显然，「联合会」既未创设国际法主体，也未凌驾在两岸当局之上，本质上并非决策体（decision body），只是双边会议?o并不具有独立自主的决策作用，只具有两岸授权的执行功能。就实质内涵来说，「联合会」可视为建立两岸国协的原型，用意在建立定期的共同会议机制，由此强化成员国的沟通协调。
百事通
邦联：过渡性质的国家联合
邦联意指两个以上的国家，在各国之上设立共同宪法，由此形成共同机关和共同代表，例如1815～66年德意志邦联和1777～87年美利坚邦联。
相较于政合国与国协，政合国是在各自宪法上建立共同的国际法主体，并未创设共同宪法。国协只成立国际会议，仅供成员国沟通协调，并不像邦联成立具有独立意志的国际组织。 尽管邦联的统治权，并不能直接行使于成员国人民，但对于成员国则具有约束力。
邦联成员平等，因此有关邦联宪章的修改，通常须经全体成员国同意（即「共识决」），成员国有否决权和取消权，可以单方宣告邦联决议无效。 不过，由于共识决过于困难?o同样具有邦联性质的欧洲联盟，因而改采「加权多数」（ qualified majority），使表决门槛成为五大国加上一小国（约三分之二），藉此同时避免表决困难和大国垄断。
德意志邦联（1815～66）：
1814年拿破仑战败后，维也纳会议试图重建欧洲秩序，同年5月30日列强确立「德意志人国家应独立，且统一为一个联合的国家体」原则，于1815年6月8日，由奥地利、普鲁士、巴伐利亚、汉诺威、符滕堡等「五强委员会」签署＜德意志邦联公约＞，由41个主权邦（6个王国、31个公侯国、4个自由市）组成。其中，普鲁士与奥地利人口共占 58％，是邦联内两大强权。由于是以德意志民族为加入标准，因此奥地利管辖的奥匈帝国各民族并未参加。
邦联公约第2条规定：「维护德意志邦联的外在和内部安全，以及各邦的独立与不可侵犯」，主因是在拿破仑时代，德意志公侯国常遭列强划分势力范围（如法国势力主导下的莱茵邦联），因此试图诉诸集体力量维持和平。第11条第2项规定：「当邦联对外宣战时，成员国不得单独与交战国谈判、停战或媾和」，更明文规范「共同抵御外侮」的集体目标。成员国只有在不危害邦联或其它成员的前提下，才能与其它国家缔结同盟。针对成员国之间的争端，邦联公约规定成员国不得以武力解决，并由邦联议会组成调解委员会进行调停，一旦不成，再组织仲裁小组直接仲裁，当事国必须服从仲裁结果。
邦联公约第10条设立「邦联大会」（Bundesversammlung），主要是议决外交、军事、内政事务，但后来证明仍以共同防御为主。至1821年，邦联已经成立三个军团，并兴建对抗法国的军事堡垒，至于其它非军事项目，尽管邦联公约也规定有关商业贸易、交通、犹太人、新闻自由保障等问题，但在50年的邦联历史中，几乎完全被忽视。
邦联的中央常设机关「邦联议会」（Bundestag），其实只是一个常设使节会议，开会地点设于法兰克福，依公约规定由奥地利代表担任主席。议决事务有二：一是邦联的一般事务，计有17个投票权，大邦（如奥地利、普鲁士、巴伐利亚、萨克森、汉诺威、符藤堡、巴登等）各有一票，小公侯国或自由市，则由多个邦共同构成一票。二是邦联的重大事务，计有69个投票权，大邦有 2-4 票，小邦各有一票。不管何者，都采三分之二多数决。
邦联议会的决议，只能约束成员国，并不直接对人民发生效力，除非透过国内法的转换。除非成员国政府主动请求，或国内发生严重违抗政府的暴动或反叛，或有发生之虞时，邦联可诉诸所谓「执行程序」直接干预。一旦有此紧急状况，邦联大会得单方决定发布命令、饬令其它成员国政府协助、动用军警等等，并派遣执行官监督执行。
但从德意志邦联史来看，除了和平功能之外，其它成果颇为有限。主因是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国家战略并不一致，成员国中甚至有其它欧洲列强代兼君主的情形（如丹麦王于豪斯坦，英王于汉诺威，荷兰王于卢森堡），以致邦联难有共同对外政策。邦联的经济功能不足，也使其它邦际经济组织因应而生，例如德意志贸易及商业同盟、德意志关税同盟、南德关税同盟／租税同盟等等。
1848年革命，使邦联暂时中止，镇压革命后，邦联又于1850年重新开张，但普奥相争的基本矛盾并未解决。1866年，邦联终于因为普奥战争面临摊牌，邦联议会竟然通过奥地利的申请，发布对普鲁士宣战的动员令，公然违反邦联公约有关互不侵犯及不以武力解决争端的规定，结果导致普鲁士片面运作解散邦联，最后更因为普鲁士的战胜而正式瓦解。
美利坚邦联（1777～87）：
相较于长达41年的德意志邦联，美利坚邦联的存在历史只有10年。1777年11月，通过「邦联和永久联盟条款」，翌年已经有11州批准参加， 但因为各州对于中央集权的疑惧，因此邦联并无行政部门，只有邦联国会。
邦联国会只设一议院，由每州派出 2-7 名代表组成，代表由各州州议会任命，任期一年，可随时罢免，任何人在六年内不得担任超过三年。代表薪资由州支付，以州为单位投票，每州只有一个投票权。
邦联国会的权力如下：宣战和媾和、对外关系、派遣驻外使节、缔结条约和结盟、向各州摊派邦联岁入、发行货币、借款、维持海陆军、解决州际争端、建立邮政系统、规定度量衡等等。凡涉及外交、财政、军事的权力，必须有9个州（共13 州）同意才能行使，非经全体一致同意，不得修改邦联条款。
邦联国会既无权向各州征税，只能根据各州土地价值按比例摊派到各州，但各州却未必如期缴纳。例如1781～86年，各州应缴款项为1500万，但邦联实际收入不到250万，财政十分困难。由于对外战争尚未结束，邦联不得不大量举债支应，并大幅发行纸币，因而造成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
邦联也无权管制州际和对外贸易，因而导致各州各自为政，设置贸易壁垒，妨碍国内市场的统一，各州自行对外贸易，也造成进出口的失序。最严重的是，邦联海陆军规模甚小，常须仰赖各州民兵，难以因应英国和西班牙的威胁。
不过十年，各州即痛感邦联的缺失，因而在1787年召开制宪会议，克服大小州，南北方的矛盾，终于使美国宪法从邦联制迈向联邦制。
综合德国和美国的历史经验，可知邦联在本质上并不稳定，只是政体形式的过渡，不是退回成员国的各自为政（如普奥分家），就是深化成员国的结合程度（如美国联邦制），很难长治久安。所以如此，在于邦联政府的权限不足，并不足以因应人民和国家的需求，往往被迫改以更小的有效单位（如单一国家）或更紧密的政治整合（如联邦制）才能存续。
全方位双边架构：对两岸关系的启示
本文从国家联合切入，经由不同国家的历史经验，就政合国、国际特殊关系、国协、邦联四种政体形式分别讨论，试图从中寻找两岸关系架构的启示。
用意在使两岸的统独之争，从零和赛局转向制度辩证，使台湾与大陆展开自我认识和互相认识的良性循环，亦即两岸将经由不断的竞争与合作，不断克服矛盾、保留合理成份、进而展开自我提升和互相提升。
两岸僵局的突破，关键在于如何克服统独对立的零和思惟，以便在两岸终局形成之前，确保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酝酿更丰富、更多元的新思惟。
作为新思维的第一步，两岸必须先搁置主权争议，从制度设计的角度，力求在两岸关系架构中纳入平等、民主、自主的内涵，才能为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走出困局。台湾和大陆，首先必须承认两岸具有历史遗留的特殊关系，包括渊源深厚的分治政府，以及迅速发展的经贸联系，由此才能从国家联合的不同历史经验中得到启示。
就目前形势来说，两岸严重缺乏互信，并不可能采取共创国际法主体（政合国）或共创宪法（邦联）的国家联合型态。特殊关系和国协所强调的全方位双边架构，才是两岸值得深思的方向。
就特殊关系来说，两岸应思考如何使美中台三角关系，发展成平行互惠的美中、美台、中台三组正面关系，唯有在稳定和平的美中台三角关系基础上，两岸透过社经文化的持续交流，才可能水到渠成，结出特殊关系的成果。
就国协来说，由港台学者提出的「中华两岸联合会」构想，作为迈向国协的预备性架构，颇值得进一步构思。最大难题，在于厘清双边机构和两岸政府的负责关系，确定权责范围和监督方式，才能得到台湾人民的信服。
1 G. Jellinek, System der Subjektiven oeffentlichen Rechte 2, Aufl. 1919, S. 306, 引自萨孟武，《政 治学》（台北：三民，1983），页93。
2 二者区别，参考张亚中，《欧洲统合：政府间主义与超国家主义的互动》（台北：扬智，1998）。
3 Karl Deutsch, The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entice- Hall, 1978), p.245.
4 林佳和，《独立国家政治整合模式研究》，页7-8。民主进步党中央党部委托研究，1999年3月；彭明敏，《平时战时国际公法》（台北：三民，1962），页 101。
5 王曾才，《西洋近世史》（台北：正中，1978），页607-609。
6 Dennison Rusinow, “Ethnic Politics in the Habsburg Monarchy and Successor States: Three ‘Answers’ to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Richard L. Rudolph and David F. Good (eds.) Nationalism and Empire (St. Martin’s Press, 1992), p.251.
7 邵宗海，《两岸关系：两岸共识与两岸歧见》（台北：五南，1998），页 349。
8 《联合晚报》，1999年4月9日，第2版。
9 Deutsch, op.cit., 244-245.
10 K. J. Holsti,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Prentice-Hall, 1988), p. 436.
11 杨令侠，《加拿大与美国关系史纲》（天津社会科学院，1995），第1-2章。
12 用富兰克林的话来说，美国要设法在美加边境保持一个可供出入的大门。
13 加拿大总理Trudeau曾说：「跟美国在一起，就好象睡在一头大象旁边，大象每一抽动或每一打鼾，加拿大都会受到影响」，引自杨令侠前书，页113。
14 Holsti, op.cit., p.438.
15 林佳和，前文，页29-30。
16 陈乐民、王振华、胡国成，《战后英国外交史》（北京：世界知识，1994），页193。
17 谢福助，《苏伊士运河危机》（台北：韦伯文化，1998）。
18 陈乐民等，前书，页210-212。
19 尹庆耀，《独立国协研究》（台北：幼狮，1996）。
20 「独立国协宪章」引自毕英贤，《俄罗斯》（政大国关中心，1995），附录三。
21 吴玉山，《抗衡或扈从》（台北：正中，1997），页27。
22 刍议全文，参见《九十年代》，1998年4月，页57。
23 朱建民，《国际组织新论》（正中，1976），页3-4。
24 美国反联邦主义的著名代表John Calhoun强调的「同时多数决」（ concurrent majority）。
25 奥地利等于同时参加两个国家联合：奥匈帝国和德意志邦联。
26 林佳和，前文，页26。
27 前文，页29。
28 有关美利坚邦联，参考Gordon Wood, 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1776-1787 (Norton, 1969); William Riker,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Federalism.
29 Delaware于1779年批准，Maryland直到独立战争胜利前夕，1781年3月才批准。
30 类似制度辩证的观点，详见郭正亮，〈从分合到联立：迈向统独新思维〉，收于夏潮基金会编《一个中国原则面面观》（海峡学术，1998），页328-349。
百事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