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到个人择业或企业投资，大到国家政策制定，有关人的决策问题可以说无所不在。对决策问题的研究也一直是哲学、管理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学科所关注的焦点。根据其性质和作用，决策理论可以分为规范性(normative)决策理论、描述性(descriptive)决策理论和处方性(prescriptive)决策理论。规范理论以“理性人”假设和完全信息为基础，认为存在一个最优的选择且人们有能力、可以足够理性地做出最优决策。描述性理论阐述的是人们现实生活中真实决策过程，它不附带明显的指导或目的性，又称行为决策理论。而处方性决策理论结合了规范理论和描述理论的特点，描述现实中真实决策过程同时以指导人类决策为宗旨。相应地，主导决策问题的思想，即关于“人的理性”的认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迁，这一过程经历了从“完全理性”、“有限理性”、“生态理性”到“实体理性”等的变迁，它是人们认识发展过程的缩影。
一、完全理性说
1654年，法国数学家帕斯卡(B.Pascal)和费马(P.Fermat)在关于赌徒赌博问题交换信件时，产生了数学期望的概念，这在当时被认为是抓住了理性的本质。现今，做具有最大期望值(expected value，EV)的选择被公式化为：
EV=∑Piχi
其中，pi和χi分别指每次赌博的概率和金钱数量(i=1，…，n)。这也就是期望价值理论(expectedvalue theory，EV)的原型。期望价值论产生不久就碰到N.柏努利(N.Bemoulli)提出的圣彼得堡悖论(St.Petersburg paradox)的困扰，期望价值论无法解决这一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N.柏努利的表弟D.柏努利(D.Bernoulli)建议用主观效用(subjectiveutilities)取代客观金钱数量，他认为金钱的效用或快乐并不与金钱总量成线性变化，而是随总量的增加有所减少。这一现象一个世纪以后进入心理物理学中的韦伯一费希纳函数(Weber-Feehner function)，其后再进入经济学，即边际效用递减现象。D.柏努利用对数函数来建立主观金钱数量和客观金钱效用间的关系。现代术语里，因此产生的期望效用被定义为：
EU=∑piu(χi)
期望效用是建立在“(完全)理性人”假设之上的，然而在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中建立起来的“理l生人”假设在1840年代被瓦解，把“期望效用”与“人的推理”的密切关系分开来的一大原因之一是人的非理性(待后文阐述)，尤其是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期望效用论的复苏开始于1947年，Von Neumann和Morgenstem在期望效用概念的基础上正式提出了期望效用理论，并出版了标志性专著。因此，当今人们习惯于把期望效用理论归结为Von Neumann和Morgenstern(1947)的成果。此后，Savage(1954)和Edwards(1954，1962)各自提出了主观期望效用理论，即认为概率也是主观界定的，客观概率在现实世界中很少存在，这就导致了主观期望效用理论(subjective expected utility theory，SEU)的产生。至此，以概率和期望效用为基础的有关人的心理的理论重新开始主导人的推理和选择的研究。
Tversky和Kahneman(1986)总结了期望效用理论的四个原理，即可取消(canceHation)、传递性(transitivity)、主导性(dominance)和不变性(invariance)。可取消性是指如果两种条件产生相同的结果，则不论人们选择哪种条件，都可以取消其中的一种条件。可取消性的主要观点是实际上只有一种状态或条件可以实现，这样，不同选项间的选择应该只依赖于状态或条件，是这些条件产生不同的结果；传递性指选择偏好是可以顺序传递的，如A>B，B>C，则A>c；主导性是指如果A选项在其它方面都跟B选项一致的前提下，有一个方面好于B选项，则在A、B间就应该选择A；不变性是指描述或表征方式不会影响选项的选择，无论选项描述成什么形式，对它的选择偏好不会改变。这四个原理进一步阐述了期望效用理论的屙性，也成为规范决策理论的原理。在这四个原理当中，又以主导性和不变性为主。
规范决策理论以“理性人”假设为基础，把现实世界中的决策问题高度抽象化，甚或简单化，它是建立在信息完全对称的现实世界决定论基础上的。它为人们的决策过程做了高度概括，并符合常人的推理逻辑，是人类对决策过程理解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和里程碑。然而，规范决策理论终究是建立在“完全理性”和“完全信息”假设基础上的，它假定人的偏好不随环境的改变而改变，然而现实中的人的选择偏好并非果真如此。人有七情六欲、有直觉，现实世界的信息也往往并非完全充分，有时需要个体去发掘和构建。因此，规范决策理论并不能真实完整地描述现实中行为主体的决策及过程。实际上，规范决策的公理也逐渐被研究者所推翻(Tversky＆Kahneman，1986)，取而代之的是“有限理性观(bounded rationality)”及在此思想影响下产生的描述性或行为决策理论。
二、有限理性说
Simon最早提出“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是在他1955年发表的文章中。他指出，人是有理性的，但理性是有限的，为指导真实人的决策行为，需要用一种符合实际的理性行为，取代“经济人”那种完全理性的行为。此后，他又提出了“满意性(satisficing)”原则作为决策判断的标准。所谓“满意性”原则指的是决策时个体并不考虑所有可能的选项及计算所有可能的结果，恰恰相反，人们仅考虑几个有限的选项，一旦感到满意就会停止搜索，并做出最终决策，这一过程因此又称“第一满意原则”，它并不严格遵从期望效用最大化原则，实际上，不可能找到也可能不存在所谓“最优解”。对于企业组织而言，企业在制订计划和对策时，不能也不适宜只考虑“最大化利润”这一目标，必须统筹兼顾，争取若干个相互矛盾的目标一同实现，这一理论的典型例子有“分享市场”、“适当利润”、“公平价格”和“企业公民”等理念。
受Simon及其“有限理性”思想的启发，其后众多的行为决策研究者发展丰富了它的内涵，沿着这条路径曾产生过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除了Simon(Herbert A.Simon，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外，Kahneman(D.Kahneman，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及其提出的展望理论(prospect theory；Kahneman＆Tversky，1979)就是其中最杰出代表…。展望理论用“S”型价值函数v(χi)和倒“S”型非线性权重函数π(pi)取代规范理论中的效价和期望，详细阐述了人们是如何“不理性”的，它发扬丰富了“有限理性”内涵，指出了人们是如何偏离期望价值和期望效用标准的。这一理论现已经广泛应用于经济学、管理学和心理学等学科，成为行为决策研究的经典。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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