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对六朝诗歌的不足卢照邻又是怎样认识的呢?他说:“‘议今文者,或用东朝为美。落英芳树,共体千篇,陇山巫水,殊名一意。亦犹负日于珍狐之下,沉萤于烛龙之前。辛勤逐影,更似悲狂;罕见凿空.曾未先觉。潘、陆、颜、谢,蹈迷津而不归;任、沈、江、刘,来乱辙而弥远。”(《乐府杂诗序》)他们多作拟乐府诗.袭用古题,千篇一律,因袭模仿,殊无创新。这种做法无异于田夫献暄,棘林萤耀。由此可见,卢照邻更多地是从创新的要求出发去批评六朝诗人的,这显然与其诗歌革新的主张相一致,也突出反映了他对宫体诗风的不满。
三、妙谐钟律音韵天成—论诗歌的音律结构
卢照邻对诗歌声律问题的看法也颇引人注目。其《南阳公集序》中有一段很著名的论述:
含古今之制,扣宫微之声。细则出入无间, 粗则弥纶区宇。遥迄掉约,知玉女之千娇;突兀峥嵘,似灵龟之孤朴。……自兹已降,徒劳举斧。八病爱起,沈隐侯永作构囚;四声未分,梁武帝长为拿俗。后生莫晓,更恨文律烦苛;知音者稀,常恐词林交丧。《雅)《颂)不作,则后死者焉得而闻乎?
在这段论述中,卢照邻首先肯定了声律之于诗歌创作的巨大意义。他认为,或细婉、或粗豪,或透逸绰约、或突兀峥嵘的各种诗歌体式均与“扣宫微之音”即推求诗歌声律有密切关系。这一论述很有特点,如果从诗的音乐性角度来考察,无论是合乐歌唱的诗体还是独立于音乐之外的创作,其声律、节奏等显然都与诗的体式存在着内在逻辑上的联系。因此,卢照邻的论述大体上是正确和合理的。在接下来的论述中,卢照邻批评了“八病”说的碎细繁密以及对情感自由抒发所起到的不良影响,这里显然也隐含着对上官体“六对”“八对”说的不满。我们知道,在卢照邻所处的时代,诗歌的格律化进程正在加快,而对诗律的理沦探索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上官仪及元兢、崔融等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上官仪所谓的“六对”“八对”说以及时人对近体诗病犯、声律等所做的探讨尽管有繁琐、细碎之病,但在没有找到合适方法的前提下,这样的论述未尝不是指导近体诗创作的有效途径。正是这些有益的探索,才使得近体诗逐步走向成熟。卢照邻对这些人为的规定和束缚极为不满,相较之下,他更提倡和喜好“音韵天成”(《南阳公集序》),主张用自然流畅的音律结构及音韵形式去抒写情感。他认为,邺下文人的诗作,其最富感染力的恰好是这种不拘束、不雕琢、浑然天成的特点。
卢照邻尽管反对永明体及上官体的琐细繁杂,但他并不反对诗歌的律化。他评贾言忠的诗“霜台有暇,文律动于京师”,是把“律”作为评判诗歌的重要标准;他对南北诗歌的评价“北方重蚀,独卢黄门往往高飞;南国轻清,惟庚中承时时不坠”也正是从声律角度立论的;他又批评那些一概否定声律的作法“后生莫晓,更恨文律烦苛;知音者稀,常恐词林交丧。”卢照邻的这些看法,在“‘四杰”中颇具代表性。如,王勃反对上官体,他也并没有抹杀齐梁以来新体诗的声律成就,也没有否定近体诗的声律之美。相反,‘.四杰”等人在创作实践中不断努力地探索诗歌律化的有效途径,积极推动律体特别是五言律的成熟。因此王世贞深有感触地说;“王杨卢骆,号称四杰,词旨华丽,固缘陈隋之遗,翩翩意象,老境超然胜之,五言遂为律家正始。
卢集现存五律三十一首,五言排律二十首,这一数量超过了其五古。这些诗尽管在合律和对仗方面尚不够完善,但明净浏亮,情韵丰厚,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尽管如此,卢诗的律化程度在四杰中还是最低的。这与其反对上官体、憎恶琐细繁杂有关,同时也与其仕宦不遇、命运多并有关。长期沉沦下僚及饱受病痛折磨,使他心中多郁积悲愤之情。律体的诸多拘忌显然不适合这些情感的畅快抒发。卢照邻曾和王、骆一道对七言歌行进行了创造性的改造,大量使用排偶句,骄散相间;用韵方面则强调四句转韵,平仄交错,从而形成跳荡明快的节奏。其乐府小诗虽未脱南朝轻艳之弊,但大多珠圆玉润,清新流美。卢照邻提倡“妙谐钟律,体会风骚,笔有余研,思无停趣”(《南阳公集序》),这些诗恰好体现了他的美学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