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詹姆森说:“当我们要决定分析关于过去的形式或客体时,我们首先要在相同与差异之间作出随意的选择(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赞同陌生客体与我们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的话,那么所有导向理解的大门都对我们关闭起来,我们发现自己被我们的整个文化密度与定为异己的客体或文化隔离开来”福柯也强调,重要的不是历史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历史的年代,对此,迟子建曾说:“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情,评述历史总是后人们做的事情”基于这种理解,作家在搜集了丰富详实的历史资料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了想象力的作用。如写溥仪的喜怒无常、洁癖就是通过孙小龙、祥贵人谭玉龄、福贵人李玉琴等人的感受与下层平民王小二、老太太等人眼中皇上应有的形象对照着写出的。
迟子建并不在意于中日战争进程的归因式剖析,也不津津乐道于重大战争场面的效染,而是在散淡的人生场景中把重心放在日本操纵伪满傀儡下广大普通人的心灵地平线上,人生况味不绝如缕款款而出。在民间化的审视中,人性及人道主义的祛码始终左右着均衡,在人物链及人物活动的动力系统中起着枢纽及润滑的作用。所以,以民族铺垫升起的民间精神,充盈于人性的光环(halo)之下,相得益彰;相反,非民族的异质社会势相在上述民间域里矛盾重重,举步维艰,不得不靠人性观照来扩张民间的活性。迟子建有效地调和了民间与人性的矛盾,人性的大森超越了一切价值取向而富有形而上的意义。
在呈示人物形象时,小说或是以小人物笔调生发历史人物的隐秘心灵,或是着意在卑琐人生与鲤醒魔败的现实坏境下铺排小人物的命运。因为“在众多的小人物身上,更能看到那个时代的痕迹”,所以作家“特意让小人物来说历史,把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融人到小人物的命运中去”。如李文在“香肠姑娘”尤里娅与“小住”客栈女老板刘嫂间的情感变迁,就极具生活质感。吉来也是一个特出的典型。有些评论家指责作家本以吉来的视角为切人点,却没有在此基础上生发开去,殊不知这正是作家的处心积虑处。适应独特叙写的变化,作家有意识地让这一富家子弟融人到各色小人物的命运之中,努力凸现其个别性“淘”,以补缀生活的五颜六色:小时淘玩,私塾淘学,长大后淘情,一定范围内显现了普遍的人性。另一个重要人物白面书生郑家晴在急风骤雨般的革命情势下退隐到了个人生活的天地里去,在踌躇满志与世俗生活的漩涡中始终把握不了自己,心中燃烧的正义之火,促使他在所谓的善事中拯救自己:发现海边女尸后报警及带回无家可归的做扇子的老人。但破产的打击,妻子的外遇又使他一次次地在肉体快乐中消饵自己。最后,带着满身的伤痛及美好的希冀,他远涉重洋,奔赴法国。这是一个富于思想,不愿随波逐流的知识分子形象他始终生活在矛盾的漩涡之中,想有所作为,但在现实面前屡屡陷于尴尬无奈的境地。郑家晴初始的反叛动机即带有超强的个人功利色彩:想得到于小书,遭受挫折后,在风沙扑面的险恶环境中,他所取的遁返“自己的园地”的道路,实在是革命过程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普遍性道路,与杨沫《青春之歌》中的余永泽、戴愉不同,在革命面前退缩的郑家晴非但没有走进历史中的余永泽,反而同其他小人物一样,在人生的坐标上苦苦挣扎。作家熨贴地凸现了其心路里程,这不能不说是民间硅码的胜利。
作为民间视角重要组成部分的善恶和宿命观念,在《伪满洲国》里也得到了阐释,这类观念因袭着潜藏于民众心底的集体无意识。在神秘主义的氛围中赓续传统文化气息,昭示了巨大的民间心理能量。如胡二刚得到匹好马,却因儿子除岁急病不得不送给老萨满;奕老四的被人托梦;祥贵人的采花梦;刘麻子的因果报应;杨昭被胡匪吃掉等等,这样的内容不仅没有削弱作品的思想深度,还求得了看取生活的视角,增强了作品的生活密度,同时也获得了解释的多元性。在机器经济时代的轰鸣中,喧哗与骚动绵亘到世界每一个角落的情况下,文学中的这种描写适应了人的精神世界无所寄托,同时又对环境的进逼充满恐惧的窘境因此,这种观念在民间的维度下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伪满洲国》艺术地再现了伪满洲国l4年间东北三省的“清明上河图”,作家在小人物命运的层面上演绎时代风云,以独特的民间视角透视普通人的心灵阂限,把笃信广阔的民间情怀注人到生活的每一面表皮,在民间的旗帜下完成了一组人性的命运交响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