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侯丽俊   

　论文关键词：文本  阐释  杜诗  诗史  缘起
　　论文摘要：“诗史”思维源自中国早期社会“诗史合流”的传统，在漫长的理论架构和文本阐释过程中，杜诗“诗史”说形成“少陵生前流传”“贞元、元和之际产生”“宋代形成共识”等几种主流观点。用文献考证和文本关照的方法对上述诸观点甄别析辨，可知“唐代尚未出现以诗为史的普遍思潮，杜诗‘诗史’之名在学者中形成共识应该是宋代的事”的论断较为审慎，更多文献的考证是对“诗史”之名缘起进一步界定的关键。
　　以诗歌作为叙述历史事件文本的“诗史”说是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及古代文学阐释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对“诗史”说阐释与界定的不同、表述语境的多元化以及阐释循环、过度阐释等问题不可避免的存在，杜诗“诗史”之名的缘起至今仍然是一个热论不休的话题。跳出单一意图论阐释的怪圈，用文本关照和文献考证的眼光对“诗史”之名缘起及历代学人的品论进行审视和考辨，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理解和启发。

　　一、最早的“诗史”思维
　　“诗史”思维的出现，可以追溯到中国早期社会风行的“诗史合流”文化传统。钱谦益《胡致梁诗序》云：“孟子日：‘《诗》亡，然后《春秋》作’，《春秋》未作以前之诗，皆国史也。人知夫子之删诗，不知其为定史。人知夫子之作《春秋》，不知其为续诗。《诗》也，《书》也，《春秋》也，首尾为一，书离而三之者也。”作为中国最早诗歌总集的《诗经》，曾经担当着重要的记史职能，诗与史在当时社会文化形态中呈现一种胶着融合之状。《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中关于吴公子札在鲁国观周乐’、听风雅颂等歌诗而论及各国政俗兴衰的记载，就可以看作是早期社会诗史合流的著名典实。正如《尚书?尧典》中所载：“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文字产生以前的“诗言志”，所言即人们深藏于心中的记忆，又通过诗歌形式凭借口耳传承；后来随着文字的产生，心中之“’就可以用文字记载取代口耳相传，存留也更为可靠。至此，诗歌便开始用来记录社会史事，诗之凝练，史之详备，尽在其中。不难看出，在散文产生之前的中国早期社会，很可能延续着一种诗史合流的文化现象，诗即是史，史即是诗，诗中有史笔，史中蕴诗味。
　　吴淇《六朝选诗定论缘起》日：“然人春秋之世，鲁人《踢宫》，卫人《木瓜》，事关齐桓，而晋文有乘车之赋，秦穆有《黄鸟》之什，性情未尝一日亡，而《诗》又何尝一Et亡也?所谓‘《诗》亡’者，盖以王迹之熄耳。王迹既熄，则鞘轩之使不出而《风》亡，朝聘之礼不行而《雅》亡。”吴淇以为诗歌的亡佚与当时鞘轩之使不出、采诗制度的废弛有直接的关系，而采诗制度的废弛又是由于王道衰微造成的。孟子则认为孔子察觉到这些历史现象并为弥补由于礼崩乐坏、诗歌教化传统的中断造成的危害做出了最大的努力，《春秋》之书正是基于此而产生的。他说：“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东汉赵岐注云：“世衰道微，周衰之时也。孔子惧玉道遂灭，故作春秋。因鲁史记，设素王之法，谓天子事也。”[]捌孟子将孔子作《春秋》的意图及其功用与先圣先王的功德并列，来树立孔子的权威和儒家的正统地位，他所说的《诗》与《春秋》相通之处并非仅指其记事，更重要的是其褒贬美刺的社会功能。《论语?雍也》记载了孔子“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的言辞，赵岐注：“史者，文多尔质少”，可见，先秦时期“史”的概念有“虚饰”的涵义，并不仅限于真实地记载已经发生的事，其记载往往有所夸饰，行文规则是要求记“事”，而不要求只能记“实”。

　　“诗史”二字的连用，似最早见于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至于先士茂制，讽高历赏，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并直举胸情，非傍诗史，正以音律调韵，取高前式。”但沈约这段评论中所提及的“诗史”称谓，指的是前人的叙事性文字体裁，而不具有后来因誉称杜甫诗歌而得名并延续下来的“诗史”之名的涵义，二者有本质的区别。此后的史书文献中亦多次提及“诗史”二字。如《南齐书?何昌舛传》：“前者阮、杨连党，构此纷纭，虽被明于朝贵，愈结怨于群丑。觇察继踪，疑防重著，小人在朝，诗史所叹。”小人在朝，诗史所叹”典自《毛诗注疏》卷十四《曹风?候人》：“‘维鹈在梁，不濡其翼’，笺云：鹈在梁，当濡其翼；而不濡者，非其常也”，诗中以鹈鹕的异常之态比喻小人在朝野也不合常典，而这里的“诗史”，当指秉笔记史之人，亦非杜诗“诗史”之名所具有的涵义。又如《南齐书?王融传》：“今经典远被，诗史北流，冯、李之徒，必欲遵尚；直勒等类，居致乖阻。”[]这里的“诗史”，则指的是“诗”和“史”，即前人流传下来的具体文本作品。当时北魏向南齐求“副书”，想借以了解南朝的典章制度和学术文化的最新发展。王融在上疏中认为，通过赐书北魏，使“经典远被，诗史北流”，进行文化渗透，可不费一兵一卒，而收统一北方之效。可见，上述史书中关于“诗史”二字的连用，均与以杜诗为代表的作为一种行文传统、审美特质和普遍思潮的“诗史”之名涵义有所不同。
　　二、杜诗与“诗史”之名
　　明确把杜诗称为“诗史”且有文献可考的最早记载当为晚唐时孟荣《本事诗?高逸》：“(白)及放还，卒于宣城。杜所赠二十韵，备叙其事，读其文，尽得其故迹。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本事诗》即撷取历代诗人的诗作、叙述作诗的本事的笔记体小说集，作者原意是为读者提供一些大致的诗歌背景材料，从而更好地了解其诗歌创作的来龙去脉和寄兴怨托。孟荣在这本书中提及杜甫诗歌的叙事性和实录精神，他谈到由于杜甫在《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一诗中叙述了李白的身世和经历，并详尽地记载了李白所生活社会时代的纷繁事件，故这首诗在当时被世人称作“诗史”。
　　关于杜诗“诗史”说产生的历史时期，历来有几种不同的观点。学界一种观点便是基于唐人孟柴《本事诗》中的记载，把孟柴看作是“诗史”说在当时广传于世这一现象的实录者，从而推测“诗史”之名在杜甫生前已经存在抑或已经广泛流传。
　　第二种观点认为杜诗的“诗史”之名产生于中唐贞元、元和之际，佐证是元白二人的诗歌和新乐府精神的实质。如韩经太先生在《传统诗史说的阐释意向》一文中从语意关照和阐释意图的角度解读孟氏文本后谈到：“孟柴所谓‘当时’的语意语气，主要在强调‘号为诗史’这一评价形态的过去时态，表示这已是一种既定的认识。而我想，从‘诗史’说之主体阐释意图的角度考虑，兼顾到动乱之后方有痛定反思这一常情常理，所谓‘当时’，应指中唐贞元、元和之际。……当然，说‘当时号为诗史’之‘当时’为中唐贞元、元和之际，并无直接证据。但元、白之推崇杜诗，已为众所周知，而其‘新乐府’诗观的精神实质又确如上文所述，具有整合《诗》学与《春秋》学于时事关怀的特定内容，那么，至少作出如是推论是不无意义的。”
　　还有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在孟荣以前尚无更早使用“诗史”的例子，故唐代不大可能出现以诗为史的普遍思潮，而从欧阳修、宋祁《新唐书?杜甫传》等史书记载来看，“诗史”之名在学者中形成共识应该是宋代的事，从北宋开始，“诗史”说逐渐成为宋人的口头禅，其内涵和外延也逐步扩大并延续下来。El本学者浅见洋二《论诗史说——诗史说与宋代诗人年谱、编年诗文集编纂之关系》一文就持这样的观点。周裕锴先生在《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一书中也指出：“我们注意到，孟荣所说的‘诗史’是个专有名词，有特定的限制性，一是专指杜甫的诗，二是专指记述历史事件的诗。换言之，‘诗史’只是《本事诗》若干种记载中的一个特殊例子，而不是孟柴或唐人看待诗歌的普遍原则。进一步说，唐代尚未出现以诗为史的普遍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