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白马非马”一命题历来被看作是中国古代逻辑史上一个诡辩论的实例。本文所要论证的是，不能简单地将这一命题看作是诡辩，它更多地包含了公孙龙对名与实之间关系问题的阐发及澄清，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逻辑命题。
诘难三显然与前二者不同，区别在于，前二者都徘徊于现实与概念之间，而第三个诘难却是在概念范围中的纯粹诡辩。客人的推论是这样的：因为可以说有白马为有马，而有黄马(或黑马)也可以说有马，所以，有白马为有黄马(或黑马)。显然，这是不正确的推论，而之所以会出来这样的错误，是由于忽视了概念内涵、外延的区别，将“等同”作了简单的理解。公孙龙对此提出异议，以马与黄、黑、白马诸概念之间的差异为根据反驳对方，指出“马者，无去取于色，故黄、黑马皆所以应；白马者，有去取于色，黄、黑马皆所以色去，故白马独可以应耳。”这是对一般的概念和特殊的概念详加区分得出的结论，说明概念与概念之间有待于人们去鉴别和区分，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将白马、黑马、黄马与马这些概念不加区别，简单地等同起来。
由上述可以看出，“白马非马”论所引出的疑义恰恰向人们提出了区分名与实、名与名，并阐明、论证名指称实的合理性的任务。其中着重指出，在面对纯粹的概念时，应将之与在现实中所对应的实物区别开来，相对独立地对待；同时，对于概念本身也应予以区分，依据指涉范围的不同，概念可分为一般概念与特殊概念，二者不应被简单地等而视之。
至此，公孙龙从逻辑学的角度将现实界与思维界加以划分，即名称、概念与名称、概念所指称的事物，并进而阐述了名称、概念的使用规范。不仅如此，公孙龙还须对名、实的划分及对应关系的合理性作以论证，而这也是名称、概念的划分及使用规则的依据。
三、公孙龙的解答
公孙龙的逻辑思想集中地体现在他的《指物论》与《名实论》当中。这两篇文章对名与实、名与名之间的关系问题作了简明扼要的论述，其中不仅将名称、概念与名称、概念所反映的对象加以彻底的划分，而且还对反映现实之物的名称、概念予以界定、规范，指出名称、概念在反映实物时应遵循的逻辑原则，除此之外，他还说明并论述了概念中的一般概念与具体概念的区别，其中充分体现了逻辑思想中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关系问题。
“大地与其所产焉，物也”(《名实论》)，构成世界的是物，是实体存在，这是公孙龙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石，同时，在他看来，世界上本来没有名称、概念，名称、概念只是在人们认识反映客观实在的时候才出现的，可是反过来，万事万物倘若不被概念所反映，那么，人们就不能称谓事物，不能相互交流，可见用概念、名称来反映事物是必要的。
物无不是用概念来反映的，而概念也必须反映事物，事物与概念存在对应的关系，但不是简单等同的关系。“物莫非指，而指非指”(《指物论》)，世上万物没有不是由概念来反映、指称的，但反映物的概念并不等同于概念所反映指称的物。比如，白马和马，它们都指称现实事物，但是概念“白马”与“马”毕竟不等同于现实中白色的马和具有马的特征的马，概念就是概念，而实物就是实物，将二者划分开来说明二者各有相对独立的一面。既然如此，为实物寻找合适的名称、概念和使名称、概念与其所指恰相对应，即在二者之间建立可靠的联系，便需要有一定的原则、规范。
公孙龙在他的《名实论》中，讲道：“物以物其所物而不过焉，实也。实以实其所实而不旷焉，位也。出其所位非位，位其所位焉，正也。”某物与反映某物的概念，在内容与范围上相等、相符，不超出也不缺少，这样便能做到不过、不旷而位其所位，这也就是“正”。再具体地说，一个名称、概念必须恰切地反映一个事物或一类事物，所以，有“彼彼止于彼，而此此止于此”(《名实论》)之说，也就是说，彼名仅限指称彼之实，此名仅限指称此之实；倘若一个名称既可指此，又可指彼，所谓“彼此而彼且此，此彼而此且彼”(《名实论》)，就无法正确地反映事物，从而人们在借名称、概念认识事物时便会出现混乱。只有在明确概念和实物之间的关系之后，遵循名称指称实物的这一基本的规则，人们才能正确地使用名称、概念来反映事物。
此外，事物有个别事物和作为一类的事物的区别，从而概念也有特殊概念和一般概念的区别。对此，公孙龙在《指物论》的后半部分里有所论述：“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指非非指也”，不存在不用概念反映的物，即言，物无不是用概念来反映的，概念并非不是概念，指称具体之物的概念才不等同于一般的概念。文中区分了物指(具体事物的概念)与指(一般的概念)，强调反映具体事物的概念与反映类的概念所涉及的范围是不同的，如同概念与实物不同一样，概念与概念也是不相等同的，白马与马，各自所指称与之对应的对象，其内涵与外延不相同，所以才有白马不是马的结论，这并不是什么诡辩，它恰恰是说明名与实不相等同的实例。
公孙龙的逻辑思想是自成体系的。本文所涉及到的主要是他在名、实的关系问题上的论述。“白马非马”论无非是要告诉人们，在名与实之间、名与名之间存在着差异，人们要反映事物，认识事物以及相互交流，必须借助于名；但同时，人们也必须对名称、概念与名称、概念所反映的现实之物以及名称、概念之间加以区分、界定和规范。公孙龙由《白马论》中客人的诘难开始，具体陈述了出现在名、实之间的显然而尖锐的问题，并进而将这一问题上加以探讨，提出尝试性的解答，将该问题上升到理论层面。他的这一具有开创意义的行为，“不但是名家思想的科学总结，而且对于后期墨家及当时的其他思想家也是个极大的刺激”，为其后人所借鉴、发展，在中国古代逻辑发展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