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立法及学界对传统意义上公司的定义是:公司是依法设立的从事经济活动并以盈利为目的的社团法人。以此为基础,大多数国家都规定公司设立时最低发起人为2人以上,有的国家甚至规定公司成立以后股东人数减少到法定下限就构成公司解散的原因。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公司形态的日趋多样化,一人公司逐渐从事实的公司形态发展成为法定的公司形态。自1897年英国以萨洛蒙诉萨洛蒙公司案(Solomon v. Solomon &Co. Ltd)确立一人公司独立法律人格开始,世界上已有美、德、法、日等国纷纷通过判例或立法形式肯定了一人公司的法律地位。这在某种程度上对传统公司法制度的一些基本理论构成了直接的挑战。在国际经济一体化及中国经济自身发展的要求下,对一人公司是否给予承认,如何进行规范,诸如此类问题都引起了国内法学界和司法领域的共同关注。

一、一人公司概述

一人公司(one-man company, one-member company)又称独资公司,是指股东(自然人或法人)仅为1人,并由该股东持有公司的全部出资或股份的公司,包括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1]。一人公司是一种特殊的公司形态,股东的唯一性和责任的有限性是其主要特征。一人公司在理论上可划分为形式意义上的一人公司和实质意义上的一人公司。形式意义上的一人公司,指的是设立时股东即为一人,或者设立时股东为二人以上但在存续过程中由于出资和股份的转让、继承、赠予等原因而致股东仅剩一人的公司;实质意义上的一人公司,则是指公司股东在人数上为复数,但实质上只有一人为“真正的股东”(Bona Fide Shareholder),其余股东仅是为了使公司在形式上符合公司法的规定或为配合真正股东的目的而充任挂名股东。在不承认一人公司合法地位的国家,实质意义上的一人公司在实践中广泛存在, 实际上这是当事人规避法律的产物,是在公司法不合理规定下的一种非正常的公司形态。由此在实质股东与挂名股东之间产生了很多不必要的纠纷与矛盾。一人公司获得承认肇始于英国1897年萨洛蒙有限公司案(Solomon v. Solomon &Co. Ltd)。自此,一人公司由事实上的存在走上立法的道路。最早以成文法的形式肯定一人公司法律地位的是1925年的列支敦士登制定的《自然人和公司法》。从西方各国的立法看,对一人公司的态度一般都经历了从禁止一人公司的设立,到逐步承认存续中的一人公司,一直到完全承认一人公司的合法性,不同的只是各国的具体规定有所区别而已。有的国家如列支敦士登、德国、日本、加拿大不仅允许设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而且允许设立一人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有些国家比如法国、比利时、丹麦等只允许设立一人有限责任有限公司;有的国家比如奥地利、瑞士等禁止设立原生型一人公司,但是并不否认继发型一人公司。

应该说,一人公司的存在与迅猛发展是源于社会经济发展对它的客观需求。首先,股东承担有限责任是一人公司产生的内在驱动力,而巨额资本的涌现为一人公司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传统公司在实际运行中往往使股东大会流于形式,沦为大股东操纵公司的合法工具,股东会的失效不仅使“所有与经营分离”形式化,而且也使公司的社团性趋于淡化。因此,这种传统公司内部制衡机制在实际运行中的变异实质上催生了一人公司的存在与发展。由于现代市场经济中存在着繁殖一人公司的适宜土壤,法律采取否认一人公司的态度,不仅无法取缔实质一人公司的存在,而且不能有效地规制一人公司,甚至可能造成公司法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和混乱,加剧一人公司的滥用倾向。所以,从列支敦士登于1925年率先以立法形式承认一人公司开始,许多国家或地区纷纷修改公司法或相关法律,先后不同程度地承认了一人公司的合法性。

　　二、一人公司对传统公司法的冲击

(一)对传统公司社团性理论的背离在传统的公司法理论中,建立在复数股东之上的社团性是其最核心的理论基础,在一人公司诞生之初曾引起法学界对其是否具有法人资格的激烈争论。后来随着经济发展对一人公司的需要和研究的深入,肯定一人公司的法人资格成为通说。为了解决一人公司与社团性的矛盾这一难题,理论界提出了“潜在社团说”和“股份社团说”,[2]试图将其本质表述为社团法人。但由于一人公司的固有特质与这两种学说在本质上存在着无法解决的矛盾,因此这两种观点都难以达到预期的证明效果。于是有人撇开公司社团性的困扰,提出了特别财产说,认为公司是由从一般财产(股东个人财产)分离出来的特定营业财产所构成,它是不受其成员人数多少的左右,在法律上独立承担责任的单位,该学说进而认为,所谓一人公司之实体,乃指公司之特别财产,能够独立承担法律责任,即指一人公司具有法人性[3]。特别财产说着眼于一人公司财产的特别性,没有在本质上对一人公司不是社团法人做出有说服力的论证,但它确已使得传统公司制度的社团性根基被极大的动摇了。这样,也就迫使人们不得不脱离社团法人的思路,对公司的本质作另外的思考。

从公司产生发展的轨迹中我们可以看出,任何类型的公司都是源于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而法律就是在对各种类型的公司的不断调整中适应经济生活的需要。现代公司诞生之初,由于当时个人资本累积不够厚实导致个人经营的资本能力有限,因此,经济发展对法人制度的集资功能要求强烈,所以早期各国的公司立法都很注重公司的社团性。后来,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资本累积的加剧使得一些个人和单个企业的资本力量不断增强,已具有了巨额投资的能力。法人制度所显示的从少数资金汇集成大宗资本的集资功能,对于投资者来说已经不断弱化。因此,社团性应随着时代的变迁及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事实上,公司作为法人组织,应着重强调其独立于出资人的性质,而不应一味拘泥于社团性的形式,正如有学者指出:公司的本质应当是独立人格、资本联合、有限责任以及财产所有与财产经营的分离的融合。[4]

(二)对传统公司法人独立人格的挑战

按照传统公司法理论,公司的独立人格是以股东与公司在财产、运营上的分离为前提的,而且公司法人责任的独立(即股东的有限责任)是以法人独立人格为前提的。这种分离首先表现为公司财产和股东财产的彻底分离;其次表现为股东的股权和公司经营权的彻底分离。由此可见,分离原则作为公司法人制度的基本原则,是公司法人人格与股东有限责任得以确立或存在的基础和前提。然而一人股东往往既是公司财产实际的所有人,同时又是公司的经营管理人或实际控制着公司经营管理的幕后指挥者,破坏了传统公司法人制度中的分离原则。在这种情下,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具有的相互制约机制无法发生作用,许多确保贯彻分离原则的许多规定,诸如资本多数决定原则,董事忠实义务责任,信息公开制度等都将面临巨大挑战,股东与公司很难真正的分离,公司的独立法人人格难以保障,一人公司的独立责任很可能会失去基础。从而对传统公司的独立人格及股东的有限责任理论提出了挑战。

三、我国新《公司法》中一人公司制度的不足及其完善

新《公司法》明确规定一人公司制度是《公司法》修订中的一个重大突破。新《公司法》第58条至第64条共7个条文对一人公司做出规定。其中大部分是对一人公司股东的防弊措施,也是对一人公司的法律规制。新《公司法》主要规定六大防弊措施:第一,更高的最低注册资本;第二,公司设立数量的限制;第三,名称披露的要求;第四,一人股东做出决议,必须采取书面形式,由股东签字后置备于公司;第五,法定审计,年终财务会计报告要依法经会计师事务所强制审计;第六,法人格滥用推定制度。为了保障与一人公司交易的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法律规定了一人公司的股东对于其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的独立性承担举证责任。如果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就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新《公司法》突破了公司的社团性,引进了一人公司,这是立法顺应经济发展客观需求的一大进步。然而这次修订毕竟还是阶段性产物,新《公司法》对一人公司可能存在的容易侵犯债权人利益的风险还未能做到足够的防范,在以后的立法中尚需加以完善。

(一)完善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

按照新《公司法》关于公司法人格滥用推定制度的规定,只有在一人公司的财产独立性问题存有疑问时,才能适用公司法人格滥用推定制度。笔者认为,该条规定具有片面性,难以追究其他情况下出现的股东滥用法人格时一人公司股东的连带责任,对债权人的利益保护力度不够。按照传统《公司法》理论,公司法人责任的独立是以法人财产的独立和法人人格的独立为前提的,法人的财产独立,主要是指股东与公司在财产上的分离。而法人人格的独立则要求法人有独立的意思机关,能够表达自己的独立意思,即法人能够拥有自己的独立意志,不受他人意志支配。[5]从这个意义上说,法人承担独立责任不但要求法人有自己独立的财产,同时要求其具有独立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