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例子在陈寅格著作中不胜枚举，如《柳如是别传》对钱谦益的评论。钱氏始为东林党魁，后又逢迎马士英、阮大械，南明王朝倾覆时投降清庭，名节有亏，以至于士林史乘有“自汉唐以来，文人之晚节莫盖，无如谦益之甚者的恶评。
陈寅格并不否认这一点，但他主张作具体分析，钱谦益的“污点”降清，也是因“其素性怯懦，迫于事势所使然，若谓其必须始终心悦诚服，则甚不近情理’。钱谦益、柳如是在南明王朝苟延残喘之际，每天“阮意游晏”，陈寅洛也不否认，但他分析，钱谦益与阮大械同为文学天才，两人也有“气类相近”的一面，且柳如是和阮大械皆能度曲，其中也不乏“赏音知己之意”，不必只以“谦益凯相位”一单一方面来看待。
四、从文化的视野观察文学
文化问题是陈寅格学术视野的重点。他认为要以中华文化为本位，对中国固有的文化、思想、传统采取同情的理解的态度。
陈寅格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劈头就提出:
“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
这一命题是针对当时(五四以后)对传统文化持激烈的批判的态度而言的。陈寅格认为只有先理解了，才能谈到批判。这实际上概括了今天的研究者对古人的著述所应采取的审慎态度，这种态度贯穿于陈寅格的全部著述之中。
陈寅格对韩愈“以文为诗”特点的评析，就鲜明地体现出他宽广的文化视野和敏锐的学术洞察力。众所周知，韩愈诗歌语言有散文化的倾向，对此，人们通常从韩愈“好奇尚异”的美学追求和重主观抒情这两方面去寻找原因。而陈寅格却能另辟蹊径，提出新说。他认为韩愈尽管攘斥佛教，但也涉猎佛典，其思想体系及文学创作都或显或隐地受到佛教义旨、佛教典籍的影响。就语言表达特点而言：
“佛经大抵兼备‘长行’，即散文及揭颂即诗歌两种体裁。两体辞意又往往相符应。考‘长行’之由来，多是改诗为文而成者，故‘长行’乃以诗为文，而揭硕亦可视为以文为诗也。……退之虽不译经揭，但独运其天才，以文为诗，若持较华译佛揭，则退之之诗词皆声韵无不谐当，既有诗之优美，复具文之流畅，韵散同体，诗文合一”。
这段话涉及到了韩愈的“以文为诗”与佛经文体的关系，实际上包含着韩愈的以文为诗受到佛经文体影响这一层意思。
陈寅格的《元白诗笺证稿》还以元镇对崔莺莺始乱终弃的史事为例，研究了在士大夫阶级升降过程中道德标准的矛盾状况以及不同士人的不同态度。陈寅格说:
“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嫂之间际，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
由此可见，陈寅格对唐代新兴进士阶级和社会风俗的剖析，已超越了对一个朝代的文学，或是具体作家作品狭义的文学史的笺证，而成为了有广阔视野的文化阐释。陈寅格根据当时各社会集团的转移升降、道德标准与民风士习的错杂演变，来探索社会变革时期的价值标准的变迁，由此来展现一个时代的主要潮流，体现了陈寅格文化阐释与文学批评中的超前性的现代意识。
在晚年的著作《柳如是别传》中，陈寅格又一次从中国历史文化的角度论述说:“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郑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可见，陈寅格所弘扬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本质是中华民族原本固有的自强不息的精神，是对中华民族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渴盼。
如果历史的发展能如陈寅格所希望的那样，既有大师巨子来转移一时风气，又有对外来文化及传统文化的正确吸收改造，则中国文化的前途在他看来自然是比较乐观的:“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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