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何桂平     

论文关键词：闻一多  海子  基督教  诗歌风格
　　论文摘要：闻一多和海子，相隔半个世纪的两位诗人，因为不同的民族使命，都曾走近基督教，在宗教里寻找出路。虽然结果不尽如人意，但基督教对他们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半个世纪的时光交错中，闻一多和海予都以独特的诗歌风格，给文坛留下了坚实的背影。虽然两位诗人风格迥异，但血脉里的民族使命感却让两个人有了相似点。闻一多，在现代中国国难当头之时，要为中华民族寻找自救之路：海子，在当代中国诗歌迷路之时，要为诗歌找到一条自新之路。

于是，两个人都曾走近基督教，在中外文化的激烈碰撞中，两个人都经历痛苦挣扎。虽然最后闻一多选择了离开，海子选择了进一步走近，但都是使命感的一种升华。
　　海德格尔说：“信仰乃是在通过十字架上的受难者启示出来的，即发生着的历史中以信仰方式领悟着的生存。作为一种信仰，基督教是西方文化政治的根基之一，要想了解西方文学，就必然要接触基督教。因而大凡向西方伸出探寻触角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或深或浅地受到了基督教文化的影响。
　　上帝之子耶稣被钉十字架，用自己的宝血为人类洗清罪恶，这伟大的牺牲精神和救赎精神感动了许多具有民族责任感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基督教教义中的爱、信、忏悔等意识也滋养了他们的灵魂世界。中国现代作家中有的出身信教家庭，如陈梦家、冯至：有的曾就读于教会学校，如冰心、梁宗岱；有的曾留学西方，置身于浓厚的基督教文化氛围中，如胡适、徐志摩、艾青。虽然他们大多没有加入教会，但对基督教的基本价值观念均有相当的了解和亲近。陈独秀认为“中国的文化源泉里缺少美的、宗教的纯情感，是我们不能否认的，不但伦理的道义离开了情感，就是以表现情感为主的文学，也大部分离开了伦理加上情感的(尊圣、载道)、物质的(记功、怨穷、诲淫)色彩，这正是中国人堕落底根由”， 呼吁中国新文化建设应该吸收基督教文化的核心观念，主张人们“直接去敲耶稣自己的门，要求他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与我合一”。许正林说：“在陈独秀看来，要在冷酷黑暗污浊中拯救中国国民和文化向世界前进，就必须寻找一种新的信仰，即把西方基督教中耶稣崇高伟大的人格和热烈深厚的情感培养在中国国民的血液里，也就是把那些崇高的牺牲精神、伟大的宽恕精神、平等的博爱精神培植在人们心里成为一种国民素质。”当文学家把基督教文化融合在自己的人生和作品中，也自觉地承担起改造国民素质的重担。“当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一开始就背负起‘改造民族灵魂’的沉重的‘十字架’时，就决定了宗教与启蒙者以一对富有悖论意义的文化意识在中国知识分子理智领域与中国文学情感世界的结合。”冰心信仰的“爱”、郭沫若宣泄的“复活”，郁达夫袒露的“忏悔”、徐志摩流露的“感伤”、艾青赞美的“光”等等，都是中国知识分子们从基督教文化里吸取的营养，是“理智领域”与隋感世界”的结合，“不仅为自我也为民众寻找一种行动力量和价值尺度。
　　弗莱在《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中说：“《圣经》中充满着喻，而且尽管它实际上不是文学著作却尽可能做到了涛体化”，无疑弗莱认为圣经是诗化了的具有文学性的宗教著作。所以，《圣经》丰富了中国文学的语言，尤其适应五四新文化运动大潮中“提倡白话文”的口号。许多作家的文学语言有欧化倾向，而且还大量借用或化用“上帝”、“十字架”等基督教意象，传达基督教精神和情怀，拓展深化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主题，给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新维度。
　　周作人在《圣书与中国》中说：“马太福音……预计他与中国新文学的前途有极深的关系。”果然，不仅远在“五四”时期，就是近在当代，基督教文化对文学的影响也是很深的。
　　孟宪爽在《基督教文化对新时期以来文学的影响》一文中谈到基督教文化对新时期以来作家的文学创作影响主要通过四种途径：“一是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介。西方一些有基督教文化背景的作品如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和卢梭的《忏悔录》，他们对世界、自然和人类的认识和看法影响了很多作家的创作；二是现代文学中基督教文化传统。新时期以来的作家不可避免地吸纳了他们的文学传统，在作家的创作中也体现了基督教色彩：三是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现状。新时期以来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日益活跃，信徒增多，一些作家甚至皈依了基督教，如北村、余杰等；同时，中国教会逐步开始了与各国教会的友好交往和互访活动，加强了与世界基督教徒的联系和理解，基督教文化不可避免的成为作家笔下表现的对象。四是神学思想的建设得到了加强。大量神学书籍得到了译介、编著和出版。刘小枫为代表的文化基督徒对基督中国化和中国化基督的研究与思考。刘小枫在《走向十字架的真》、《圣灵降临的叙事》等展开了传统文化与神学的对话，对汉语神学进行了探讨，基督教学术研究开始影响更广泛的文化领域。”因此，在安妮宝贝的《莲花》、王蒙的《十字架上》、余杰的《香草山》、舒婷的《最后的挽歌》、罗撷白的《被上帝遗弃的女儿》、莫言的《丰乳肥臀》、北村的《消灭》、张清平的《林巧雅》、周成平的《妞妞》等作品中，都可以找到圣歌或《圣经》原文的踪迹。可见基督教文化在当代的影响。基督教文化提供的价值观念也为新时期以来作家的价值观的建构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和思考的方式，“在传统文化世俗之爱基础上，融入了基督教文化提供的神之爱：批判是文学担负的使命，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下，作家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原罪，体现了对道德批判艰难的超越；在价值指向上，基督教给我们提供了建立在上帝信仰之上的终极关怀”。
　　总之，无论是基督救赎牺牲精神的感召、爱和忏悔的引领，还是圣经词汇的借用、圣经故事的化用，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现当代文人们身上都投下了自己的影子，而这影子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衍变成一个耀眼的不容忽视的光环。无论是冰心、郁达夫、徐志摩、闻一多、陈梦家、艾青，还是穆旦、绿原、曾卓、顾城、舒婷、海子、伊蕾，都在自己的作品中表达他们对基督教的思考，用基督教的观念反观和体认世界。
　　闻一多，在清华读书时曾参加“上社”，曾连日读《圣经旧约》，并与同学讨论教义的事，1921年接受基督教洗礼。作为西方政治文化根基之一的基督教，进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视野，和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很大的冲击。对这一现象，刘小枫解释道：“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与民族自强问题的交织，文化民族主义一直是汉语知识分子的个体信仰寻位的潜在规定。”闻一多也不例外。闻一多是个爱国者，儒家传统的浸淫使他在骨子里有救国救民的使命感。闻一多在寻求救国之路时，注意到了宗教问题。他认为，一种健全的民族精神必然与宗教精神分不开，而中华民族的衰败正在于缺乏一种真正的宗教精神。在他看来，这种宗教精神指民族凝聚力、真善美的意识、崇高信仰与向上意志。他说：“你没有灵魂，没有上帝的国度，你是没有国家观念的一盘散沙，一群不知什么是爱的天阉，(因此也不知什么是恨)你没有同情，也没有真理观念。”闻一多对中国人缺乏宗教精神扼腕叹息。在闻一多看来，宗教具有唤起人潜能的力量，即人的意志力。这种强烈的意志力来源于人的生命意识，就是他所说的“生的意识”。同时他还认为，宗教，对于一个民族、国家的振奋更为重要。他说：“往往有人说弱者才需要宗教。其实是强者才能创造宗教来扶助弱者，替他们提高生的情绪，加强生的意志。就个人看，似乎弱者更需要宗教。但就社会看，强者领着较弱的同类，有组织的向着一个完整而绝对的生命追求，不正表现那社会的健康吗?因此，他之所以走近基督，是为了提高国民性。而基督为众生钉死十字架的殉道者形象和救赎精神，也让有着强烈爱国意识的闻一多坚定地走近基督。
　　但是，闻_多到美国留学后，却对基督产生了怀疑、动摇。自己初涉婚姻之河的烦闷，留学求生的遭遇，种族歧视，贫富对立，朋友卢君因感情生活不如意而精神失常，朋友孙君因不得志而投湖自尽，种种残酷的现实让他思考生与死，生了一场大病，甚至“要发疯”，他对上帝产生了怀疑，逐渐失去了基督信仰1922年9月24日致吴景超的信：“我坐在饭馆里，坐在电车里，走在大街上的时候，新的行色，新的声音，新的臭味，总在刺激我的感觉，使之张惶无措，突兀不安。感觉和心灵是一样地真实，人是肉体和灵魂合并而成的。”他在1922年12月4日致吴景超信中还写道：“来信谈及生死问题。这正是我近来思想之域里的一阵大风云。
　　我近觉身体目衰，发落不止，饮食不消化，一夜失眠，次日即不能支持。我时时觉死神伸出瘦削的手爪在我的喉咙上比画，不知哪一天就要卡死我了……我要享乐，我要创造。创造将要开始，享乐还没有尝到滋味，就要我抛弃了生命到那不可知的死乡去，我怎甘心呢?……我丧失了基督教的信仰，但我还是个生命之肯定者，我的神秘性mysticism还存在，所以我还是有宗教的人。”闻一多这些时而高亢时而低沉的反应，可见他内心世界的极端矛盾痛苦。而最终让闻一多从痛苦中走出来的是他对艺术的信心。既然基督已经不能救人救民，只能另寻出路，他认为艺术可以救他。他“在考虑生死问题时，接受了现代西方哲学的影响，尤其是曾使20世纪的文人和哲学家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的叔本华和尼采等思想家的哲学。尼采认为，要解脱人生的痛苦，有一条途径，就是用艺术来拯救人生”。后来他又相信“国家主义”，认为进行政治改良是一条救国之路。他在1924年6月14目给家人的信里说：“近者且屡思研究美术，诚足提高一国之文化，为功甚大，然此实事之远而久者。当今中国有急需焉，则政治之改良也。”由此看出，闻一多认为爱国的根基是文化，实现民族理想的手段是政治。闻一多表面上离开了基督，走向艺术救国的道路，甚至一度陷入国家主义的误区，但核心没变，是从救世与否出发，那就是寻找救国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