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亚太区域经济组织的合作研究_论文发表网-光明论文中心

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世界经济贸易的发展主流。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融入世界经济环境中以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仅靠一国自身的实力不仅无法扩大国际贸易，争夺国际市场，而且还有可能受到不同程度的排挤和孤立，只有一个拥有强大而广阔市场空间的经济体在国际规则的谈判中才能以区域为依托拥有更大的决策权。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中已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中国在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过程中尚未成为主角，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还不大，中国在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也绝不能游离于区域之外，必须适时地利用好区域经济合作来扩大市场范围，重点应加强与亚太地区经济组织的合作，从而能够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地缘优势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用“近水楼台先得月”来形容最为贴切、形象。地理位置的靠近给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带来极大的便利，可以大大降低谈判、物流等交易费用，同时地缘接近的地区通常都具有较为接近的历史文化背景，为彼此之间的经济融合降低了难度，易于经贸关系的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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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处亚太，与亚太区域组织的合作是中国的首要选择和重心，本文重点分析中国在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时的策略选择问题：
　　一、努力促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
　　东盟即东南亚国家联盟，1961年7月31日成立，由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文莱等10个国家和地区组成。东盟的成立虽然在形式上推动了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但作为一种南南型的合作组织，远不及南北型一体化组织，在对其成员国经济贸易发展方面的作用并未像欧盟及北美地区那样明显。因为其内部市场比较狭小，贸易水平不高，较紧密的分工合作不易形成且一体化政策难以在各国之间协调，形成同盟后的贸易转移效应较大。尤其是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其表现差强人意，区域成员国金融体系崩溃，几乎同时陷入经济瘫痪。所有这些诱因都使得东南亚地区试图通过区域内的经济合作来共度难关。从而在2000年举行的领导人非正式会晤中初步建立了中、日、韩三国与东盟十国之间进行合作的框架，即著名的“10+3”区域合作框架。
　　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在经济水平上有一定的梯度性，相互之间既可有水平分工，也可有垂直分工。中国可根据不同国家的资源禀赋采取不同的结盟策略。
　　中国与最初的东盟五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同是工业品制造国，应该通过产业内贸易扩大分工和贸易范围，以及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主要分为两类：一是要素投入相同，但最终产品不同的异质产品交换，如中国出口家用电器，而东盟国家出口工业电子产品，表现为产业内的“产品差异化分工”；二是异质的中间品之间的交换。如电器零件、空调零件、汽车零件等，表现为“企业内的生产工序型”分工和“零部件专业化”分工。这种产业内合作未来的发展将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货物贸易形式，更多的将是开展国际直接投资，将要素禀赋优势通过跨国公司这一组织形式转变为差异化和规模化优势。一方面可以省去从事国际间贸易的中间成本，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跨国公司的内部协调提高效率，使其成为企业进行国际分工链条上的一个环节。此外，这种产业内贸易的分工对国内产业还会形成一种竞争性激励，通过跨国公司的发展刺激企业的危机感和紧迫感，从而达到国内产业全面升级的目的。
　　中国与东盟其他提供初级产品和能源的国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贸易互补性，例如，中国在食品及主要供食用的活动物此类农产品方面对印尼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但同时在非食用原料以及动植物油、脂及腊等初级产品方面具有明显的竞争劣势，文莱是重要的石油生产国，印尼天然气资源丰富，铜、锰、铝等有色金属的探明储量也十分可观，马来西亚生产石油，是世界棕油大国等等这些都为双方利用比较优势进行国际贸易分工奠定了基础，通过在这些国家采购我国紧缺的能源，一方面可以实现我国能源的低成本供给；另一方面还可为在当地进行直接投资的中国企业实现直接供给，即国内贸易企业在当地就地开采就地出售，而当地的跨国公司只需支付境内运费便可获得生产用能源的供给，使中间成本大大降低。
　　另外东盟地区优越的自然环境也为中国与东盟开展旅游等服务性行业的合作奠定了基础，这里气候宜人、风景秀丽，是世界著名的风景旅游集中地之一，而且东盟各国都没有在“服务、收入和民间转移”方面占主导地位，因此应抓住机遇，加强合作。
　　二、充分利用亚太经合组织（APEC）高层会晤
　　 APEC于1989年成立，是一个涵盖了东亚、北美、拉美以及大洋洲不同发展水平、不同文化背景和社会制度的二十几个发达与发展中国家的区域性合作组织，其诞生和运转都具有明显的区域间利益制衡的色彩。APEC的成立，实际是对东盟、欧盟以及NAFTA等区域经济组织的升级，是对经济全球化的深一层推进，它不仅拓展了经济合作在地域上的跨度，同时还促进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间的合作。但这也就决定了APEC在运行上的困难。
　　 APEC的成员国基本涵盖了东盟的主要国家，因此中国在参与APEC时，可利用与东盟各国的合作巩固和加强中国在APEC中的地位。在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成员国合作时，可充分利用APEC所提供的合作机制和贸易投资自由化体系，从这些发达国家获取市场、技术、资本等战略性资源。一方面通过技术贸易获取发达国家的“硬”技术优势，另一方面也要大胆的开放国内市场引进FDI，通过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独资等方式将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引进来”，最大限度地发挥FDI的技术溢出效应，获得其在管理方式、运作方法、营销宣传等方面的“软”技术，带动国内产业的技术升级和国内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同时我们也要积极地“走出去”，利用APEC所提供的优质平台，在组织框架内尽其所能的拓展市场空间。中国在过去的国际交往中，与中南美洲的贸易往来不够频繁，而中南美洲许多国家都是FTAA的成员，为FTAA组织的核心——美国和加拿大进行市场供给，这些国家间微妙的关系为中国提供了良好的国际发展机遇。中国与中南美洲的很多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甚至高于其中一些国家和地区，彼此间的合作潜力巨大，APEC为中国首脑同中南美洲各国首脑会晤创造了机会，加强了双方首脑之间的合作磋商，中国应利用这一组织广泛的与中南美洲各国建立双边贸易关系，通过将产品输往中南美洲国家或是利用FDI在中南美洲地区利用当地的农、副产品资源进行产品加工，进而打入北美市场，这样不仅可以避免北美地区有针对性地对中国产品发起的反倾销，同时还拓展了中国产品的市场空间。
　　三、注重加强与中亚和西亚各国的双边合作
　　中亚和西亚地区自然资源丰富但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且多数国家政局不稳，金融体制不健全，虽然与中国同样具有地缘上的优势但在当地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政治、金融风险较高，需要熟悉与当地政府的合作方式，首先加强与各国的双边合作。中国在参与这些地区的经济合作时，主要以国内垄断性行业的能源和资源购买为主，以这些地区的能源购买来供应中国在东盟和APEC地区的生产所需。通过这种能源贸易为长期经济合作奠定基础，也为中国企业的进入当地市场，与当地政府合作提供可供借鉴的经验。此外，也可利用技术出口、国际租赁贸易、国际工程承包及劳务合作参与这一地区的经济，还可以通过BOT合同（Build-Operate-Transfer），在官方达成协议后在当地进行基础设施及公共项目的建设。不仅可以给国内工程承包企业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和市场空间，同时还可实现中国对这些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援建工作。
　　四、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未来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加速了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中，1991年加入亚太经合组织；1996年成立亚欧会议（包括欧盟25国，东盟10国，中、日、韩及欧盟委员会）中国为创始成员； 1997年开始东盟10国与中、日、韩的10+3合作；2001年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包括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基卡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中国为创始成员，同年加入《曼谷协定》；2002年签署《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2003年签署《中国-泰国水果蔬菜零关税协议》，《中国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中国内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同年签署《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开始进行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研究工作；2004年起分别与南非关税同盟、海湾合作委员会、智利、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开始进行自由贸易区的谈判。
　　由此可见，中国已积极参与到各种区域性经济组织中，不仅扩大了市场范围、能源供给范围，同时还得到了以地区为依托的国际经济活动中的谈判能力。中国在未来的区域经济合作中，应以不同的角色参与到各区域经济组织中：将大中华地区（CEPA）作为参与全球经济竞争的坚实后盾，将与东盟的合作作为参与其他组织经济合作的核心，从非洲及中亚、西亚地区购买能源，在“东盟+3”组织内进行生产，开拓欧美市场。
　　中国要想在区域经济合作中获得更大的利益，就必须使所参与的区域经济组织实力壮大，经济水平更高。中国除了要通过自身在亚洲的大国地位利用外交手段来促成地区间的和平，还要加强自身经济实力的建设。例如在东北亚地区的合作中，中国与俄罗斯、朝鲜、蒙古国等国家的贸易交往中就需要强大的物流体系作支撑，需要政府对边境贸易的手续进行简化，加强多式联运建设，使边境贸易能够以最高的效率最快实现。
　　国家在鼓励企业利用区域经济合作的有利贸易条件，积极参与区域性跨国经营时，也要给与企业配套的保障措施，例如，银行体系应为跨国投资的国内企业提供尽可能的金融保障，为外贸企业提供银行信用担保；而对于来华投资的国外跨国公司进行严格的审查，保障其对国内产业不造成损害。国家商务部、各省市地区的经贸部门也应通过官方渠道为企业提供及时可靠的商务信息，降低在国际贸易及跨国经营中的宏观因素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