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区体制模式建设的问题和对策研究_论文发表网-光明论文中心

一、我国开发区体制模式的现状
　　我国开发区的体制模式最初的设计是在1984年，目的是在小区域内建立市场机制，因为在当时存在着意识形态保守、法制环境薄弱、基础设施环境差、对待市场主体的态度官僚化、人治文化泛滥等问题的状态下，当时的开发区建设有着独特的优势。企业要想发展，就必须屏蔽干扰，而在当时，开发区是最好的保护伞，好像在沙漠中的绿洲。所以那时的开发区体制设计具有极强的自主安排特点。表现为政府和企业的混合运作、职能上的强授权、行政及级别上的高层次、财力及资源上的超级安排、地方政府的直接保护、减少社会性管理负担以及解脱对权利机构的定期汇报义务等。我国的开发区基本上都属于这种体制模式，包括第一批开放的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等14个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批开放的营口、长春、沈阳、昆山、温州等17个开发区，还包括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出现的高新技术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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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区的竞争力体现在交易速度、综合成本、服务水平、载体提升、可持续能力等方面。我国的开发区主要通过加快交易速度、降低综合成本、提高服务水平来提升竞争力，而不注重载体提升和可持续能力的提高。
　　高级开发区的管理机构的层次是地厅级设置，其领导人地位甚至高于该城市所辖区县。开发区的高级别干部设置使开发区的管理当局直接面对一线的招商、建设和服务工作，直接面对企业。与同层级一般行政区区域比较，这种层级设置工作力度自然很大，对协调一线矛盾、屏蔽外部环境干扰、获取政府高层信息等，都有直接帮助。而且，开发区在产业投资、审批、城市规划、土地管制、环境管制等方面，都有省一级的权利，很多超过了所在城市。我国开发区的这种高级别干部配置和高管制授权安排，极大的简化了审批层次、减少了中间环节、提高了交易速度、优化了投资环境；在这种体制模式下，开发区成本主要指劳动力成本、土地价格和管制成本。开发区离母城较远，劳动力的流动以及社会保障管制相对宽松保证了劳动力低价格的实现。而中央财政高强度返还形成的补贴、滚动开发和基础设施质量的相对低水平以及新型区域的低价区位，则保证了土地低价格的实现。在保护伞的职能下，减弱管制强度和简化管制程序则有利于低管制成本的存在：服务水平和质量的提高，是开发区最重要的工作，在这种体制模式下，开发区通过“亲商服务”和“一站式服务”，来减少服务环节、缩短服务时间、提高服务水平、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我国的开发区往往不注重载体提升和可持续能力的提高.载体升级包括载体开发，载体建设和管理的规模化、人性化，提供特殊的产业共享措施。可持续能力是开发区竞争力在另一个角度的体现。可持续能力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即综合财产、载体存量、项目存量、体制能力和环境可持续能力。载体升级和可持续能力的缺位，使政府强授权体制下的开发区处于较低层次的竞争水平，而且竞争力水平也不能持久，只是在短期内有竞争力。
　　二、我国开发区体制模式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分析
　　 1、投资主体单一，载体水平低
　　我国开发区的启动和开发体制中，政府是开发区的投资主体，资金来源少，载体开发水平低。除了苏州工业园区实施了“基础设施先行”的战略，其它的开发区的启动和开发大多以“借贷滚动”的模式进行，存在初期投资少，规模小，基础设施不完善等弊端。开发区的小规模，制约了开发区进一步扩张的空间，使开发区的交通状况恶化，地价攀升，提高了企业的综合成本，恶化了投资环境。低水平的基础设施必然不能满足园内规模扩张和高科技企业发展的需要，后期补偿往往伴随着就地改造和二次投入。
　　 2、开发区的管理体制不健全，透明度差
　　我国开发区中，政府直接参与了开发区的规划、开发、管理、招商、服务和创新的全过程，过多的管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开发区的发展。开发区的管理体制，“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甚至是“三块牌子，一套人马”，导致了政企职能不分。而且，因为开发区的领导不注重体制的透明行，只注重承诺。这种暗箱特点的体制行为，必然表现为领导的“个人英雄主义”。
　　 3、园区内的创新机制不健全
　　我国开发区体制模式下的创新网络，政府往往越俎代庖，企业的主体地位得不到显现.从下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国外，开发区内部的创新网络最重要体现在企业与大学(研究机构)之间的关系，而在我国，却更多的体现为政府与企业、金融机构、大学研究机构等各网络结点的关系。导致区域内通过产业网络和社会网络进行知识、信息扩散和转移的速度比较慢，区域网络的整合能力和创新能力亟待提高，产业区的创新空气难以形成。

　　三、我国开发区体制模式转换的对策分析
　　正对上述问题，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1、改变观念，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开发区体制模式
目前，一个争相建立中国硅谷的热潮正在全国兴起。从报刊上披露的情况看，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合肥、西安、武汉等十几个城市己经先后提出在今后5年或10年时间内建成“中国硅谷”、“西部硅谷”等目标。硅谷的成功在于它是创业企业的栖息地，其特殊优势为:有利的游戏规则，很高的知识密集度，员工的高素质和高流动性，鼓励冒险和宽容失败的氛围，开放的经营环境，与工业界密切结合的研究型大学，高质量的生活，专业的商业基础设施(包括金融、律师、会计师、猎头公司、市场营销以及租赁公司、设备制造商、零售商等)。在信息时代，许多编码化的知识，比如专业化的商业基础设施，随着商品的国际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加速，这些编码化知识可以迅速的扩散和被模仿。而融入在内的社会化环境的结合经验类知识，如当地特有的文化特征和企业家精神，却难以被模仿或复制，只能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转移。这正是高科技的硅谷地区内的创新空气难以被模仿的重要原因所在。
　　硅谷不是计划造出来的，硅谷也不可能产生于僵化的体制，发展高科技，最重要的是有一种能充分发挥人的创造力的体制和文化，用以造就创业者的栖息地。我们必须考虑怎样才能创建这样的环境。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环境的差异注定全盘的移植是不可能成功的，但是硅谷建功立业的基本原则，即为企业活动创造有利的条件则是普遍适用的。我们应该把这些基本原则同中国当前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建立起属于中国的“硅谷”。中国创业企业的栖息地起码应当具备四个基本要素：高素质专业(技术和商业)人才的集聚，广阔宽松的创业空间，良好的法治环境，充裕的资金。要牵“牛鼻子”，不要“抬牛腿”。
　　 2、尽快建立和完善风险投资机制，完善资本市场
　　风险资本提高科技发展的“经济引露”，对创新企业的资助将会极大的缓解企业资金不足、筹资渠道单一的情况。在硅谷，风险资本可分为天使资本，创业投资基金和战略投资基金。与国外风险资金多渠道的资金来源相比，我国的风险投资机构和组织基本上都是政府办的或是政府直接资助的，这些风险投资机构在资金启动速度和资金势力方向具有较大优势但也存在着机制僵硬、效率低下、盲目决策的弊端。因此，政府应该考虑把创办风险投资基金的机会向民间机构开放，并鼓励那些有条件的民营科技大企业进入这一领域。同时，积极培育一批高素质的风险投资家队伍，使那些既有科学技术、市场、金融等综合知识，又有管理经验的人进入到风险投资机构，以提高风险投资的成功率。另外，风险投资的基金，依赖于资本市场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而像美国NASDAQ那样的“二栖市场”的建立为风险投资的成功退出，提供了最佳的场所，也为企业在风险投资退出后，进一步上市筹资，拓宽了基础.我国也应该尽快的建立“创业板”市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为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动提供充裕的资金。
　　 3、发展制度创新环境
　　 “中国硅谷”的发展要“制度重于技术”，制度障碍是阻碍我国开发区发展的最主要的因素。当前，我国开发区进行的是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和科教体制创新改革。
　　明晰产权界定一直是困扰着我们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基本问题。例如，四通明晰产权拖了11年，联想迈出第一步也花了三年。企业产权不明晰，严重影响了企业的管理、生产乃至分配各环节的效率，严重影响了企业家到普通员工的积极性的发挥，也阻碍了资产的流动。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就要按照投资主体多元化，法人治理结构规范化的原则，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并建立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引入股权参与、利润分享等体制创新方式，增强企业对科技人员、管理人员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另外，政府在吸引海外留学生回国创业时，应该把重点放在培育创业环境上，而不是薪酬上。通过允许留学上回国创办高科技企业民营企业、技术入股，企业可以自由转让、公司可以比较方便地在境内上市等一系列政策，创造一种能充分发挥人的创造力的体制和文化，用以造就创业者的栖息地。
　　四、结语
　　本文所提出的我国开发区体制模式的转换是在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开发区体制模式建设的经验之后，结合我国开发区的特点，分析了我国开发区体制模式建设中所要解决的问题的基础上得出来的。概括的讲，我国开发区体制模式的转换就是要从政府强授权的体制模式向市场体制模式的转换，在开发区中，要进一步减少政府的行政干预，突出市场和企业的主体地位。至于其中具体的制度设计，这也是笔者未来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