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创新是当代国际金融界最重要的发展趋势，是金融结构提升和金融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金融创新又以金融工具创新为核心内容，金融衍生工具的不断涌现改变了整个金融领域的面貌。衍生工具是其价值取决于另一资产或参考利率或指数价值的一种金融工具（或一种合同）。实际中主要运用的金融衍生工具包括远期、期货、期权和掉期等，这些衍生工具在金融市场上发挥着管理风险、发现价格、提高交易效率等功能，带来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一般来说，金融衍生工具通过预测利率、汇率、股价、商品价格等的未来走势，采用支付少量保证金或权益金签订合同或者互相交换不同金融商品等方式进行交易，具有虚拟性、杠杆性、风险性的特点。
衍生工具从合约开始到最后清算交割，期间不发生实际资金流动，现货市场价格变动会给合约持有者带来损益，合约平仓或交割前的损益是否要在相应的会计期间确认，存在不同做法。英国、日本适用损益实现原则，不对合约期内未实现的损益征税，只有到合约终了损益通过市场交易实现后，才予以确认。这种方法简便易行，但会刺激纳税人推迟所得实现时间，达到避税目的。而市场计价原则要求纳税人在每一纳税年度末，计算该年度未实现的损益并征税，美国采用这种方法。但这种方法也有问题：首先，合约存续期间价值变化都要作为税基征税，存在未实现收益纳税后最终未实现的矛盾：其次，按市值调整课税有悖传统所得税制，需要制定一些特殊规定；最后，有些流动性差的金融工具难以取得可靠的市场价格。除上述两个原则之外，还有研究者提出，在对冲交易获得收益时可以确认衍生交易损益的匹配原则和衡量衍生工具期望收益的修正实现原则，来确认衍生工具课税的会计期间。
二、建设我国金融衍生工具税制的一些思考
当前我国税制中适用于金融保险业的税种主要有营业税、所得税、印花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等税费，对货物期货征收增值税，暂不征收资本利得税。涉及的金融机构主要包括银行、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保险公司等，涉及的业务基本为传统的银行、证券和保险业务，新出现的创新金融业务主要沿用既有的相关税种、税目、税率，并以国家税务总局具体问题具体批复的形式进行详细规定。比如曾以国家税务总局批复的形式规定金融企业外汇转贷中发生的掉期业务可按照“转贷业务”征收营业税；以岭澳核电有限公司为例，同意公司为降低外汇风险，开展保值交易，进行超远期外汇合约买卖收益的确认，按已交割部分外汇合约实现的损益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随着我国金融衍生工具的开发应用，相关税制建设要侧重于促进市场发展的功能定位上，根据衍生工具的性质和特点，落实印花税、营业税、增值税、所得税、资本利得税等税种的恰当征收。
现行税法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书立、领受应纳印花税凭证的单位和个人，都是印花税的纳税义务人，应当按照规定缴纳印花税。因此遵循惯例，衍生合约的签发可以作为印花税的征税对象。税法规定对买卖、继承、赠与所书立的A股、B股股权转让书据，由立据双方当事人缴纳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衍生合约交易也可以类比征收交易印花税，通过增加交易成本抑制投机性交易，但税率设定必须适度，过高就会从根本上伤害到交易，同时要慎重征收基础资产交易税，防止对衍生交易造成冲击。金融机构买卖衍生工具属于金融商品转让，应比照其从事外汇、有价证券、非货物期货买卖业务征收营业税，与衍生交易相关的经纪业务、结算业务等同样类比征收营业税。营业税征收中的难点是对不同工具、不同业务营业额的确定，应该坚持参照基础交易，灵活分拆组合，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营业税的税率设定要体现政策对衍生工具交易的支持和控制。对金融机构和投资者（自然人和法人）从事衍生交易所得征收所得税是顺理成章的，转让衍生合约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应纳入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征收范围。我国目前尚未征收资本利得税，根据衍生交易参与主体和交易风险的特殊性，可以考虑对其征收资本利得税。征税过程体现出对投机交易与套期保值交易的区别对待，引导新兴的衍生工具市场朝规避风险、提高市场效率的方向发展。
衍生工具税制建设还需要考虑外资金融机构的税收待遇问题。当前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与营业税已经统一，未来与衍生交易相关的税收政策制定，应继续遵循平衡税收负担，促进公平竞争的原则，既要充分利用外资金融机构的经验优势和鼓励它们的参与积极性，又要防范战略地位和经济资源被他人控制。协调国内外衍生交易税制中纳税义务人、计税依据、应纳税额、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与纳税期限等税收要素的认定是最重要的，如果同样的衍生交易，在东道国和母国的税务处理不同，必然会引起征税混乱和制约业务开展。
总之金融衍生工具税制的完善必然与衍生工具不断被推出应用，属性特征不断被理解掌握，会计确认与计量不断进步革新的过程相一致并行，最终体现为对交易性质、交易数量（价值量）、所属会计期间的合理认定，使税收达到公平税负、提高市场效率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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