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职业发展与转型*
——以外卖骑手为例

关键词：骑手技能数字

王春璇，王 星

（南开大学，天津 300350）

一、问题的提出：作为新就业形态的外卖骑手及其职业发展

随着数字技术的持续革新与发展，数字经济已经成为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占GDP比重的41.5%［1］。数字技术有力地促进经济快速转型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就业结构的深刻变化。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显示，当前我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共计8400万人，占全国职工总数的20.9%。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经成长为我国劳动群体的重要力量。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当中，既有高文化水平和高技能水平的知识型劳动者，也包括较低文化水平和较低技能水平的数字蓝领工人。对数字经济下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而言，劳动过程与职业发展方向均会持续受到数字技术的影响和形塑。尤其是数字蓝领工人，只有不断地提升自身的数字素养和职业技能，才能够在不断变革的数字社会中实现长久的职业发展或是顺利完成职业的转型，避免因自动化技术的影响而失业。

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当中，外卖骑手是数字经济塑造的最为典型的数字蓝领工人。《2022年美团骑手权益保障社会责任报告》的数据显示，2022年有624万骑手通过美团平台获得收入。预计未来5年，包括外卖骑手在内的网约配送员的需求量将达到3000万［2］。网约配送员这个新职业已经成为当前社会的就业蓄水池，有效发挥了稳就业的作用。疫情期间，外卖骑手成为城市的摆渡人，通过“无接触配送”成为稳定城市居民基本生活秩序的重要力量。一直以来，外卖骑手灵活化、原子化、流动性的劳动形态和去雇佣化的劳动关系受到学界和社会广泛的关注和讨论，这些不同于传统工作岗位的劳动特点也对外卖骑手未来的职业发展提出了挑战。为此，本文以外卖骑手为代表，通过发放问卷以及线上访谈的方式进行调查研究，考察外卖骑手的职业性质与技能构成，分析外卖骑手职业发展的既有路径和现实困境，并延伸出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职业发展与转型的讨论与思考。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数字化产业对劳动者的具体岗位技能要求，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技能基础相对较弱的数字蓝领工人的职业发展现状，从而引发对于以劳动力发展为核心的全民终身职业培训体系建设的思考。

二、外卖骑手的职业性质与技能构成

（一）外卖骑手的群体属性与就业特征

作为数字技术进步催生的数字蓝领工人，外卖骑手多为从农村流动到城市务工的男性中青年，受教育水平中等偏下。外卖骑手的职业流动性高，日均在线工作时间较长，薪资水平存在明显分化。

外卖骑手日常奔波于城市的各个角落，对体力具有较高的要求，男性骑手占绝大多数，且外卖骑手多为中青年群体。研究发现，男性骑手占比94.6%，而女性骑手仅占5.4%（见图1）。在年龄结构方面，外卖骑手的平均年龄约为34岁，近八成的骑手为“80后”和“90后”。其次为“70后”的骑手，占比12.7%。“00后”骑手占比9.7%，更有1.1%的骑手为“60后”（见图2）。

图1 外卖骑手的性别分布

图2 外卖骑手的年龄分布

外卖骑手受教育水平中等偏下。近六成的外卖骑手的学历水平为高中及以下学历，其中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外卖骑手占比30.1%。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外卖骑手占比仅为25.0%（见图3）。另外，外卖骑手存在着较强的城乡流动性。骑手中来自县域乡村地区的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占比约为74.1%，来自城市的劳动力占比约为25.9%（见图4）。

图3 外卖骑手的受教育程度占比

图4 外卖骑手来源的城乡分布占比

高职业流动性是外卖骑手群体重要职业特点之一。外卖骑手往往将该职业作为短期规划。近半数的外卖骑手入职时长不足3个月，入职时长在3个月到1年之间的外卖骑手共占比25.4%，入职时长超过一年的外卖骑手占比不足30%（见图5）。

图5 外卖骑手的入职时长分布

长时段在线是外卖骑手的另一职业特点。外卖骑手的在线时长总体较长，每日在线时长在9小时以上的外卖骑手占比高达44.8%。在线时长为6～9个小时的外卖骑手占比为23.1%（见图6）。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长时段在线并不意味着长时间的高强度劳动：外卖骑手的劳动强度有时段的客观差异性。在午高峰（10：30－13：30）和晚高峰（17：30－20：00）时段，外卖订单较集中，外卖骑手需要一直在路上，劳动强度较大。在其他时段，外卖订单较为松散，外卖骑手的劳动强度较低。另一方面，调查发现，外卖骑手的劳动强度有群体的主观差异性。配送同样数量的外卖订单，技能水平越高的骑手感受到的劳动强度越低。

图6 外卖骑手每日在线时长分布

在收入方面，七成以上的外卖骑手的月收入在6000元以下。其中月收入水平在3000元及以下的外卖骑手占比最多，共计39.2%，月收入在3001～6000元的外卖骑手占比33.8%。外卖骑手的薪资水平存在明显的差异化，少部分外卖骑手的收入水平远高于其他外卖骑手的收入水平。月收入在9000元以上的外卖骑手占比8.9%，更有2.8%的骑手月收入在12000元以上（见图7）。研究发现，作为数字技术塑造的蓝领工人，外卖骑手的技能水平能够对其收入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外卖骑手的技能水平越高，收入水平越高。

（二）外卖骑手的职业技能构成与技能特征

外卖骑手的职业技能划分为社会适应性技能、行业通适性技能以及岗位专用性技能（见图8）。在外卖骑手的劳动实践中，这三种技能分别对应了“社会—行业—岗位”三个层次，他们之间有层级递进关系。在劳动过程中，每种技能类型中的具体技能存在着等级差异，这不但与外卖骑手的收入密切相关，而且会直接影响配送工作的效率与质量。

图8 外卖骑手技能构成

在这三种技能中，社会适应性技能是外卖骑手的基础技能，具体包括人际沟通能力、情绪调节能力和主动学习能力。首先，外卖骑手在劳动过程中的人际沟通能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熟练使用礼貌用语，如“您好，您的餐到了麻烦取一下”“您的餐已送到，祝您用餐愉快”等；二是在面对定位不明、商家出餐慢、找不到顾客等特殊情况时，能够实现与顾客和商家的高效沟通，这能够帮助外卖骑手获得单独催单的机会，也能够让消费者更加包容在配送中的失误；三是与老骑手以及同行骑手之间保持良好的同事关系，这将有利于在分享交流中获得更多的跑单技巧干货；其次，作为服务行业的从业者，外卖骑手需要在工作中保持情绪稳定。一方面，在面对顾客或商家态度差、故意刁难和差评等情形时，需要保持冷静，避免争吵或冲突，以防更糟糕的情形发生。另一方面，在遇到道路拥堵、派单不顺等工作障碍时，外卖骑手也需要及时的调节自己的情绪，以减少对后续配送工作的影响；再次，研究发现，74.1%的骑手来自于乡村，其中部分骑手属于第一次进城务工。此外，大量骑手来自建筑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业等传统行业，他们在进入与数字技术紧密结合的现代服务业后，需要通过主动学习来融入社会，来习得与数字技术交互的能力、与人沟通交往的能力等其他职业技能，进而提升自己的工作效率，获得更多劳动收入，成为一名合格的现代服务业从业者。

行业通适性技能是指从事服务行业都需要的能力，具体包括操作生产工具能力和处理突发与异常情况能力。熟练操作生产工具的能力有助于骑手避免顾客差评，保障收入和订单机会的稳定。电动车是外卖骑手主要的生产工具。外卖骑手在驾驶电动车过程中要求“又快又稳”：“快”要求骑手可以在平台所给出规定时间内将餐品从店家送至顾客手中，保证顾客食用时餐品仍具有较好口感。“稳”一方面是指外卖骑手能够安全的完成配送任务，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另一方面是能够保证餐品在保温箱内不会因为途经问题路段发生歪斜、洒出，给顾客良好的消费体验。在处理突发与异常情况能力方面，首先，面对诸如雨雪雾天气配送地面湿滑、视线较差的天气情况，在交通高峰期配送单量多、车流量大的情况，要及时调整送餐策略、接单数量以及合理安排休息时间。其次面对诸如商家出餐慢、商家卡餐、顾客定位不准确、无法联系到顾客等订单异常情况，要及时调整取餐送餐顺序和路线，或是充分利用平台规则（上报异常、申诉维权）等方式来延长配送时间，解决问题。

岗位专用性技能是指从事网约配送岗位需要掌握的技能，具体包括数字技能和即时时空规划技能。数字技能具体表现为熟练地使用外卖骑手APP和智能硬件设备，掌握完成配送任务的工作流程以及算法规则等。此外，外卖骑手需要时刻保持对数字技能的更新。例如外卖平台为保障骑手骑行安全推出智能头盔后，外卖骑手需要学习智能头盔的使用方法以及与APP链接方法等内容。即时时空规划技能是指外卖骑手能够综合考量商家及顾客位置信息、订单配送时长、路况、商家出餐快慢、天气状况，对订单的取送先后顺序和路线进行规划，并且根据实时情况及时调整配送顺序以便准时、高效、省力地完成配送订单任务的技能。即时时空规划技能是外卖骑手完成更多配送订单获得更高收入的核心竞争力。

外卖骑手的技能水平在相当程度水平上决定了外卖骑手劳动过程中的自主性。在现实劳动过程中，技能水平较高的外卖骑手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的职业技能优势与系统达成良性互动，甚至能够“超越系统”①本文中“超越系统”是指外卖骑手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积累的职业技能灵活安排外卖配送具体的劳动过程，如自主决定接单顺序、自主规划配送路线等。进而实现系统共生。外卖骑手积累的移动轨迹、时间信息等是算法技术优化升级重要的数据基础，与平台系统形成良好的互动共生关系。换言之，系统算法与外卖骑手之间并非只是“控制”与“被控制”的对立关系，二者存在“同构性”，即具有相互依存、相互嵌入、协同共进的特点。

三、外卖骑手职业发展的路径与困境

（一）外卖骑手职业发展的可行路径

外卖骑手在职业发展方面有在网约配送行业内部实现等级提升、通过职务晋升和内部转岗实现工作转型以及转业至其他工作领域的三条职业发展路径。

首先，在网约配送行业内部，外卖骑手可以通过配送技能和经验的积累实现骑手等级的提升。外卖骑手分为专送骑手和众包骑手两种类型，在众包骑手和专送骑手内部，均设置了等级明确的等级划分中。在本研究调查样本中，众包骑手的数量占据绝对优势，占比共计78.1%。除“新手骑手”之外，等级越高众包骑手的数量占比越少。“闪耀新星”和“荣耀精英”的众包骑手占比最多，共计66.3%（见图9）。而专送骑手的等级分布状况则与之不同，近六成的专送骑手的等级为初等级的青铜骑士和白银骑士（见图10）。外卖骑手通过学习技能知识和积累配送经验，技能水平从初级阶段逐步过渡到胜任阶段和高级阶段，表现为其骑手等级不断升级，配送单量不断增加，获得的奖励机会不断增多，收入水平不断提升。

图9 众包骑手的等级分布

图10 专送骑手的等级分布

其次，外卖骑手可以通过职务晋升和内部转岗的方式获得新的就业发展空间，打破外卖骑手只能做一线配送工作的职业天花板。在职务晋升方面，具备管理者潜质的外卖骑手能够进入“骑手—组长—副站长—站长”职业成长路径，实现由基层骑手岗位到管理岗位的转变。在内部转岗方面，包括客服、合作商培训师、合作商运营主管等多种岗位均向骑手开放竞聘名额，符合岗位技能要求的骑手可以通过内部转岗选择更符合个人规划的职业发展路线。另外，以美团为代表的平台企业积极与国家开放大学合作，先后开展三期“资助骑手上大学”的活动。党员骑手、先锋骑手、高潜骑手、获奖骑手、安全骑手、贫困骑手等优秀骑手均有机会参与骑手职业培训与学历深造项目。研究发现，59.6%的骑手对上述骑手成长计划有所了解，而且参与意愿较高，骑手对于上述三项成长计划的参与意愿均超过30%。对于“站长培养计划”的参与意愿最高，有近乎半数的骑手希望能够有晋升组长和站长的机会。

再次，存在相当大比例的外卖骑手有未来转业的计划。缺少发展前景、工作不稳定和薪资待遇不符合预期是驱动外卖骑手转行的三大主要原因，但对于未来可能的职业变动缺少较为明确的时间规划。研究发现，在最初选择做外卖骑手的原因中，对于未来继续做外卖骑手或者选择晋升和换岗的骑手而言，更多是由于职业特点和薪资收入的吸引而主动选择入职。然而，对于未来选择转业的外卖骑手而言，除了主动选择入职之外，也有相当比例的人群是由于没有更好职业选择和入职门槛较低，所以被动接受入职。因此，他们呈现出较高的职业流动性和不稳定性。如若遇到更合适的就业机会，他们会选择离开外卖平台到其他行业就职。研究数据显示，未来会一直从事一线配送工作的外卖骑手占比仅为32.45%，而希望离开外卖平台转至其他行业的骑手占比共计30.1%，也有近1／3的骑手表示希望通过职务晋升和内部转岗的方式实现未来的职业转型。在这些想要离开的外卖骑手中，有27.0%的骑手选择在餐饮行业自主创业，23.0%的骑手选择在除了餐饮行业的其他行业自主创业，50.0%的骑手选择应聘其他工作。关于未来工作变动的时间规划方面，超过四成的骑手表示没有想好何时更换工作，32.2%的外卖骑手计划一年内换工作，17.1%的外卖骑手计划在3年内换工作。

（二）外卖骑手职业发展的现实困境

外卖骑手在网约配送行业内部实现等级提升、通过职务晋升和内部转岗实现工作转型以及转业至其他工作领域的职业发展路径中均会遇到一系列现实困境，以外卖骑手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数字时代的职业发展与转型需要有更多的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

首先，因为劳动保障和劳动福利不到位，外卖骑手会面临未知的职业伤害风险。外卖骑手在本质上是劳动力密集型的数字蓝领工人，吸引的就业人群主要是来自县域乡村地区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外卖配送工作为他们提供了在流入地城市谋生的手段，但是与之配套的劳动保障和劳动福利的不到位却让他们难以真正在流入地城市扎根生活。当前，外卖骑手难以享受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等劳动保障，面临着多种职业安全与健康风险。外卖骑手与平台企业之间不确定的劳动合同关系，也使得外卖骑手在劳动纠纷发生时难以获得社会保护。

同时，外卖骑手这一群体的风险抵御能力本身较弱。《2019年外卖骑手就业扶贫报告》显示，2019年在美团平台就业的外卖骑手共有398.7万人，其中25.7万人是建档立卡贫困人口［3］。本研究数据显示，在全部外卖骑手样本中来自贫困县的外卖骑手占比高达26.98%。他们的家庭经济负担较重，依法维权的意识薄弱，维权所需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也使得处于弱势地位的外卖骑手放弃维权。一旦发生职业伤害，其职业伤害后果最终只能由外卖骑手自己承担。这将会衍生出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其中之一是贫困人员等低收入群体因得不到相应的保障而再次返贫［4］。

其次，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水平的不断提升给外卖骑手带来了技能更新的挑战。与智能机器协同化生产是数字时代的主导工作模式，人机融合的数字劳动是人类劳动形态的发展方向。当前，外卖配送行业中自动驾驶和无人配送技术的研发与落地，曾一度引发人们对外卖骑手将面临职业替代风险的担忧。但美团相关人员表示，无人配送、非接触经济是一个生态概念，在所有创新和技术迭代的优势还没显现的时候，仍然存在对人力和蓝领工人的现实需求［5］。因此，在数字技术不断升级迭代、人工智能水平不断提高的数字社会，外卖骑手仍然承担着自动化“最后一公里”的关键人的角色——人工智能无论怎样深度发展，都只能取代人类基于生存需要的那部分劳动，而不可能取代人类的全部劳动［6］，“大多数自动化工作仍然需要人类昼夜不歇”［7］。

但是我们也应当意识到，随着无人配送技术的进步，骑手将是长期与智能机器协同化生产重要的运营人员，人机协同生产的工作模式要求外卖骑手职业技能与技术同步更新，实现从纯体力服务工作到技术协同服务工作的转变。另外，随着经济社会和技术进步的加速变迁，技能的半衰期持续缩短，这意味着劳动者的能力结构要不断重组和调整来适应技术的革新［8］。在岗的外卖骑手需要不断接受相关的职业技能学习与培训，以确保自身的技能水平能够适配未来外卖配送行业的发展，这对外卖骑手的未来职业发展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再次，在外卖骑手当中，存在相当大比例的骑手将外卖配送作为一份过渡工作，然而，当前外卖骑手职业转型路径搭建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外卖平台的相关数据显示，2021年共有475位骑士晋升为站长、队长；1402位骑士成为储备站长、储备队长［9］。但是面对外卖骑手上百万的人口基数，其晋升难度可见一斑。在既有的职业转型路径的搭建中，平台企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链接高等教育资源让外卖骑手获得深造的机会，站长培养计划的设立和内部转岗通道的开启为外卖骑手的职业发展提供了多元化的成长路径。在这过程中平台企业承担了公共责任，充分发挥了其公共属性。但是企业的本质是追求盈利的营利性组织，经济社会责任与就业社会责任之间存在的既有冲突关系使得企业难以成为外卖骑手职业转型路径搭建的主导。外卖骑手的多元化职业发展路径的搭建需要政府的主导力量，以及包括高等学校、工会、社区等多方社会组织的合力。

最后，外卖骑手的职业认知以及文化和技能水平是其职业发展的内生性因素，这将影响其所在岗位的职业发展和未来的职业路径选择。当前，外卖骑手多为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农村户籍流动人口，像绝大多数农民工一样，所从事的工作是体力劳动，难以承担专业性较强的工作。另外，外卖骑手的经济压力较大，就业脆弱性较强，在既有的就业保障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外卖骑手很少有时间真正去提升自己的能力，难以实现职业的长久发展与转型突破。

四、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职业发展与转型的讨论

数字经济创新了劳动场景，催生了新的就业方式，创造了新的就业岗位，对我们的工作方式和行为模式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外卖骑手是数字经济塑造的最为典型的新兴职业群体，他们日常奔波穿梭于城市的大街小巷，是链接自动化最后一公里的关键人，也是我们日常生活离不开的角色。但是，外卖骑手这一就业人群具有较低学历与职业技能和较高职业流动性与就业脆弱性的特点，现有的职业发展路径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在数字技术持续升级迭代的数字社会，如何减少城市的高生活成本给该群体带来的生存压力，以及如何提升该群体的技能水平以适配该职业岗位的技能要求，对于促进以外卖骑手为代表的技能水平相对较低的数字蓝领工人的未来职业发展至关重要。

（一）增加数字就业机会，推动数字经济包容性发展

面对数字化发展新机遇，应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以供给更多数字就业岗位。一方面，要发展壮大新兴数字产业，做大做强平台企业，培育更多新就业形态，吸纳更多就业。尤其是要积极扶持中小微企业的发展，给予积极的财政支持和就业支持。另一方面，要促进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带动更多劳动者转岗提质就业。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发展智慧农业，利用数字技术延伸和升级农业全产业链，提供更多和更高质量的数字就业机会。

同时，在推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中要兼顾效率与公平，积极促进“包容性”劳动力市场的形成。自《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发布以来，国家持续推动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建设工作。2023年3月17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合同和书面协议订立指引（试行）》的颁布进一步维护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在新的就业形态下，传统劳动关系认定标准已经不再适用，需要建立符合数字经济新就业形态的劳动权益保障制度。已有研究指出，要适度降低社保准入门槛和待遇资格条件，增强制度弹性［10］；积极探索平台企业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之间的新型民主协商机制，建立行业劳动争议调解组织、完善就业服务管理，为促进低技能劳动力进入数字领域就业提供有效保障［11］。

（二）借鉴国际经验，构建中国特色数字技能框架与资金支撑体系

2021年11月，中央网信办与网信委印发《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提出2035年基本建成数字人才强国，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等能力达到更高水平的目标。数字技能框架是数字社会衡量公民数字能力和社会劳动力水平的重要标准，也是全民数字素养与数字技能培育方向和培训内容的重要依据。

西方国家开展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培育启动较早且持续较久，为我国数字技能框架的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借鉴。当前国际权威的数字技能框架是欧盟公民数字能力框架（DigComp2.2）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全球数字素养框架（DLGF）。前者将数字素养分为信息和数据、沟通与合作、数字内容创作、安全、问题解决等五个维度［12］，后者将数字素养分为操作、信息、交流、内容创作、安全、问题解决和职业相关等七个维度［13］。国际上已有数字技能框架的素养构成存在较大程度的共性，均涉及数字环境通识技能、数字专业领域技能和数字社会综合技能三大方面［14］，数字素养能力领域的要素构成在国际层面上已基本达成了共识［15］。我们需要在学习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之上，立足中国实际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的数字素养与技能框架，明确数字素养与技能框架的具体维度及其细化能力。在行业内部，要制定数字技能具体的职业等级标准，同时建立数字产业领域的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与专业技术职称衔接机制，为从事数字化劳动的劳动者提供更加明晰的成长路径［16］。

另外，数字技能培训的落实需要资金支撑体系的建设。欧盟开展的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培育的实践工作中，数字欧洲计划、欧盟Erasmus＋、地平线欧洲、欧洲互联互通基金等共同构成了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的顶层资金支撑架构［17］。通过借鉴国际经验，在国家层面成立全民数字技能与数字素养的专项基金，并补充其他基金，从而为数字技能与数字素养的培育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

（三）建设技能学习平台和零工就业平台，提升技能学习和岗位获得的可及性

一是建设集成化的零工就业平台。在就业平台中汇集相关的就业信息。这将有助于劳动者获取有效的就业信息，从而获得更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多样的就业信息同时也可为劳动者提供更多的就业信息参考，减少其就业的盲目性和职业流动性。

二是建设智慧化的技能学习平台。通过链接各种教学资源和提供多样的学习资料，提高不同职业群体参与数字技能与数字素养培训的可及性。在平台可增设交流分享空间，促进劳动者之间分享职业技能知识和技能实操经验。在数字经济原子化与分散化的工作形态下，“线上社群”之间的交流互动是数字劳动者重要的支持网络，也是提升自身的数字技能和数字素养的有效渠道。另外，在全面推广数字化学习平台的基础上，可以在平台定期开展各类群体数字素养与数字技能水平的线上调研活动，以此跟进和掌握社会总体数字素养与技能水平以及未来的培训需求，这将有利于进一步有针对性地开展培训工作。

（四）建设多主体、多阶段、差异化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

对于数字经济塑造的新型职业群体劳动者而言，面对数字社会人机融合的新型劳动形式以及数字技术加速变迁带来的就业替代风险，要想获得优质的就业岗位和实现长久的职业发展，就要提升适应产业数字化发展的技能，以此获得职业竞争力。其中，以“教育与技术赛跑”［18］的方式是核心举措。要建设多主体、多阶段、差异化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加强对劳动力的教育和培训，使其技能适应产业数字化不断转型升级以及适配价值链中高端环节生产的技能需求［19］。

一是要建设多主体参与的数字技能培训体系。一方面，要促进学习供给主体多元化，鼓励政府、教育机构、行业企业等主体参与数字技能培育实践；另一方面，通过借鉴国际经验，构建国家、省市等各级数字技能和就业联盟，动员多方力量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水平［20］。另外，要综合考虑参与主体的不同的利益诉求，在数字技能培训过程中形成合力，以确保数字技能培训的效益［21］。

二是要建设融汇于终身职业生涯的数字技能培训体系。应构建包括职业启蒙教育阶段、学校职前教育阶段和终身职业培训阶段的数字技能培训体系［22］。终身职业生涯的数字技能培训应涵盖学校和工作场域，同时开展数字化职业的基础理论学习和实际操作技能学习，注重提高劳动者的数字化思维能力和数字化技术能力。

三是要关注数字技能培训体系中群体的差异化。对存量劳动力而言，要有针对性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使其掌握的数字技能符合技术更新带来的新的职业需求。例如提高农民数字化“新农具”的应用水平、增强妇女数字工作竞争力等；对新增劳动力而言，要注重开展职业预备类数字技能教育与培训项目，主要包括正规教育阶段和就业前时段的数字技能开发［23］，以使新增劳动力能够快速适应数字化的职业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