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价值·实践：职业教育赋能共同富裕的三重逻辑

但兰兰

摘要：职业教育是新时期构建技能型社会、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能，更是增进人民福祉、创造美好生活的核心之要。回溯近代以来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史，其与共同富裕追求史不谋而合，呈现同向而行、并驾齐驱之势。与此同时，职业教育助推共同富裕在物质—精神、区域—城乡、产业—人才三维度的价值意义也日益凸显。因此以价值为导向，提出职业教育实践路径。从历史逻辑、价值逻辑、实践逻辑三方面切入，分析职业教育赋能共同富裕的内在机制与动因，以探寻我国未来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向。

关键词：职业教育；共同富裕；历史逻辑；价值逻辑；实践逻辑

中图分类号： G719.2文献标识码： A

“治国之道，富民为始。”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脱贫攻坚取得关键性胜利，我国已扎实迈进“共同富裕”历史新时期，实现“共同富裕”成为了我国面向更高水平全面小康的“升级转换”和“接力赓续”。职业教育作为我国国民教育体系、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具有推动国家生产力、优化产业更迭布局、扩充人力资本存量等重要功能，能直接服务技能型社会的建设与发展，在培养多样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提高致富能力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是面向全体人民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载体。综上，本研究将基于历史发展、现实价值、未来实践三维度总结、凝练职业教育赋能共同富裕的三重逻辑，以期深刻探析职业教育与共同富裕的内在关系及作用机制。

一、职业教育赋能共同富裕的历史逻辑

随着现代工业革命迅猛发展，人才需求与日俱增，19 世纪 60 年代我国职业教育得以发萌。纵观我国职业教育发展进程，其大致先后历经了：新中国成立前的历史初探（1860—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的艰难建构（1949—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调整发展（1978—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的高质量发展（2012年至今）四大阶段［1］，其发展始终紧扣教育与社会劳动生产结合，以满足国家经济建设与发展的需要，与共同富裕存在历史发展的同向性及赋能发展的耦合性。

（一）职业教育赋能共同富裕的历史初探（1860—1949年）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步入“两半社会”，在救亡图存社会背景下，我国职业教育开启了谋求共同富裕的探索之路。洋务运动时期，仁人志士意识觉醒，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以“自强求富”目的推动了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潮的兴起及社会经济转型，职业教育赋能共同富裕由此登上了历史舞台；维新运动时期，实业家倡导以实业改良国家，阐发了大量职业教育思想并兴办了诸多职业教育学堂，形成了以职业教育助力民族富强的前驱力量；新文化运动时期，在“科学”“民主”历史号召下，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教育改进社等相继创办，以“富教结合”形式开展了职业教育试验，服务了广大平民群众，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国民革命时期，突出强调“民生”，致力于增强国民生活知识和生产技能，《工人教育决议案》等提案相继审议通过，明确了工人接受教育的要求与规定，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工农教育运动，共同富裕成为了全体人民的共同期盼。土地革命时期，职业教育在中央苏区得到了相当程度发展，教学内容、模式、师资等进行了调整与优化，共产党人通过劳动实践结合军事教育的方式谋求了职业教育发展，为解决贫富分化、人民幸福提供了新思路；抗日战争时期，职业教育与生产劳动、战时需要相结合，各地广泛开展生产劳动技术实训，致力于培养军、农、牧、医、艺等方面高技能人才，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职业教育获得了相当规模发展；解放战争时期，重点围绕生产和城市管理两方面，毛泽东提出“干部教育第一”的工作方针，各级各类职业学校开始了自我革新与整顿，职业教育得到了制度化建设与规范化管理，为新中国成立后职业教育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综上，此阶段职业教育的发展任务主要致力于社会物质财富的初期积累，赋能共同富裕的实现尚处萌发时期。

（二）职业教育赋能共同富裕的艰难建构（1949—1978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积贫积弱，为确保国家经济获得根本好转，我国走上了工业化道路，各领域技术人才培养也得到相应重视。1951年第一次全国中等技术教育会议召开，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成为了全社会普遍共识。1952年国家相继印发《关于整顿和发展中等技术教育的指示》等重要文件，形成了以中等专业教育、技工学校教育为主，各类培训相辅的中等职业教育制度［2］。1953年我国计划经济开始施行，社会发展迈向了工业化社会发展，在一化三改总路线引领下，各职业学校肩负起了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的重任，职业教育人才培养需求与共同富裕步伐相契合，得到了蓬勃发展，我国经济也迈入了崭新发展新时期。但后因存在监管缺失、教育目的不合理等问题，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再次陷入混沌景象，经济也出现倒退现象。1961—1963年，教育部意识到职业教育虽促进了各地生产力发展，但盲目追求高指标、虚妄追求高速度、不切追求高规模，又使我国职业教育走入了自身发展误区。而后《中小学和职业教育七年规划要点》等政策文件相继颁布实施，职业教育在提高质量为重任的行动计划下又得到了焕新发展。但随着十年文革到来，我国自19世纪60年代积蓄的职业教育力量又几近功亏一篑，共同富裕也走入了平均富裕的“桎梏”之中。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这段历史实为我国在工业化道路指引下寻求的自我发展之路、探求富裕之路。尽管“遭遇”了反革命力量的重创，但职业教育还是得到了相当规模的发展与重视，带动了这一时期各类技术型人才的发涌。综上，在此阶段职业教育发展历程充满了国家对共同富裕、人民幸福的初期迫切追求，其与提高国内生产总值、人民生活质量等追求同向而行。

（三）职业教育赋能共同富裕的调整发展（1978—2012年）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经济建设成为了全党全社会发展的核心。邓小平曾指出，贫穷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应尽快消除剥削、社会分化，推动政治、经济、文化等全面解放，以实现共同富裕改革。该阶段社会发展表现出了对社会主义建设技术型人才的迫切渴求，但我国彼时人才规模与质量却无法支撑社会持续发展，在此背景下以1985年为始，《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等法律、政策相繼出台，职业教育肩负起了解放发展生产力，打造高技能人才的重任。但总体来看，20世纪80至90年代，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处在中等职业教育结构调整与高等职业教育衍生进程中，发展成就表现于国家、地方各级各类职业教育法律、政策不断落地生根，刚性力量约束下职业教育开始趋于规范化、正规化发展，初期法制化建设任务得以完成。进入21世纪后，国家愈发意识到发展生产力是摆脱贫困的根本方法，提高技术是推动发展的关键力量。《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等政策法规相继颁行，均一再强调职业教育发展应时刻紧扣市场、就业需求，主动适应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发展自由、开放、多样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自此，职业教育愈发走向规范化、法制化，为党和国家培养了一批批实干型技能人才，人民精神需求得到了初步满足，社会分配公平效率得以提升，物质精神矛盾得到初步调和。综上，以改革开放为节点，职业教育与共同富裕仍显同向发展特点，职业教育发展的调整和振兴为我国全面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与前提。

（四）职业教育赋能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2012年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迈进崭新時代，新时代是改革开放成果的一脉相承与开拓延续。这一阶段国内主要矛盾、指导思想、工作重心等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焕然革新，职业教育也迎来了自身发展的全盛时期。2014年，面对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迫切需求，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做出重要批示：“职业教育是我国国民教育体系、人力资源开发的关键组成，具有培养人才、促进就业、承袭技艺的重要价值，需予以高度重视”。同年，《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等相继颁行，核心旨在强调职业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的突出位置，及其在促进国民生产、创新型人才培养、国家产业升级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此后国家围绕职业教育优质发展又颁行了一系列密集、有效的政策措施，工作重点在于推动高等职业院校建设与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尤其2019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发布，该方案强调推进国家资历框架建设，实现各级各类学历技能证书的互通衔接。2022年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正式颁行，近26年来的首次修订意在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加快技能型社会建设、巩固职业教育地位、推动现代职业教育法治化发展。综上，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职业教育与共同富裕更趋于同向而行之势。职业教育在挖掘潜在劳动力、培育优质劳动力、提高人力资本存量、化解社会发展新矛盾、解决就业分配、公共服务政策等问题上优势凸显。其与我国经济、科技、文化等发展关系更趋紧密，已成为我国迈向中国式现代化、加速共同富裕实现的必要一环。

二、职业教育赋能共同富裕的价值逻辑

职业教育作为与我国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最为直接紧密的教育类型，愈发被视为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肩负起了“技能强国、职教兴邦”的历史重任。与此同时，其赋能共同富裕的价值意义也日益凸显，突出表现为以下三点：

（一）物质、精神矛盾的调适价值

共同富裕从属政治经济学概念，意指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互帮共助达到丰衣足食的生活水平，是消除极端分化与贫穷的普遍富裕［3］。党的十九大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深刻变革，转化为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间的矛盾。对“美好生活”的真切向往成为了党的十九大后共同富裕探求的方向指引。具体来看，美好生活在习近平重要论述中表现为物质条件、精神文化、政治生活、生态环境、社会状态五方面诉求的集合体。美好生活与共同富裕方向一致、价值趋同，因此在新时代背景下共同富裕的价值追求也应是多维一体、立体共构的。但回溯我党百年共同富裕奋斗史，由于我国发展基础薄弱、农村腹地广阔，共同富裕的价值探求基本希冀于尽快摆脱贫穷落后、解决社会物质匮乏、协调社会资源极端分化等问题，社会主要矛盾紧密围绕国家经济文化与社会生产发展。在此情境下，对共同富裕的理解极易走入狭隘误区，笼统认为共同富裕即指全社会物质资源的充盈与差距的缩小，造成物质与精神价值的对立。陈鹤琴先生曾指出，职业教育的目的在于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在帮助社会解决生计问题的同时引导人们拥有高尚的情操和群体合作的精神，热爱所从事的职业，为社会发展而贡献。因此，职业教育作为培养综合应用型人才为目的的社会实践活动，不仅能在全社会范围传递不同职业或生产劳动所需的科学文化、专业知识、技术技能，更能对受教育者职业精神、身心健康、道德素养进行培育。综上，职业教育赋能共同富裕能极大提高全社会成员职业道德情操，文化精神层次，继而调适我国共同富裕实现中物质、精神间的矛盾对立。

（二）区域、城乡差距的弥合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应将实现共同富裕作为人民幸福追求的着力点，不断提高劳动者素质与城乡居民收入。其中低收入群体是重点帮扶保障群体、中等收入群体是核心扩大增量群体”［4］。但受区位条件、资源禀赋、经济发展速度等因素影响，我国不同区域、城乡间呈现出了差异化格局。以共同富裕核心指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考察对象，2022年我国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6883元，青海、云南、贵州、西藏、甘肃分列后五位，上述省份均属我国西部欠发达地区。2022年我国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比达2.45，上海城镇、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甘肃省的2.23倍与3.25倍［5］。由此可知，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显著，东西部发展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叠加效果更为明显。冯恵敏等人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对我国居民工资收入与职业教育关系进行探究。结果表明，职业教育每增加1单位，居民工资性收入随之增加5.49个百分点，农村户口样本影响是非农户口样本的10倍［6］。2016年多部门联合印发《职业教育东西协作行动计划》，该计划实施以来累积帮扶资金超过12亿元，共建专业示范点421个，干部、优秀教师选派人数达到10496人［7］，上述举措极大强化了我国东西部职业教育协作的工作力度，为我国脱贫攻坚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因此，职业教育作为我国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重要组成，能通过提高劳动者素质、帮扶弱势群体、助力人才流动等方式，在“扩中”“提低”、促进就业、阻断代际贫困传递等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综上，应深刻认识到，我国职业教育在赋能共同富裕进程中，可推动我国不同区域、群体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达到“普遍”、“公平”和“受惠”的平衡状态，进而最大程度消除社会歧视、缩小贫富差距、统筹区域平衡，发挥弥合区域、群体差距的价值。

（三）产业、人才布局的优化价值

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应着力推进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相互融合，这是新时期加快人力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践行教育高质量发展、激活社会就业创业动力、加速经济结构调整转型的重要举措。回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成就，近十年我国职业教育淘汰、升级、补充专业更新幅度超过70%，全国职业学校开设的专业、专业点，基本覆盖了我国国民经济各领域。在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70%以上新增从业人员培养来自职业院校［8］。由此可知，职业教育作为我国技术型人才、专用型人力资本的输出源，在满足不同群体就业岗位客观需求的同时，能极大推动社会发展，加快国家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其与产业、人才布局具有天然亲密属性。现代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产业振兴是促进社会经济增长、缩小各类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手段，因为社会总体生产力水平、生产力结构、生产关系网络由产业内外部结构要素及相互关系辅以“形塑”，这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共同富裕的内涵、质量和高度。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提出：“共同富裕的实现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统合各类高素质人才，构建活力型用人机制，以促进人才合理流动，建设多层次、多类型的专业人才队伍”［9］。综上可知，产业兴则经济强，人才优则动能足，产业与人才发展是共同富裕实现的关键核心。但观照当下，现实发展仍有缺损，2022年12月《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急需紧缺人才目录》发布，相关数据表明该经济圈近60%需求人才属中重度紧缺状态，其中专业技术类、技能类人才最为急需紧缺，分别占比57.8%、20.8%［10］。这说明当前我国人才链、产业链间存在供给结构性矛盾尚未破除、引进培育机制不畅、人才环境亟待优化等问题，职业教育发展仍任重道远。

三、职业教育赋能共同富裕的实践逻辑

进入新时代以来，职业教育融入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助推共同富裕实现已成为当下的现实要求与必然选择。结合职业教育赋能共同富裕的历史经验与价值范导，职业教育还需从以下几方面实现自我革新。

（一）培育物质、精神协调共育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指出：“职业教育发展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范导，注重对受教育者思想政治、职业道德、科学文化技能等进行培养”。由此可知，当下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在政策引导方面突出强调了物质、精神协调共育。但观照当下，部分职业院校在具体办学实践时仍具有单向传递知识、技能的倾向，严重忽视了职业院校落实立德树人、内涵质量建设的内在需要。因此，为破除物质、精神协调困局，首先应在全社会范围树立正确职业价值观，以文化性视角推动各地区物质和精神“双维度”富裕，摒弃将经济增长作为长期硬指标，文化精神作为软约束的错误思想。其次，在职业院校课程设置、课程评价时应充分融合职业精神、职业道德等内容，使精神、文化培育细化到学校课程、教学全过程，让学生始终浸润在艰苦奋斗、吃苦耐劳、敢为人先、国之大匠等职业精神感召之中。再次，应加强职业教育教师队伍政治、道德、精神素养建设，以师为导，帮助教师从根本上认识到精神性培育的价值意义，通过教学相长以职业精神感染学生职业技能习得，并以更高职业教育素养要求自我，成为全社会职业精神、道德先导群体。最后，应正确理解职业道德、精神培育和实现共同富裕间的关系，道德等精神性培育久久为功，绝非一朝一夕速成之事，应摒弃短视看经济效益的做法，以长远目光将职业教育和共同富裕视为精神协作共育的有机共同体。

（二）发展区域、城乡协调共同体

受自然禀赋、环境、经济发展状况等因素影响，我国职业教育赋能共同富裕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了不均样态，尽管绝对协调短期难以实现，但仍不能放弃对进一步相对协调的探求。首先从区域失调来看，目前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主要呈现“东盛、西弱，南快、北滞”发展格局。为改善突破当前困局，可秉持“补短板强弱项”原则，协调东西、统筹南北，强化区域职业教育协作意识，发挥现代职业教育集群优势，使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转化为生产要素，进而缩小区域间职业教育、产业发展差距。但欠发达地区职业教育要取得卓有成效发展，在依靠发达地区力量同时，关键还应大力发展内生性力量，提升自身高质量、高效办学意识，结合自身特色和办学实际做到因地制宜、因材施教，使各办学要素协调运行，形成完善统合的运行机制与系统，进而促进地区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水平。其次，从城乡差异来看，城市与农村在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都存在一定差距，在乡村振兴等战略下应以职业教育为依托，“以技扶志”“以技扶智”“以技扶贫”，对接农村确有就业困难、适龄参与职业教育的对象，结合当地生产实际，加快当地产业结构升级，形成产教学融合的新局面。尤其针对脱贫地区，更应关注以预防返贫现象的发生，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以此大力推动职业教育在助推共同富裕的理论实践进程中落地生根。

（三）对接产业、人才发展新需求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产业调整优化、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国家正大力发展新兴产业、迭代升级现代科技产品。为此我国职业教育应以技能型社会建设为契机，深化职业教育发展理念，根据社会实际与人才供需状况进行定位，为共同富裕发展奠定物质基础。首先，职业院校应加强产业对接，精准聚焦专业发展。具体来看，应实时掌握地方产业实情，在专业设置上进行统筹优化，主动对接现代产业转型升级需要，培育高质量发展动能，激发经济发展活力。同时应强化专业集群建设，促进专业间知识的流动与整合，通过适度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领域专业，为区域产业发展提供专业支持与人才支撑。其次，应注重加强技能训练，提升人力资源水平。职业教育培训应将技能提升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渠道，建立面向市场需求的分层、分类、分阶段职业教育培训机制，开展新技術新产业的岗位技能培训，提高一线产业劳动者的文化涵养与技能素养，打造一批一专多能的技能型人才队伍。最后，职业院校应全面整合学校理论创新优势、创新思想，结合企业技术人员丰富实践经验，瞄准科学技术前进方向，积极开展研发服务，与各型各类企业进行结对，构建利益共同体。进而畅通校企合作渠道，破解思维固化，实现关键技术攻关，助推企业技术自立自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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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脱贫攻坚决胜时职业教育再发力［EB/OL］.（2019-11-23）［2023-02-21］.http：//www.moe.gov.cn/jyb_xwfb/s5147/201 911/t20191125_4095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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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多措并举以人才赋能共同富裕［EB/OL］.（2022-10-29）［2023-02-21］.https：//www.ndrc.gov.cn/fggz/jyysr/jysrsbxf/202210/t20221029_1339967_ext. html.

［10］四川新闻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急需紧缺人才目录》发布专业技术类人才最紧缺［EB/OL］.（2022-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