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物权法》是否应当缓行之法律辨析
（王政律师）

近些时日，有个别学者提出我国“物权法应该缓行”的呼吁，并且提出了一系列观点和论据进行支持。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我们认为：有关“物权法应该缓行”的观点和论据是立不住脚的，“物权法应该缓行”的类似呼吁对我国进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建设一个更加民主和谐的法制国家也是有害的。

学者们提出“物权法应该缓行”的观点和论据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一、我国全民资产的产权主体还十分模糊，产权边界十分混乱。要清晰财产仅靠财产关系的法律界定是不可能的，必须靠深化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才能完成。二、农村土地产权关系极为混乱且产权存在形式虚无缥缈，根本不具备制定物权法的前提条件。三、我国目前收入和财产申报制度没有建立起来，和继承权相关的遗产税没有出台，而财产申报和遗产税是物权法的制度前提。

下面我们就针对“物权法应该缓行”此三方面的观点和论据展开法律辨析，希望能够辨出些是非，引起立法当局的重视。

一、全民资产的产权主体十分模糊是否就不能出台《物权法》

认为“全民资产的产权主体十分模糊”就不能出台《物权法》的观点暗含了以下观点内容：即清晰财产关系不是仅靠法律界定的，深化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与国家基本法律的制定和出台没有关系；不承认法律的基本功用或价值是明晰产权、定纷止争；不承认深化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也必须通过诸如《物权法》之类的国家基本法律的制定和出台才能实现的基本逻辑。其提供论据主要有两方面内容：一是，全民土地名义上是全民资产，实际上目前是政府资产和私人资产，一届政府把出租土地当作政府的财政收入使用、批租的土地在几十年内归企业和私人所有的行为侵犯了后届政府对土地的经营权和全民的产权，是一种用时间偷换空间，使土地公有制空壳化、变相私有的政治手段。二是，我国统一的劳动者社会保障制度还没有建成，目前选择的是私人资本主义的商业模式，劳动者劳动保障资金来源是劳动者工资收入；全民资产为谁致富的问题没有解决好，在国企中按劳分配制度不可取，因为它为实际掌握全民企业财产权（而在法律上不拥有产权）的雇员分配瓜分全民资产提供了依据；全民企业的管理者以企业的主人自居，以超过自己劳动力的价格分配企业的利润，这说明《物权法》出台的时机不成熟。

我们确实无法否认我国现有的政治经济体制存在许多不合理因素的现实情况，这也是我们要不断进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之所在。但是我们更不能通过割断历史的方式来否认我们进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也是一个不断摸索和探讨的实践过程。正是因为存在“全民资产的产权主体十分模糊”的事实，才更加需要通过《物权法》来明晰产权，正是因为产权不够明晰，才阻碍了商品或财产的流通，阻碍了财富的创造和增加机制，使得国家或社会没有足够的财力尽快建立起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

通过《物权法》进一步确立全民所有即为国家所有并且由政府代表国家所有的公有制经济制度不会从根本上挖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反而会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稳固。我们没有必要脱离实际，否认国家所有的现实经济制度，先把全民公有的财产分给个人后，才去制定《物权法》，这在实践上更是难以执行。我们也没有必要等到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建成后再去考虑《物权法》的制定问题，因为社会保障制度是否完善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象征，它是衡量社会发展进步的一项尺度，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不断完善的一项社会制度，它属于《社会劳动保障法》考虑的范畴，而不属于《物权法》考虑的范围。我们更不能否认现实人类社会的差别存在，取消按劳分配社会财富的分配制度，因为市场经济运行有其内在的基本规律，其中财富如何分配是关系到社会资源如何有效配置、个人潜能或智慧如何有效发挥的关键因素。我们更不能因为存在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现实就认为《物权法》出台的时机不成熟，等到社会财富分配公平或均匀了之后再去考虑《物权法》的制定问题。

我们必须明白：《物权法》的出台是为了巩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对国家所有权的规定是为了进一步明晰全民所有制的产权制度和管理机制，是为明确物的归属，保护权利人的物权，充分发挥物的效用，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从而达到维护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目的。它不是“私有化”法，不是瓜分国家和社会公共财富的私有化制度，更不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

二、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混乱不清晰是否就不具备制定《物权法》的条件

认为“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混乱不清晰”就不具备制定《物权法》条件的观点除了暗含“全民资产的产权主体十分模糊”就不能出台《物权法》的观点所暗含的内容外，还暗含了以下观点内容：即等到农村集体土地问题解决了之后，等到“三农”问题解决之后，等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完全取消后，等到公民拥有自由迁徙和就业的自由后才能制定《物权法》。其提供论据主要有两方面内容：一是，目前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一种前资本主义制度。目前农户实际上已经是独立的经济实体，等于是租用集体土地的佃农，通过《物权法》延长农地承包期等于通过永佃制向私有化过度，这样中国大多数农民永远就不可能转化为市民，从而不可能实现农业的现代化。二是，集体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目前我国什么样的集体范围拥有农村集体土地是不明确的；在国家征用农村土地时，国家和农民从来没有过所谓平等的交换关系；土地承包期的长短都是由红头文件替农民决定的，农民群体并没有获得土地产权；物权法规定虚无缥缈的集体土地所有权没有实际意义，不能给农民带来实际财富。

我们确实无法否认我国目前存在城乡二元制经济结构的现实，无法否认在实施城市化、工业化和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存在集体土地所有权被虚化的现象。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集体土地所有制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发挥的重要历史作用，不能否认社会分工和阶级分层现象的客观存在，更不能否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社会生活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目前解决“三农”问题，发展农村经济，仍是深化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且正是因为存在“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混乱不清晰”的事实，我们才更有必要通过《物权法》来保障农民对土地的承包权益；正是因为缺乏法律的严格保障，才产生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被虚化的现象，才导致农民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或收益权不断受到侵害的社会现实，才使得农民无法自由转让自己的土地承包权益，从而限制了其到城市发展和就业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