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文学与表演艺术的关系_论文发表网-光明论文中心

【正文】
建国以来特别是新时期以来，福建的戏曲文学成就辉煌，五六十年代的整理改编传统戏剧本，主要以思想内容的“化腐朽为神奇”著称，八十年代以来特别是历史剧剧本，至今仍为全国戏曲历史剧剧本创作中的辉煌篇章。按理说，好的剧本可以产生好的剧目，可以造就好演员，可以创造、积累表演艺术经验，甚至可以“救活一个剧种”，可是我们的剧目质量并没因为有诸多的好剧本而不断提高，相反，我们的表演艺术水平正在不断下降。新时期以来我们的剧本，凭借着它深刻的思想和澎湃的激情，凭借着它的情节和人物，似乎不在乎表演艺术的支持便可以在舞台上焕发光彩，但戏曲危机几乎突然而至：开始是演出市场出了问题，先是被逐出城市，后来农村也不行了，近年来似乎喘了口气，可是我们突然又发现更深刻的危机：我们的剧种特点在迅速消亡，我们的剧种行当不全（特点也在模糊），我们表演艺术水平已经快降到底线……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尤其是外在原因）很多很多，但其中内部的重要原因至少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戏曲文学有相当大部分与表演艺术的关系出现了隔膜和分离，二者没有形成良好的相生相成的生态体系。我想我们的戏曲文学在观念上、实践上是出了一些问题。我们过于强调甚至强化了戏曲文学的文学性、主体性、优先性，而忽视了戏曲文学的戏曲性、剧种性、舞台性，忽视了戏曲文学对于表演艺术也应该有相对的客体性、甚至为了剧种和表演艺术的生存和发展可以有目的地把自己“次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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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说并不是要否定我们建国以来戏曲文学所取得的优异成绩，这是谁也否定不了的——“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也不是要否定戏曲文学的文学性、主体性、领先性，而是说福建戏曲文学在保持这些特点、优点时，还应该具有别的比如戏曲性、剧种性等优点。这不仅能使戏曲文学获得一种健全性，还可以使得自己在舞台上获得生存的常态。

以上限于个人经验，说的是福建的戏曲文学创作，其实全国的戏曲文学创作，尤其是新时期以来，也大致存在着同样的问题，不过是在地方小剧种中表现得比较明显比较突出罢了。

戏曲文学与表演艺术之间的关系有两种，一是戏曲文学高于表演艺术或表演艺术高于戏曲文学，二是两者之间有矛盾有冲突，形成紧张关系，或二者之间互相和谐地补充、支援。第一种关系情况大抵发生在戏曲发展的特定时期，但过分的倾斜往往会互相伤害。第二种情况出现在戏曲发展的平稳时期、比较理想时期。这与剧作家队伍、表演艺术家队伍的才情、素质相关，也受时代的制约和推动，有的时候也是戏曲自身发展的内部需要。另外，与戏曲生存的层面也有关，如上层／民间等，情况也大不一样。当然这些关系也有现有隐，有轻有重地同时共存。

从历史上看，元杂剧和明前、中期的传奇主要呈现为戏曲文学高于、重于表演艺术。单从元杂剧剧本深刻的思想性、成熟的文学性与简陋的表演体制、形式的极大差距，便可以感受到戏曲文学几乎完全掌控着戏曲表演，剧作家是绝对的中心和主角。古今的论者也都注目于戏曲文学，包括王国维，也是从诗词文学的角度来认识、评价元杂剧的。但是元杂剧和前、中期的明传奇是很重要的，它们以文学上的成熟，带动中国戏曲的塑形和定性，并且带领戏曲从民间性、娱乐性的泛文化形态，成为社会的主流文学艺术形式。

到了明中、后期和清初的传奇，戏曲文学显然还带有作为文学作品的印迹甚至传统，包括了案头之作（这或与清曲的意识和传统有关），但总体上发展为既可阅读又可演出的场上之作。很多文人不仅是剧作家，而且是作曲家、导演、票友、鉴赏批评家，甚至是演出的组织者、家班的班主。这是一个戏曲文学与表演艺术相生相谐的时期，不仅许多绝妙的表演依附寄托在剧本的字里行间，为艺人们言传身授代代相承，同时引领、规范着表演艺术，赋予、定型了表演艺术的“诗”的美学定位和艺术品格。人们称元杂剧、明和清初传奇（剧本）为中国戏曲文学迄今为止的最高峰，这当然不错，但除了戏曲文学自身的文学意识、文学成就，这一阶段戏曲文学对戏曲的定型、发展所起的作用，也应有充分的认识。

然而中国戏曲文学的最高峰并不等于中国戏曲表演艺术甚至中国戏曲的最高峰，从这点说，似乎又可以说元杂剧、明与清初传奇作为戏曲文学臻于至美但从表演艺术的角度说却未必也臻于至善。若以戏曲的特性而言，以戏曲作为一个完整体系而言，戏曲必须以演员为中心。中国戏曲对于世界戏剧的独特贡献，在于它的表演艺术及其体系，其次才排得上戏曲文学。中国戏曲的最高峰在于清中期以至民初。乾嘉时期以折子戏为盛，明末清初“剧作家人才辈出，新创作不断涌现”的时代已经过去，然而“‘乾嘉之时，海内作手虽不若前朝之盛，而粉墨登场之优孟，即起李龟年、黄?醮掠诘叵拢?恐亦曰天宝当年之所谓梨园弟子，亦无此嬗盛也。’”这便是前辈曲人“誉扬”的“乾嘉之世”、“乾嘉时代”。① 从《缀白裘》、《审音鉴古录》（收集乾隆时期的舞台单出选本）可以看到，表演艺术因其自身的发展不断逸出剧本的严格规范，甚至对剧本进行以表演为中心的恣意肢解截取，并且加以多适合舞台表演需要的增加和丰富。而民间的演出更为自由，更早一些表现出表演艺术在戏曲中的主体性转移，明末《词林一枝》的单出选本，比起南戏戏文，便多有艺人“改调歌之”和作服从表演需要的丰富和改变。这时的戏曲文学有些“缺席”的意思。花部兴起之后，戏曲表演艺术更是进入主导地位。及至清末民初，则是表演艺术完全占据戏曲中心地位的时代。表演艺术的流派、大师成为戏曲的绝对主角。而一些极有才华、文化修养功力深厚的剧作家如齐如山、翁偶虹等，反而是倾注全力于为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程砚秋们量体裁衣度身定做创作剧作，心甘情愿地成为表演艺术的“附庸”。

如何评价这时候的戏曲文学创作？换个角度看，或者可以说剧本（改编）是以表演为中心，为了中国戏曲的成熟、全盛，戏曲文学“消解”自我，把自己隐伏、寄附在推动表演艺术的发展成熟中，推动中国戏曲达到最高峰。戏曲文学不是强行夺路而走，与表演争锋。换一个角度说似乎并不能仅看作创作的缺席、衰落，或许也应该解读出戏曲文学对戏曲发展的服从。这或许是意识、下意识的自觉、不自觉的另一种贡献。它在某种程度上说还是找到自己的时代位置，虽然显得消极。这从齐如山的特殊贡献可以看出来。他帮助成就梅兰芳、成就梅派的贡献，对于此时的中国戏曲来说，其价值要远远大于他自己成为一个卓有成就的、有强烈的剧作家主体性的戏曲文学家。中国戏曲发展到集大成的高峰阶段，需要一个梅兰芳远远甚于需要一个新的汤显祖。这或者就是中国戏曲对于齐如山、对于戏曲文学的选择，就是历史给予齐如山、给予戏曲文学的使命和命运。

这对于富于主体意识、文学意识的文人、知识分子剧作家，是很难做到的。明清传奇诸家中很多人就做不到，有的人宁可剧本成为案头之作。后世的剧作家亦多如此。倒是民间的戏曲，剧作者绝大多数未名、无名，作品多“死”在表演上，但却往往与表演交织在一起，成为流传的传统剧目而长久地“活着”。民间戏曲也因此能够比较从容地维持自己的命运与常态。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传统文人完成了身份的转化，变成现代知识分子。知识和教育，也完成了现代转化，其基本模式，也由诗文传统变为现代汉语、白话小说传统，这自是给戏曲带来深刻的影响和变化。由于时代和社会的主题是现代化（很大部分是西化），主流知识分子忙于启蒙救国，戏曲文学处于非主流、非知识分子化状态，民间化地方化。倒是四十年代延安开始了戏曲改革，但这是由于新的意识形态的需要，戏曲文学反而受到相当的重视，包括完备的新的文艺观、文艺思想的进入和推行。思想内容的根本性、决定性从此成为戏曲文学创作不证自明的规律。戏曲文学从此又回到了主导核心的位置。这里边又有一些合理性，比如中国传统的文艺理念即是“文以载道”，比如花部战胜雅部，表演艺术压倒戏曲文学之后，戏曲自身发展有一个自我协调的需要。

解放后，对戏曲文学的重视变成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行为。五十年代初的戏改，首先是“改戏”，主要是改剧本，改剧本的思想内容。田汉、夏衍在文艺界的重要会议上的报告文件中②，也是强调提高戏曲文学的水平。五六十年代戏曲文学创作在数量上创造了一个新的高峰，大量剧本却因为过于强烈的政治宣传色彩，有思想无艺术而匆匆过眼，当然也留下少数优秀的根据传统本或古代小说、传说改编的可以传世的剧本，比如《十五贯》、《团圆之后》、《春草闯堂》、《红楼梦》、《天仙配》、《连升三级》、《百岁挂帅》等等。这些剧本大多都能使本剧种特点尤其是表演艺术得到充分、丰富的发挥，并在舞台上久演不衰。《十五贯》甚至救活了一种剧种，尽管这一说法过于概括而显得夸张。而表演艺术方面，“改人”、“改制”，表演艺术家特别是名角大腕们地位急骤下降。表演艺术方面的总体上呈现创造不如继承，不如继承的多也不如继承的好，而流失的要比继承的多。

新时期以来，戏曲文学创作在数量上可以说达到了戏曲有史以来的最高点，出现了一批文学水平很高的戏曲文学作品，戏曲文学自身的发展，也取得许多前所未有的成果。各地都下了很大的功夫组织、培养剧作者队伍。同时持续地举办盛大的戏剧会演，设立各种等级、规模的评奖活动。应该说，新时期前几年戏曲是一时鼎盛、成为历史奇观的。但这一盛景前后最多维持十年时间，接下来便是时间更长的戏曲危机及其探讨。这个时期的特点，也是戏曲文学重于、高于表演艺术，一度创作提领着二度创作，但是二者的关系总的说并不是亲和的，而是出现了较大的隔膜和分离。当然也有《曹操与杨修》、《膏药章》、《董生与李氏》等等不多的一些结合完美的作品。

戏曲文学与表演艺术的隔膜和分离，是当前戏曲危机艺术内部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几年来我们关于戏曲危机的讨论，花在关注外部环境的时间和精力太多了。
新时期以来，戏曲文学一直成为主导的、领先的并且是相对独立的力量。这首先是时代的原因，八十年代处于怀疑、批判、拨乱反正、追求知识和真理的时期，思想上精神上都处于破旧立新的激情时期。戏曲文学与其他文学样式一样，都成为批判反思历史，表达个人内心痛苦的工具。戏曲文学与其他文学样式不一样的地方，是戏曲、戏曲文学本身也成了戏曲文学批评反思的对象。新时期的戏曲文学从胎里就带来思想大于艺术、内容大于形式的印记。文革十年思想禁锢（如果延至反右，时间更长），对于戏曲来说，这十年代价沉痛的思想、精神储备、积累，都是为了戏曲文学的。
其次是剧作者的原因。戏曲恢复之期，百废待兴，但真正属于重建的是剧作者队伍。大批的文学青年涌入编剧队伍，他们不仅人数最多，也是创作欲望最高、创作成果最多、最有朝气和锐气的主要部分。由于他们思想文化水平高，加上政府的重视、时代的支撑，戏曲文学形成一种相对独立并且高于戏曲其他部门的主导力量，占据看戏曲的话语权力中心。剧作者之间的交流、戏曲文学创作之间的交流成为独立的圈子和层面，远远要多于、重于表导演、音乐、舞美等其他部门的交流。

从知识背景来说，年轻的剧作者们接受的是现代白话的、小说叙述模式的语言文字教育，文革使他们几乎中断了十年的知识学习、积累，伴随他们戏曲文学创作的恰恰正是他们对刚刚开禁的西方小说、话剧、电影以及文艺理论、美学、哲…… 学、心理学的狼吞虎咽时期，他们无暇细心，潜心去思索、体味、欣赏、迷恋传统戏曲艺术和本剧种幽微、精妙、独特的艺术表现体系和意、趣、神、色的韵味。很多人写作剧本是因为对文学的痴迷而不是对戏曲的兴趣。从骨子里说，他们渴望的是通过戏曲文学成为文学家。他们大多有改造、创新戏曲的抱负，而无溯源追本和返本开新的耐心。他们对戏曲对本剧种知之甚少、观之甚少。年纪稍大的，也只能依凭少年时代的印象和记忆。而中国传统艺术特征，又恰恰是不仅创作，即使是接受，都要长期的耳濡目染。这一时期剧作者的创作思维方式基本是小说式、话剧式的，缺乏戏曲的思维、剧种的思维。

应该说这时期的戏曲文学在戏剧性、文学性、思想性方面获得许多成果，比如主题深刻性、结构严谨性、人物形象的丰富性等等，都沿着五六十年代的优长卓有成效地继承深化发展着，而且越来越丰富多样。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主题的过于庞大沉重，结构的过于严谨复杂，人物过于强化心理性格的复杂性等等。这些本来都是文学上的优点，可是戏曲却是需要容留许多空间，形式感很强的艺术样式。比如人物心理性格的复杂化问题，我们和小说、话剧写作一样，不断地强化人物的特异性，不断地强化“这一个”，而不是既熟悉又陌生（既在行当中又是个性化），导致了表演上的困难。大部分的人物刻画，都要突破行当、跨行当。这当然是一种重大进步，引起了普遍的赞赏，但是过于或者完全人物化的写法和创作思维其实更多是小说、话剧的思维。戏曲文学塑造人物是离不开行当思维框架的。这种写法导致了戏曲行当面貌的模糊。这对于年轻的剧种、县市小剧团、年轻演员的成长尤其不利。戏曲表演讲究“大身段守家门，小动作出人物”③，讲究“移步不换形”（梅兰芳语）。
新时期福建历史剧“很多剧本取材生僻”④，这当然有善于创新、不人云亦云的称赞，但是时代、民族、人物、题材过于生僻，表演上很难依傍传统，事后也很难留下可积累的成果。反倒是《曹操与杨修》，熟人熟事，加以创造，既守了家门，又出了人物，很多传统的表演可以利用，创造的新成果又成了可以再生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