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员怨远圆 年哈贝马斯出版著名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以来， 虽然这本书出版后也沉寂了一段时间， 但之后迅速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推崇。哈贝马斯也借助也 “公共领域” 的概念为其公共交往理论铺垫了基础， 建构起了其社会进化模式。 但是， 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概念的批判也一直没有停止， 最主要的表现在神学界、 左翼学者和女性主义学者的挑战， 其中最尖锐的要数女性主义者， 他们更多的是把矛头指向了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的性别盲点。 其实， 在西方哲学语境中， 公共领域一开始就是带有父权特征的， 这可以视为西方哲学的一个传统。以美国学者南希· 弗雷泽为代表的女性主义者尽管做了很多的理论尝试， 但依然没有建构起女性主义的公共领域， 而另一些后现代女性主义者则把目光转想了现代传播方式对女性公共领域的支持。
　　一、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父权特征
　　《在公共领域的结构》 中， 哈贝马斯讨论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起源， 家庭被视为市民社会私人领域的核心， 从家庭到公共领域的过渡中， 公共领域很明显的也带上了小家庭的父权特征。 在公共领域的社会结构中， 哈贝马斯分析了市民家庭和公众私人性的机制化， 家庭也明确的表现出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界线， 小家庭的内部天地是相应于政治原经济解放的心理解放场所。 “妻子和孩子依赖一家之主， 和物主在市场上的独立性是相一致的； 市场上的私人自律在这里转变成了权威， 并使那种个体提出的自愿要求变成幻想。[1]” 哈贝马斯依照弗洛伊德揭示的父权制下的内向机制， 确定了公共领域的父权特征。
　　在员怨怨园 年再版序言中，哈贝马斯显然已经注意到女性主义者的批评， 他写到： “其间成长起来的女性主义研究文献使我们更加清楚的认识到， 公共领域本身就带有父权特征。 公共领域很快地超出了女性参与构建的阅读公众， 获得了政治功能。问题在于，女性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中被排挤出去， 与工人、 农民和暴民， 也就是说， 没有独立地位的男性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中被摈弃出去， 其方式是否相同。[2]”
　　哈贝马斯引用了卡洛尔 ·佩特曼对女性能平等的进入到政治公共领域所持有的怀疑态度。卡洛尔· 佩特曼认为， 从结构来看， 政治公共领域至今仍具有缺乏公共主题的私人领域的父权特征： “既然女性主义者的斗争已经赢得了几乎所有的正式公民平等权， 此时所徒凸现出来的对立就是， 依照男性形象塑造而成的平等与女性作为女性所应有的真正社会地位之间的对立。”
　　哈贝马斯还借用了福科将权利话语的形成规律视为总是能建构出 “他者” 的排挤机制， 并通这一方式来理解传统的代表型公共领域与处于反地位的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哈贝马斯把女权运动， 看作一个被工人运动排挤在外的 “他者” ， 并为女权运动指出了一条参与公共领域的途径， 即女权运动可以加入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以表达自身的话语， 以求从内部改变这些话语以及公共领域结构本身。
　　事实上，哈贝马斯对于女性主义者的批判采取的是一种消极的态度， 他并没有明确的给予女性主义者以支持， 依然坚持了其公共领域概念的父权特征。
　　二、 西方哲学公共领域父权特征的渊源
　　从西方哲学发展的纵向来观察， 公共领域的父权特征并不只是哈贝马斯这里， 把女性排除到公共领域之外， 是西方哲学思想的一个传统。在西方政治理论对于女性的论述可以上溯到古希腊时期， 女性的权利、 价值、 要求和愿望， 自从文明社会出现劳动分工以来， 就一直受到不同程度的忽视、 轻视， 甚至有意识地压制。
　　西方哲学理论的父权思想最早可以上溯到柏拉图。在 《理想国》 中， 柏拉图把女性看做是没有理性的人， 他把女性与奴隶、 小孩和下等人等同而视。
　　他认为 “各种各样的欲望、 快乐和苦恼都是在小孩、女人、 奴隶和那些名义叫做自由人的为数众多的下等人身上出现的” 。柏拉图对话 《米诺篇》 的主人公米诺 （酝藻灶燥） 对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 特别是丈夫与妻子之间的基本区分作了简要概括： 男人的美德是管理国家； 女人的美德是 “治理家庭、 料理家务和服从丈夫” 。
　　而对西方哲学思想父权特征打上烙印的， 还是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柏拉图关于女性是没有理性的人的思想， 认为女性在理性上具有先天的缺陷， 是不完全的人。他明确指出男性与女性的关系自然是高级与低级之间的关系， 是一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 在这种关系中， 显然作为统治者的一方是男性。
　　亚里士多德明确指出： 公共领域或城邦超越了“单纯生活” 的需要， 它是为 “善的生活” 而存在的，而私人领域或家庭的目的是满足基本的生理需要。
　　公共领域代表着理性和文化， 仅仅适合于自由男人追求善的生活和更高的精神需要， 而私人领域存在于妻子与奴隶的生活领域，仅仅是为了单纯的食、色、 住等自然需要。 亚里士多德认为， 由于女人生活在家庭领域， 她们的职能由其角色所决定， 她们的理性水平和道德品质同样受此限制， 她们也没有资格参与公共领域的政治生活， 是不允许进入政治领域的[2]。
　　近代思想家卢梭的思想中， “父权制” 依然是其理论结构的主要特征。 卢梭并没有把自己社会契约论中所主张的自由和平等的权利赋予妇女， 而是以资产阶级的抽象人性论来论证 “父权制” 理论， 以性别自然目的论的神话来论证传统的性别分工， 从而把女性置于从属于男性的地位。卢梭认为， 女性对男人的服从不是由于社会和经济原因， 而是她们天生应当如此， 这是一种大自然的馈赠。
　　卢梭认为， 公民之间不能相互沟通， 男性和女性之间不存在相互信任， 如果给女人机会， 她们会毁了男人， 所以必须对她们严加控制， 才能确保男性的自由。 女人与男人的区别在于： 她们不能控制自己的欲望， 因此她们没有能够获得公民社会所必需的德性。
　　男人也有感情，但是他们能够运用理性来控制自己的感性， 因此能够创立和维护政治社会。
　　从卢梭开始， 近代西方哲学思想中关于公共领域的思想就一直没有逃脱 “父权制” 的框架， 父权制特征以经逐渐成为公共领域思想的基础， 尽管女性主义者一直在从 “社会性别主流化” 的角度积极争取女性在公共领域的配额， 但西方公共领域思想的主流依然是有父权特征的。
三、 女性主义者构建女性公共领域的尝试
　　在女性主义者争取女性公共领域的理论尝试中， 出现了许多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和著作， 其中以美国学者南希 ·弗雷泽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思想的批判最为典型。另外， 随着新的传播技术和方式的诞生，一些女性主义者也试图通过新的传播方式，来找到对女性公共领域的支持[3]。
　　（一） 南希 ·弗雷泽的女性公共领域为了反思和修正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 弗雷泽在研究了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概念的理论假设后，试图在此基础上确立女性公共领域概念。她主要从三个方面的假设来开辟女性公共领域。第一个假设是公共领域的平等进入。 而弗雷泽认为， 搁置平等问题通常使得社会中的统治群体获利， 会抑制大众的积极参与。 而现实中， 特别是在分层的社会中弱势群体往往被忽略。 女性作为最大的弱势群体， 在很多时候仍旧无法获得平等进入公共领域的可能。 因此， 只有真正消除了社会不平等， 才能保证人们对公共领域的积极参与。对于女性来说， 平等仍旧是一个奋斗目标。
　　第二个假设是公共领域是否单一的问题。 弗雷泽提出多个公共领域的联结比单一的公共领域更有优势。如果仅仅只有一个公共领域， 下层难免被排除。在单一的公共领域中， 妇女就是这样被排除了出去。 而如果能够建立多样化的次级公共领域， 被统治的社会群体， 包括女性就有可能建立自己的次级公共领域。
　　第三是假设是公共领域应该讨论什么样话题的问题。 哈贝马斯认为， 区别于私人话题， 公共领域中讨论的话题应该关系到公共利益、 公共事务。弗雷泽则致力于把女性问题引入到公共领域， 来扩大公共领域所关心的问题， 从而为女性公共领域找到立足之地。
　　但是， 弗雷泽的思想却有其无法填补的理论空白。 弗雷泽受到后现代多元文化主义的影响。提供了一个多样化的公共领域， 即一个可以不断任意组合、 解体和重构的多维度空间。弗雷泽的女性公共领域模型也就建立在多元化的基础上。 一旦公共领域在多元文化主义的鼓励下不断分化， 这些多元的公共领域只能不断分化成更小的女性公共领域进而导致分裂。
　　弗雷泽建构的女性共领域显然还需要更过的考验。而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模型， 虽然已经受到包括后现主义、 多元文化主义等理论的冲击， 但他已经对公共域概念进行过三点修正， 也将在持续不断的挑战中继续下去。
　　（二） 现代电影对女性公共领域的支持日本学者斋滕绫子通过电影的图画， 试图创建一个像 “对抗性公共领域” 这样的空间来支持女性公共领域。 她引用德国导演亚历山大 ·克鲁格的话，“所谓 ‘对抗性公共空间’ ， 也就是 ‘一种改变着， 扩展着， 并且增加着经验的公开言说的可能性的公共领域’ 。 与克鲁格的阐释相反， 似乎仍在发生着

的却是那种 ‘虚假公共领域’ 的蔓延， 即 ‘一种代理性的公共领域’ ， 代理得如此之多， 就像它已经包含了它所排斥的。”
　　斋滕绫子思路与弗雷泽有相似之处， 即对传统的代理型公共领域的扩充来实现女性公共领域， 只是区别的是， 她更关注女性通过一些更新的形式进入公共领域。 她指出： “我们必须明确地注意到数码科技的出现和信息网络的相应扩展。是的， 它们是促进全球化的两个基本元素， 但它们也可能成为创建 ‘对抗的’ 或 ‘别样的’ 公共领域的工具， 正如我们已经在独立电影人和媒介制作者时网站和电子网络的广泛使用中的所见所闻。”
　　斋滕绫子以电影的手段， 以情感的方式， 来参与到女性公共领域的构建中来。 “通过创建我们自己的批评 ‘空间’ ， 开发我们的情感和身体经验以及话语， 我们就能创造出我们自已的 ‘公共空间’ 。[4]”
　　（三） 网络媒体对女性公共领域的支持网络媒体的迅猛发展， 是近年来带给哈贝马斯以大众传媒为操纵性力量的公共领域最多反思的机会。 新的传播手段， 滋生了新的传媒方式， 女性主义者正是看到了女性在网络媒体中的积极作为， 才又一次把希望寄托在通过对网络媒体的研究来构建自己的女性公共领域[5]。
　　虽然随着网络的迅猛发展， 女性有了更多表达公共领域意见的机会， 以女性身体、 话语为重要关注点的网络媒体也为女性成为公共领域中的组成部分提供了可能， 但是， 女性公共领域在网络媒体中构建依然具有其虚假性， 女性事务在网络媒体中的繁荣背后依然有父权特征的痕迹， 所以， 女性主义者关于女性公共领域的构建依然还有一段很长时间的路要走。
　　参考文献
　　［员］（德） 哈贝马斯援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酝］ 援曹卫东等译援上海： 学林出版社， 员怨怨怨： 员缘原猿圆.
　　［圆］ 战洋援女性公共领域是否可能—— —以弗雷泽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概念批判为例 ［允］ 援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 圆园园远，（远） 援
　　［猿］ 付翠莲援女性在公共领域 “缺席” 的政治哲学探源 ［允］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圆园园苑，（圆） 援
　　［源］（日） 斋滕绫子援织泪成曲： 哭泣的政治与重塑女性公共领域 ［允］ 援范倍译援北京电影学院学报， 圆园园缘，（猿） 援
　　［缘］ 王娟， 刘在胜援女性网站论坛对公共领域构建的支持与现状 ［允］ 援科技广场， 圆园园远，（员圆） 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