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老子的“天道无为”思想及其经济管理意义

来源:   http://www.paperzhan.com

　　《老子》，又称《道德经》，共81 章。《老子》，前37 章为卷上，后44 章为卷下。中国历史舞台上影响弥远的道家思想即发源于此。在历史及现实生活中《， 老子》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和知识分子传统等各方面都留下了重要影响。1935 年后，随着号称“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林语堂博士《吾国与吾民》和《生活的艺术》等英文文化着作的发表，西方人对老子文化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从1943 年至1963 年的20 年间，几乎每隔一年都有一种《老子》新译本问世，其中半数在美国出版。林保罗在《老子：道德经和王弼英译》序言中指出，世界上各种语言中都至少有一种《道德经》译本。在西方，除《圣经》外《道德经》的译本最多。由此可见《， 老子》对于世界文化的影响。
　　
　　一、老子“天道无为”思想的基本含义
　　
　　（一）“道”的思想
　　提到《老子》，人们想到的第一个概念恐怕就是“道”。“道”是老子哲学的专用名词和中心范畴。这个“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道”恐怕是最不好理解，最难揣摩的。连《老子》本身也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1 章）“道”可以说，但能说出来的“道”就已不是原先意义上那个原汁原味的“道”了。这生发出许多哲学上的争论，也使“道”在英语中不可能找到一个现成的完全对等的词。鉴于此，美国韦氏词典Webster’s Ninth New Collegiate Dictio2nary（1983 年由Merriam2Webster lnc. 出版） 以及英国Cham2bers 20th Century Dictionary 均将Tao （道） 作为英语语言的一个词条收入，用来专指老子的“道”。既说明“道”的难以言传理解，又说明《老子》文化在西方的广泛传播。
　　根据《老子》中的描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25 章） 可见“道”是宇宙万物的本体并具有普遍性、客观性和永恒性。但又不可言说，就须打个比方来说明“，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5 章） 换句话说“， 自然”就是“道”的样子，就是“道”的体现。只有了解“自然”，才能理解“道”。那么什么是“自然”呢？ 关于“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2 章）“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7 章） 就是说，天地不辞劳苦而长远地生作万物与人，既没有自私的目的和功利的因素，也不居功，不自恃，不占为己有，万事万物也都是这样自然而然地发展演化，这种规律人可以认识但却很难改变，这便是“天道自然”。因此，人应效法天地大公无私的精神，明智的做法就是顺应这种规律，按这个规律去办，要“合乎自然”才是“道”的标准。这既是行而上道的境界，也是行而下宇宙世界的自然法则。
　　
　　（二）“无为”学说
　　《老子》中的“道”体现于万事万物之中，“大道汜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以生而弗辞；功成事遂而弗有名。衣被万物而弗为主”（34 章） 。“为万物之母”，是宇宙万物的根源，社会也在这种内在规律的作用下自然地演化。“清静为天下正”（45 章） ,因此，在经国治民上《， 老子》亦主张统治者“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以自然之道治民，让民众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自由地劳作生息，使社会自发地达到天下大治的局面。总之“， 清静无为、顺其自然”是根据《老子》自己“天道自然”的观念提出的，用以说明天道的境界和功能，是《老子》思想的精华，也是统治者所应该奉行的治国策略。
　　“道”“无为”和“治”是在短短五千言中的《老子》中频繁出现的词汇，是《老子》的几个基本观念。“道”是自然秩序，根本规律；“治”是最终目的；而“无为”是遵循“道”这一规律达到“治”所具体使用的方法和手段。三者一脉相承，互为因果，紧密关联。
　　因此“， 无为而治”在《老子》一书中被反复强调。但“无为”并不是“不为”，消极地无所作为，而是不做无用功，不违背“道”，不“逆乎自然”。“无为”与“无不为”是辩证的统一，是说人应效法天地，行其所其当行，止其所当止“，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37 章） 这样，天下就可大治。《老子》中的理想君主应是“清静无为”的，他顺道化民，不随意干预民众的生活，而民众亦感觉不到他的存在，似乎没有君主在治理天下一样。故“太上，下知有之”（17 章） ,民众仅仅知道有这么个君主存在，而且，也仅此而矣！ 进一步“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17 章） 。天下大治了，人民安享太平盛世时，根本不知这是君主治理的结果。对于民众，一切都是很自然的。“帝力与我何有哉？”对君主而言：“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朴”（57 章） 。这样民众自化、自朴、自正、自富的国家不就是《老子》所极力推崇的理想治理状态么？
　　最理想的君主不就是推行“无为而治”的君主吗？其实《， 老子》是承认百姓富有聪明智慧这一事实的，“民之难治，以其知之”，“无为”即是以此为前提和基础的，所以“治大国，若烹小鲜”（60 章） ,正说明了这一点，“无为”的特点就是要少动，不要乱动，慎之又慎。另一方面《， 老子》还认为很难保证干预（“有为”） 能合乎“道”，制定政策时能符合大众心理和社会发展规律。君主自以为聪明地妄加干预，反而会激起百姓智慧的对抗，干预因此往往无效，白白增加一笔社会开支。老百姓是富有思维能力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 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75 章） ,在先秦生产力极不发达的条件下，剩余产品很不丰富，干预就极易变相为对老百姓的剥削与掠夺，与民争利，危害民众的生存，于是必然受到人民的反抗，这样的统治者“是谓盗竽，非道也哉！”（53 章） 故“以知治国，国之贼；不以知治国，国之福。”（65 章） 而让老百姓有自由去做自己想做的事，这样反而对整个社会都有好处。反之，就违背了“道”，违背了“自然”。所以最好方法就是“绝圣弃治，民利百倍”（19 章） 的“无为”，“善之因之”，只是暗示和引导民众自觉自发地按其本性（意愿） 来自由地行事，避免对这种自然状态过多干预，充分发挥老百姓的聪明才智、主动性和创造性，这样才可达到“治”的终极目的。
　　
　　二、文景之治：初步应用获得成功的范例
　　
　　自《老子》问世以来，就对后世各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治国、齐家、修身等等。从我国历史上看，西汉前期的治国策就很明显地受到老子“无为而治”的影响。秦末天下大乱，战祸连年，生产力破坏极为严重，当刘邦击杀项羽，建立汉王朝时，社会经济极其困难，财政捉襟见肘，以至达到“天子不能具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的局面。面对这种局面， 自汉高祖刘邦始，随后几代统治者都推行了《老子》的“无为”主张，让人民休养生息，不妄加扰动。具体作法就是，政府对经济活动和经营形式基本上不予干涉，听任民间自由发展。也不进行大量动用民力、物力的活动。经过近七十年的治理“， 国家无事”“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瘐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史记·平淮书》） 。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文景之治”，从而为汉武帝的文治武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时的史学家司马迁曾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写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一切都不依赖于政府的“有为”，而是由一只“无形的手”（人们的逐利行为） 促成天下的繁荣。这无疑是《老子》“无为而治”的一个注释。汉武帝一改先王的主张，北征匈奴，西威西域“， 兵连而不解”，连年征战“有为”，一时不可一世。然“福兮，祸之所伏”，在威名远播的同时，却“府库益虚”“， 天下苦其劳”，人民亦疲惫不堪！ 在这盛世之下，却埋下了衰亡的种子。从此之后，汉武时的昌盛就如“明日黄花”，一去不返了。这倒也应验了《老子》中的另一句话“， 物壮则老！”事实上，在历史上，每当战乱结束，休养生息之时，多采用黄老“无为”的政策。而“无为”确也起到了重振社会经济的作用。
　　
　　三、“无为”与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观点是反对任何形式的强制和国家干预。进一步，哈耶克在此基础上发展了所谓“扩展的秩序”的思想（1988） 。这一思想的基本内容是： （1）社会秩序是自发的，而任何人为的设计最终会破坏这一秩序； （2） 这个秩序不依赖人为强制推行自身能够不断地扩展，即在社会交易与自由市场不断地拓展的过程中，在产权制度自发地不断完善中自然逐渐演进； （3） 正因为秩序是不断扩展的过程，所以，传统和法律必须得到尊重，以保证秩序扩展的连续性； （4） 对人类自由秩序威胁最大的人类理性的僭妄，即总是有些政治家试图超越理性所能及去“设计人类前途”。美国前总统里根即是以此治国，奉行“管的最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及“看不见的手”的原则。以后各届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也受此影响颇深。据说它或多或少受到了《老子》一书的启发。不管该说法是否成立，这一观念与《老子》重自然、轻人为的精神确有异曲同工之处，二者都强调不应随意干预，老百姓应该自由行事，经济自然而然地达到优化。
　　有人认为《， 老子》中提倡的“无为”会导致无政府主义言论。其实这是一种曲解。以经注经，根据《老子》的原文来解释其原文，“无为而治”的落脚点还是在于“治”。“无为”是用来干什么的？ 当然是用来治理社会。谁来治呢？当然是《老子》中提到的圣人，即政府的象征。《老子》中并没有认为不需要圣人或政府的存在，相反，却是积极地向君主建议，以“道”治国：“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命，而自均焉。”（32 章） 只要循“无为”治国，就可“物自宾”、“民自均”，而切莫做有背于“道”、“自然”之“有为”。“无为”是为了“无不为”，“有所不为”是为了更好的“有为”。事实上《， 老子》是很反对走极端的“， 物极必反”，走极端的无政府主义并非《老子》中的涵义。
　　
　　四、“无为”思想对于我国经济的现代意义
　　
　　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政府角色的转变。从以前管得太多的“大政府”向“小政府”过渡。《老子》中的“无为”还是有其借鉴作用的。对政府而言，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无为”。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不仅进行宏观管理，而且也参与微观经济主体———企业的经营，管得过多过细，使企业无权选择生产和销售，没有自我发展的自由，只能靠计划生产；产品几十年一贯制，职工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自然丧失了企业和职工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从而抑制了企业的活力，使国有企业在进一步发展时举步维艰，障碍重重，以至陷入困境。从根本上，问题就在于不符合生产发展规律的要求，片面在所有制关系上求纯，管理体制上过多强调政府对企业的行政管理。政府不该管的也管了，最终分散了力量，许多该管的事反而没有管好。从这种意义上说，政府表面上虽大，但在管理效率和调动生产积极性上却表现软弱。
　　所以“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奉行“无为”的一定是个“小政府”；但精简的“小政府”并不一定会削弱政府的权威“， 小”只是指规模，在功能上却完全可以成为一个高效、富于权威的“无不为”的强政府。因为这个“小政府”能够按照经济社会的内在规律（“道”） 去顺其自然，因势利导地治理，从而实现“天下大治”。所以这是一个“小而强”的政府。相反，过去那种机构庞大的“大”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的事，倒完全可能是个效率低下的弱政府。所以提出让企业成为“四自一独立”的法人实体，微观上完全放权，给企业以发展的自由，政府不再直接干预经济，由“裁判员”和“运动员”一身而二任焉，转变为集中精力当好“裁判员”。转变政府职能“有所为，有所不为”，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发展，建立微观放开搞活，宏观调控好的格局。
　　本世纪前20 年是中国重要战略机遇期。因此，在新世纪，我国新一届政府在制定本世纪前20 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时，其基本要求之一即是明确本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突出重点，明确目标，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重点任务、重点项目上务求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一最新的实例证明了我国政府在转变政府职能，管理国家重大战略事项方面有了极大突破。
　　所以，强调一下《老子》的“无为”思想对我国的进一步改革和发展，还是有其很强的现实意义的。作为炎黄子孙，我们不仅要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和管理模式，更须梳理、提炼和继承本国先人思想宝库中的精华，并善于珍惜利用，发扬光大，使之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和精神力量。
　　
　　
　　[参考文献]
　　[1] 老子，庄子。 道德经·南华经[M] .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1～61.
　　[2] 南怀瑾。 禅宗与道家[M] .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 238 -240.
　　[3] 司马迁。 史记[M] .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 4651874.
　　[4] 卢周来。 旁观新自由主义经济学[J ] . 读书（北京） ,2000 , （12） :65～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