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与革命（二）
二、艺术革命之路的探寻
这一道路的探寻是时代变革之后的理论勘定;是理论自身的实践性反应;是追求人的自由、解放本质的形变。它不是一帆风顺的，必然充满了曲折和艰难，马尔库塞在50多年的学术生涯当中大胆的尝试，不断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补充新的内容，进行了新的理论创新和道路选择。首先，一个总体的认识是，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的人被异化所包围，加载在人类身上的不仅有生存必需的基本压抑，还有“产生于特定统治机构的附加控制”13，即额外压抑，它受现实原则的支配，而缺少快乐原则的指导，这是马尔库塞眼中的现实社会，这一体验来自于他的生存体验以及他对发达工业社会的观察，最终也成为了他寻求审美解放道路的依据。“
弗洛伊德认为，无意识虽然不是来自现实世界，但它是促使我们行动的精神现实。成长的经历告诉我们，不能按那些不受控制的原初过程的催促来行动。满足的实现必须以社会的接受为基础，这是按照“二级过程”来进行的有意识的思维操作方式。整个精神机关的基本促进动力，来自没有得到满足的愿望或者没有得到平息的激动—一个释放由此而产生的未满足感(不快)的愿望，从而消解紧张，得到快乐。在早期，弗洛伊德把它叫做“不快乐原则”，可后来重新命名为“快乐原则”。原初过程是按快乐原则来行事的，而二级过程是按现实原则行事的。马尔库塞依据这种区分，创造性的提出了“额外压抑”和“操作原则”这两个概念。他将社会文化对人的压抑分为“基本压抑”和“额外压抑”。“基本压抑”主要由匾乏这个事实造成，这种压抑是不可避免的。而现实的社会通常将物质资料(不管是匾乏的还是丰富的)的分配方式和生产物质资料的劳动强加于人，这就构成了“额外压抑”，这是一种在一般文明所要求的基本压抑之外，为维护特定统治形式所必需的1918一1919年间德国革命的失败，使马尔库塞放弃了社会民主道路，成为了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时他是革命士兵委员会的成员，社会民主党多数派的党员。当权的社会民主政府批准和怂恿的对共产主义者的杀戮事件，以及当局对基尔水兵起义的残酷镇压让马尔库塞改变了立场，他说:“我认为我当时的政治立场是稳固的，因为我坚持不妥协地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政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是一个革命者。”’5但是革命的挫败经历，使得马尔库塞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有效性产生了怀疑。1919年，马尔库塞复原后到弗莱堡继续他的学业，在随后的几年间，马尔库塞从自己的兴趣和关注点出发，开始研究艺术与社会的关系，进行博士论文的写作，这是他学术生涯的开始。’6这一阶段的成果是他的《论德国艺术家小说》，并以此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此后，他在柏林从事了一段图书销售工作，在这期间马尔库塞编撰了诗人弗里德里希.席勒的一个传记，并为《美育书简》作过注释。
就在马尔库塞苦闷、仿徨、的时候，1927年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发表了，“革命失败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当然，那时当局也在向我们灌输哲学思想，但当时的学术界被新康德主义和新黑格尔主
义所主宰，然而，突然间，《存在与时间》作为一种真正的具体哲学诞生了。海德格尔谈到了‘生命’、‘实在’、‘他们’、‘死亡’、‘关切’。它好像就是对我们说的。”’7对于马尔库塞而言，这是一个新的开端。《存在与时间》这部海德格尔的早期著作给马尔库塞的启示，使他进入到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领域，在马尔库塞看来，两者能够联合的结点是它们都同样关切于人的实际存在、人类及其世界的具体分析。但很快，马尔库塞就认识到海德格尔所谓的具体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真实的，是虚假的具体性，就像当时主导德国大学的其他哲学一样，他的哲学既抽象，又脱离现实，甚至逃避现实。马尔库塞认为，像一系列先验哲学一样，基础本体论忽略了历史，在概念上让人耳目一新，但在事实和经验上都显得比较贫瘩。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不局限于人类存在的永恒而本质的结构，它充满了历史的真实。但在海德格尔的基础本体论中，这些都被降格到了仅仅“实际的”层面，不是以实践为基础而是以孤立实存为基础。压抑。它所要求的原则就是“操作原则”。这种额外的压抑主要表现为人的异化，包括劳动、闲暇、私人生活等方面的异化被发现和发表之后，马尔库塞就告别了他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时期，这也是与当时的社会主流研究相一致的。在马尔库塞的故乡，这一时期的德国，马克思所寄予希望的革命力量—无产阶级—已经开始模糊了自己的阶级意识，轻易地向旧有的社会势力交出了自己的自由，成为了纳粹主义的群众，这样政治经济领域的革命就不大可能实现。为了能够解决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问题，学术界开始从对政治经济学和无产阶级的关注，逐渐向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偏移，从而回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黑格尔辩证法根源’8这之后，马尔库塞开始找寻人类解放的新路径，找寻经济领域之外的人的异化的更本质基础。为了获得对“历史的物质构成的理解”、“界定具体存在得以存在以及这一存在及其所处的世界关系的总体得以根植的那些具体历史条件。””马尔库塞将黑格尔与马克思理论相结合，把人纳入到了历史一社会关系中，为人类找到新的解放的根。带着这样一种德国超验论和人文主义的传统，马尔库塞1934年随法兰克福学派来到美国。美国作为当时最发达的工业社会，充斥着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思想。美国的经历，使得马尔库塞同其他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一起，目睹了大众文化 (mas5culture)如何藉由非暴力或非恐怖手段来获致齐一化，成为了“社会水泥”2。。他发现大众文化与法西斯主义实际有些雷同之处，它们都利用或创造了个人的需要，并据此不断地消饵了私有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的差异，进而支持了特殊的统治制度。马尔库塞认识到人的异化的程度己经深入到了人的意识的层面，在意识全盘异化的情况下，异化扬弃的道路，必然要首先在意识的领域内发生。当作为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所期望的作为历史主体的无产阶级以及作为历史运动的社会主义革命都已消失，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肯定性倾向，唯一的革命能量似乎只保存在孤独个体的心灵深处。当发达工业社会的技术全面控制把对自然的人的压抑推向了极端，成了一种心理控制的时候，心理学不再是以前的心理学，而变成了“政治”，心理问题成了政治问题，技术性的操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灵魂深处的困境，灵魂的问题必须从政治上解决，但前提必须有意识的改变，要有否定的意识存在。社会的演化使得个性的个人成了原子式的个人，失去了自我的特性。而个性的缺失正是社会控制顺利进行的条件。所以“专注于个体独特心理的精神分析学的必要性就比任何时候都迫在眉睫，它自身已经成了一种革命的政治学。，虽然自由主义己经被极权主义取代，无产阶级己经被同化，社会革命的可能性已经变得微乎其微，不过，在个人的心理深处，仍残留着否定的潜能，这是唯一一个未被同化或者未被完全同化的领域;因此，马尔库塞就重新肯定了黑格尔曾否定的个人的价值。由此，马尔库塞产生了对意识重新阐释的理论，并对当代社会中具有主导地位的大众文化与文化工业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这一转变的理论基础来源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这样，马尔库塞进入了其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时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弗洛伊德认为，在人类的文明中，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的冲突是由普遍的匾乏、生活的窘迫和生存斗争引起并维持的。由于匾乏是永久的，所以生存斗争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本能的压抑性也是永远不会消失的，快乐原则的彻底解放也是不可能实现的。马尔库塞扬弃了这一观点。他认为，匾乏不是永恒的，现代科学和工业技术的发展己经为消灭匾乏创造了条件。因此，快乐原则的解放，非压抑性社会的出现已经有了可能，现在只不过由于当权者的利益、操作原则和虚假需要的作用才没有使这种可能变成现实。这种向心理学的转变，马尔库塞这样解释，“虽然哲学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于个体，但是只有通过每个个体并且基于每个个体的实存，哲学的意义才能得到实现。”’2这种存在是人的具体存在，人的感觉存在，是将感觉作为本体的人的存在。垄断资本主义现实的一体化意识形态，最终使马尔库塞失去对社会运动的信心，开始了基础之下的基础的探索。马尔库塞要从发达工业社会的总体性中拯救否定性。这是一种总体性的否定，即从总体上否定发达工业社会，并提供一个总体的替代。对理性霸权的反对，对新意识的探求，必然会走向寻求新感性的道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这是与马尔库塞本身的学术经历有很大关系的，早在马尔库塞的浪漫主义和存在主义研究时期，他就从前技术时代的景象中看到了人的未被异化的完整的形象，看到了人和大地和诸神、世界、他人的和谐共处，在席勒的影响下，认识到感性的人拥有比理性的人更完整、更丰满的形象。而马克思的巴黎手稿恰恰也有同样的解答。正是巴黎手稿强化了马尔库塞感性的情节，他继承席勒，马克思的感性的理论，将感性作为本体论的东西，而不是认识论和生物学的东西。感性上升到本体论的层次，才能真正摆脱具体经验的局限，校正具体科学的视差。古往今来的艺术就像埋藏在地层深处的矿脉，携带者巨大的信息:所有遭到压抑的冲动，所有遭到禁忌的意象，自由的渴望、幸福的期待，等等，都包含在里面。在马尔库塞的眼里，艺术，作为一种创造性的劳动，最完美地结合了爱欲、幸福、幻想、自由、美、渴望、种属的记忆、个体的体验，不仅是一个和谐的统一体，而且是一种非压抑的劳动。异化劳动怎样转化成非异化劳动或者说爱欲化的劳动，这对马尔库塞来说，始终是个问题。他只在艺术创造中看到了这种可能性。马尔库塞最初是想阐发一种非压抑性的文明，不过，他最终只指示出了一个方向，一个通向艺术的方向。他认为“艺术不能改变世界，但是，它能够致力于变革男人和女人的意识和冲动，而这些男人和女人是能够改变世界的。”23发达工业社会关闭了人类通向非压抑文明的所有可能性，只有想象逃了出来。而想象是成就艺术的前提和基础。想象的自由以感官的经验做基础，受制于感性的纯形式。一旦感性不再被处于统治地位的理性塑造和渗透，而是以想象做引导，这种想象就会调和理性推理和感性需求。总体而言，马尔库塞学术研究的道路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不断深化的对发达工业社会对人的异化的认识，二是针对人的异化不断寻求异化扬弃的途径。者是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因为异化的形成和对异化的扬弃同时存在于当下，“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