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扩建工程项目与新建工程项目对比,无论在工程施工及造价控制管理方面都更为复杂,根据笔者参与的广州亚运场馆改建建设项目造价管理的实践经验,分析改扩建工程的项目特点,针对性地归纳总结其造价控制管理方面的重点难点,并提出对策和方法。
　　关键词:改扩建项目;特点分析,造价控制
　　改扩建工程项目与新建工程项目不同,具有其特有的一些特征或者特点,结合笔者所参与的广州亚运工程改扩建场馆的造价管理实践经验,就改扩建工程项目的一些特点进行归纳总结,找出难点及重点并提出一些建议和措施。
　　
　　一、改扩建项目与新建项目对比,具有的特点、特征。
　　
　　改扩建工程项目在投资估算、工程招标阶段造价控制、工程施工实施阶段造价控制、工程结算阶段造价控制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特点,根据笔者所参与的广州亚运场馆改造项目,总结分析特点如下:
　　改扩建项目的设计相对不稳定。在项目投资估算及项目招标阶段,改扩建项目的设计深度、改扩建的标准、要求相对不稳定,相当一部分改造的要求是在工程实施阶段,通过拆除暴露原建筑的一些情况后才进一步明确改造标准和要求的,并且改扩建的标准、功能要求也会动态地改变,以上因素导致工程施工实施阶段会产生较多的设计变更和签证。
　　改扩建项目一般均涉及原有结构、装修、机电管线设备等的拆除,这些拆除内容非常零星繁杂,而且涉及材料设备残值的计价和资产的处理等问题。
　　改扩建项目工程量的计量,与新建项目有所区别,改扩建项目相当一部分工程量无法通过设计施工图纸准确计量,必须通过现场签证确认工程量的方式进行工程量的计量。
　　改扩建项目的措施费用项目相对较多,改扩建项目往往要考虑原建筑物的正常使用,采用局部封闭改造的方式,同时又要兼顾原建筑物在改造期间的使用运营,就要采取一些特殊的措施,例如笔者所参与的广州天河体育中心体育场体育馆亚运改造工程,则要考虑在施工期间天河体育中心举办旅游节的情况,在措施费用中增加了因旅游节所发生的施工进退场措施费用。
　　改扩建工程的签证与设计变更界面的划分问题。改扩建项目因设计不稳定及改造需求的改变等原因,在改造实施阶段往往发生相当多的零星改造内容,新增边边角角的一些改造翻新,而且工程量较小,内容较多。这些在施工过程中发生的未包含在合同清单范围内的零星改造工程是按照现场签证还是按照设计变更(竣工图)的方式结算费用需要明确。
　　改扩建项目涉及对原有专项技术工艺的改造。笔者所参与的亚运场馆改造中,涉及较多的专项体育工艺改造翻新,例如对足球场草坪的铲除翻新、篮球运动木地板的拆除翻新、塑胶运动跑道的翻新等等。这些专项技术工艺的改造翻新与一般建筑工程施工工艺不同(包括质量验收标准要求、材料产品的要求等)。
　　
　　二、针对改扩建项目造价控制的重点与难点,提出一些具体可行的措施。
　　
　　根据之前所归纳分析的改扩建场馆特点,可以找出造价控制的重点和难点,结合笔者在亚运场馆改造工程中经验,提出一些措施和建议:
　　改扩建项目设计相对不稳定的问题。这个情况往往导致招标工程量清单与实际施工情况差别较大,项目投资容易失控。针对这个问题,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在项目招标前尽可能稳定设计方案,避免发生较大的设计修改,以稳定的施工图纸招标。
　　在工程施工阶段,应及时跟踪设计变更、工程签证的发生情况,更新施工图预算,避免投资超出控制预算的情况。对过程中发生的设计变更实施主动控制。
　　笔者所参与的广州天河体育中心场馆亚运改造项目中,即采用了以上的方法,在招标阶段对设计图纸进行了详细的审核,提出了稳定设计的一些合理化建议,结合设计图纸进行招标清单的开项。在工程实施阶段,每月对该项目的设计变更、签证工程进行统计、梳理、汇总形成台帐。定期对施工图预算进行更新,以及时更新的施工图预算对比财局批核的概算进行投资控制分析,形成投资分析报告,对工程造价实施过程监控。
　　改扩建项目的原有结构、装修、机电管线设备等的拆除工程造价控制,结合拆除工程的特点,可采用以下措施:
　　在招标阶段,拆除工程可以采用在一定范围内合价包干的方式,在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之间实行造价风险共同合理分担,投标单位在报价中综合考虑。
　　拆除的材料、设备设施应分类统计,做好现场的记录台帐或者移交清单,哪些是属业主保留的,哪些是由拆除单位自行处理的,避免发生资产流失的情况。
　　拆除的材料、设备设施应根据实际情况合理考虑残值。
　　对于按实结算的拆除工程,因为拆除工程具有隐蔽工程的性质特点(拆除材料设备回收或者废弃后工程量不易确认),应及时做好拆除工程量的现场签认手续,为便于结算,可以绘制拆除工程施工的竣工图(以各方确认的拆除工程量为基础编制)。结构、装饰的拆除与机电的拆除特点不同,应区别对待。
　　拆除又分为保护l生拆除和非保护性拆除,视业主的需求而定,在清单开项中应描述清楚。
　　例如,在广州亚运场馆改造工程中,对拆除工程即采用了上述造价控制措施,具体方式:对于结构、装修等内容的拆除,按照设计图纸的范围进行总价包干(投标人综合考虑拆除工程量等等的风险进行报价),如因设计变更发生了原图纸包干范围外的拆除工程,则按实予以调整增加费用;对于机电安装的拆除,则分为按照系统拆除合价包干(如音响系统拆除为一个项合价包干,消防报警系统拆除为一个项合价包干),另外一种为按照拆除设备的数量按实结算(如空调设备的拆除)。
　　改扩建项目工程量的计量。
　　改扩建工程相当一部分的工程量无法通过设计施工图纸准确计量,必须通过现场签证确认工程量的方式进行工程量的计量,因此应注意在工程实施阶段及时做好工程量计量的工作,包括各方的签认手续、记录照片、验收记录等等。
　　
　　4、改扩建项目的措施费用
　　
　　在项目实施之前,应充分了解项目的周边情况和项目使用者在改扩建期间的运营要求(包括政府部门的要求),制定相应的施工措施方案,根据审批的施工措施方案进行合理的、完善的措施项目清单开项。
　　改扩建工程的签证与设计变更界面划分。
　　一般而言,工程的签证为建设单位指令实施的临时工程,不形成永久性实体工程,不反映在竣工图纸上,或者是因为设计变更引起的拆除工程等;设计变更则一般在竣工图上反映,形成永久性实体工程。在改扩建项目中,与新建项目不同,会产生较多的新增零星工作内容,往往就会出现工程签证和设计变更不好划分的情况。
　　结合笔者所参与的广州天河体育馆(世乒赛)改造施工项目的经验,举例说明,其中体育馆一二层外墙面清洗在招标设计图纸中有
　　摘要:镇墓兽是中国古代墓葬中的一种兽形陶俑,是历代丧葬礼仪的组成部分。本文将以目前已知的考古发掘资料为据,对镇墓兽的源流问题进行探讨。
　　镇墓兽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形制为兽形木雕。西晋时期,镇墓兽为单体走兽式,直至北朝,发展成一人面、一兽面的蹲踞式组合,直至唐代消失。
　　关键词:镇墓兽;源流;楚国;唐代
　　
　　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墓中常见一种陪葬的兽形术雕,其基本特征是方形座、兽头、鹿角。专家们将其命名为“镇墓兽”。 “镇墓兽”的研究在楚文化探讨中较为热烈,已有许多学者对其形制、变化规律及其所包涵的文化因素进行了研究。考古发掘资料表明, “镇墓兽”在春秋中晚期、战国早中晚期的楚墓中均有发现,其中以湖北战国楚墓居多,为楚文化所常见。此后, “镇墓兽”开始广泛见于全国各地的墓葬中,且形制屡有变化,从两汉三国时期的翼兽、独角兽、怪兽,到西晋时期的牛形兽,均为单体走兽式,一般是1座墓葬放置1个,朝向墓门口,作守护状。从广义上来讲,上述均可划入镇墓兽范畴。经过西晋短暂的统一,我国社会又进入南北分裂的局面。此时,镇墓兽的发展也分成两支,南方还基本保持着西晋时期的形制,而北方却发展成一人面、一兽面的组合。随着隋代统一全国,镇墓兽的形制也基本以北方为基础得到统一,并一直延续到唐末。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各项社会制度趋于完善,对丧葬中使用的明器也有明确规定。笔者综合《大唐六典》、《通典》、《唐会要》等文献的记载,对唐代明器种类进行归纳,详见下表:
　　表1文献所见唐代明器种类汇总表
　　《通典》卷一百八中用“四神”代替了《大唐六典》中的“当圹、当野、祖明、地轴”,从《大唐六典》与开元礼成书时间上看,二者记述的应为同一时期的丧葬制度,因此,自《通典》卷一百八中的“四神”应该等同于《大唐六典》中的“当圹、当野、祖明、地轴”,成书最晚的《唐会要》则延续了《通典》中的这一说法。
　　王去非先生曾撰文探讨“四神”问题,他根据“四神”区别于其它俑的三个特征,结合考古资料,认定“四神”即为唐墓中的两个镇墓兽和两个镇墓俑(武士俑或天王俑),“这四件东西自成一组,应该就是‘当圹、当野、祖明、地轴’四神” 。在此基础上,根据《后汉书礼仪志》所记先腊一日大傩中“强粱、祖明共食磔死寄生”条,推测“祖明”、“地轴”为二镇墓兽,其中“祖明”更接近兽形。1986年,出土于河南巩义康店砖厂唐墓的一件虎面镇墓兽,背部墨书的“祖明”二字(图1),为王去非先生的推测提供了确实的佐证。陶俑背后书字,文献中的有关记载印证确有其事,如“郑驯,贞元(德宗)中进士擢第。其夜,暴病霍乱而卒。……即为具棺椁衾敛之,冥器奴马,无不精备,题冥器童背,一曰:鹰儿,一曰:鹘子” ;又如“南阳张不疑,开成四年(839)宏词登科。 …不疑视之,长寸余,小小许,僵立不动。……不疑更前视之,乃仆地, 然作声,视之,一朽盟器,背上题日:春条”。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高度发展的朝代,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长足的进步,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这些都为厚葬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贞观年间, “虽送往之典,详诸仪制。失礼之禁,著在刑书,而勋戚之家多流遁于习俗,闾阎之内或侈靡而伤风。以厚葬为奉终,以高坟为行孝,遂使衣衾棺椁,极雕刻之华,灵冥器,穷金玉之饰。富者越法度以相尚,贫者破资产而不逮。徒伤教义,无益泉壤。为害既深,宜为惩革” ,可见唐代的厚葬之风,自王朝伊始便来势汹汹。对此,朝廷屡次下令节制,无奈其成俗久矣,积重难返, “虽诏命颁下,事竞不行”。在厚葬成风的唐代,镇墓兽的发展也走进了新的时期。唐代的镇墓兽无论是在数量、形制上,还是在制作、使用上,均达到顶峰,足为历代望尘莫及。
　　盛唐以后,镇墓兽逐渐衰落,并最终于晚唐消亡。镇墓兽衰落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出现了新的代用品。木明器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为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墓多见,此后陶瓷制品兴起,木质明器较少地见于墓葬中。唐代,对明器的材质有所规定,《唐会要》称: “(元和)六年十二月条流文武官及庶人丧葬,……以前明器,并用瓦木为之”;“会昌元年十一月,御史台奏: ‘请条流京城文武百寮及庶人丧葬事,
　　三品以上,明器……并用木为之,……工商百姓诸色人吏无官者,诸军人无职掌者,……其明器任以瓦木为之’” 。郑州西郊景龙二年的李文寂墓中,出土1件木雕镇墓兽,其体内中空,仅存腰部以上部分,头部亦残。前肢为扁体实心,支撑于地,身上原施彩绘,现仅余痕迹,残高42厘米 (图2)。虽腐朽严重,但就其基本形制和摆放位置来看,应为镇墓兽无疑。因为木质品不利于保存,目前能见者仅李文寂墓所出的1例。
　　“汉以来葬丧皆有瘗钱,后世里俗稍以纸寓钱为鬼事” 。纸质明器的使用,对我国丧葬礼俗产生了巨大影响。唐时已有纸钱。《封氏闻见记纸钱》云:“今代送葬为凿纸钱,积钱为山,盛加雕饰,舁以引枢……其纸钱,魏晋以来始有其事,今自王公逮于匹庶,通行之矣。凡鬼神之物,取其象似,亦犹涂车刍灵之类。古埋帛,今纸钱则皆烧之,所以示不知神之所为也” 。到宋代,纸扎明器已十分流行。宋人赵彦卫在《云麓漫钞》中明确指出:“古之明器,神明之也,今之以纸为之,谓之冥器” 。宋代纸明器发展成熟的另一表现是,不仅明器的种类有所增加,而且市井已将它们作为买卖交易的对象: “七月十五中元节,先数日,市井卖靴鞋、幞头、帽子、金犀假带、五彩衣服,以纸糊架子,盘游出卖”,此种情形一直延续至今。从唐代的纸钱到宋代的纸扎,纸质明器在不断发展。
　　其次,晚唐_时期,人们的丧葬观念发生了变化,逐渐接受了堪舆术的丧葬观念和丧葬礼仪,与之相配套的葬仪取代了镇墓兽。唐人刘肃著有《大唐新语》一书,其中对堪舆术的记载如下: “平地之下一丈二尺为土界,又一丈二尺为水界,各有龙守之。土龙六年而一暴,水龙十二年为一暴,当其隧者,神道不安。故深二丈四尺之下,可设窀穸。……铸铁为牛豕之状像,可以御二龙” ,与之相应,晚唐墓葬中确有铁猪、铁牛出土。有学者认为,其与镇墓兽不同之处在于: “以往的镇墓兽是以神通广大、威力外溢的气势、凶猛可怖的姿态震慑、驱除鬼魅,起着‘守护’死者亡魂的作用;而铁牛、铁猪完全没有这种气势,仅可预防土龙、水龙对死者施暴,起着‘保佑’的作用”。
　　厚葬浪费大量的社会财富,而且极易导致盗墓,既无益于死者,也有损于生者。唐朝政府曾多次下诏禁止,并对随葬明器的数量进行严格规定。为清楚明了且节省笔墨,将相关内容列表如下:
　　表2文献中唐代对随葬明器数量规定汇总
　　摘要:在一个个湘女、一首首甜歌走进大家视野的时候,一个问题也同时引起了我的思考:在广大的女性民族声乐歌唱家中为什么一个个“湘妹子”会脱颖而出?是因为天分出众、勤奋刻苦,还是有别的独特之处?本文试图从音乐本体以外的其他方面探究“民歌湘军”这个群体的成功秘诀。
　　关键词:语言;民歌;花鼓戏;性格;教育;媒体
　　
　　在当今中国的民族声乐界有一个有目共睹的现象:女性民族声乐歌唱家中的半壁江山已被“湘妹子”牢牢占据!她们是一个即庞大又强大的队伍!从令人尊敬的老一辈艺术家李谷一,到现在正在“扛大梁”的中流砥柱宋祖英、吴碧霞、张也,再到“新晋”的青年歌唱演员汤灿、王丽达、雷佳、陈笠笠等,湘军老中青三代齐头并进,成为民歌界中一道瑰丽的风景。她们用自己扎实的歌唱功底、甜美宽广的歌喉和艳丽、脱俗的气质征服了全世界最广大的听众和观众群。同样身为湖南人,我为她们感到骄傲和自豪;而同样投身于声乐演唱事业的我,也不由得对这个现象更加关注,在进行了长期的思索后,我发现,有一些潜在的因素是促成了她们成功的要因,而这个因素可以用一句最通俗的话语来表达,那就是: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么,究竟湖南的水土是如何养就了这样一群歌唱家的呢? 一、语言
　　
　　熟悉湖南方言的人都知道湖南方言音调丰富,有5、6个之多!在北方,音调种类少的地方只有湖南方言音调的一半!音调数目的多少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其语言音调的复杂程度:在晤言音调多的地方,人们说话的时候自然也更具韵律感和音乐性,反之亦然。在湖南的大街小巷,经常会听到三两个堂客(湘方言:妇女)在一起拉家常,而湖南方言那种“说话似歌唱,歌唱似说话”的地方特征,在这种最常见的现象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这种语言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歌唱家,如果在其民族声乐的演唱中没有浓郁、地道的民族性的话那才叫人困惑。
　　
　　二、民歌、戏曲
　　
　　湖南省境内分布了大大小小的少数民族四十有余!如此众多的少数民族带来的是极其丰富的民歌、戏曲资源!湖南花鼓戏更是来源于山歌、小调及民间歌舞的地方曲种。唱遍全国的《刘海砍樵》在这一方面体现的尤其突出!其生动的语言、丰富的音调、幽默诙谐的内容、无不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当代湖南这些女性民族声乐歌唱家在歌唱中能确今天如此丰富的艺术表现和对民族声乐作品驾轻就熟的演唱能力,都是与曾经浓郁的民间艺术生活氛围和民间艺术的学习经历分不开的!李谷—1961年至1974年曾任湖南省花鼓戏剧院演员;张也十四岁便考入湖南省艺术学校学习花鼓戏;王丽达曾在湖南省艺术学校学习花鼓戏剧表演;雷佳曾于湖南艺术职业学院学习花鼓戏;宋祖英早期也在湖南古丈县歌舞团和湘西自治州土家族、苗族歌舞团担任民间歌舞填员;吴碧霞也受到过很好的民间音乐教育和戏曲训练。看着吴碧霞亚洲巡演中对湖南花鼓小调《洗菜心》惟妙惟肖的演唱就更加说明了湖南民歌、戏曲因素对这些歌唱家的潜在影响。
　　
　　三、教育
　　
　　湖南人自古重视教育。宋代的全国四大书院岳麓、白鹿洞、石鼓、嵩阳等,湖南占了两所,近代湖南的学堂更多至一度排在全国第二。毛泽东、蔡锷、刘少奇、朱镕基等虽然都是出生于农民家庭,但他们都到省城接受了比较好的教育。本文中所提到的歌唱家们都曾就读于国内或国外的一流音乐学院,她们不仅取得了很高的学历学位,更是通过对理论的学习研究使自己在专业领域中达到了令人仰慕的高度,不少歌唱家已在各大音乐学院任教。此外,她们还创造着一个又一个的“第一”:李谷一是中国内地第一位在法国巴黎和荷兰阿姆斯特丹、鹿特丹等地举办独唱音乐会的歌唱家;宋祖英是中国乃至亚洲歌唱家中在悉尼歌剧院举办个人音乐会的第一人,也是中国民族歌唱家中在音乐之都维也纳的金色大厅举办独唱音乐会第一人;吴碧霞是中国第一位在中国民族唱法和西洋美声唱法集于一身并获得最高国际奖项的歌唱家。正是因为拥有丰富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使得她们的演唱事业达到了高峰。
　　
　　四、性格
　　
　　“性格决定命运”,所以性格对于一个人的成败得失非常重要!曾国藩、谭嗣同、黄兴、蔡锷、毛泽东、刘少奇等,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几乎串连成了中国的近现代史。李谷一、宋祖英、张也、吴碧霞、汤灿、王丽达、雷佳、刘一祯,这些“湘女”也几乎成为了当代中国女性民族声乐歌唱家的代表。到底湖南人性格中的什么特质在影响着她们呢?
　　首先是坚韧的精神。这也许是喜爱吃辣椒所造就的,他们生性“怕不辣”!并且在面对困难时敢于迎难而上。曾国藩率领的“湘军”在与太平军交锋的前十年战争当中,基本上以失败居多,但其“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精神以及他坚忍不拔的意志,已使这段典故传为佳话。
　　其次是敢说敢做的性格。文革之后,胡耀邦主持拨乱反正的工作,他曾发出“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豪言壮语。九十年代中国经济政治领域腐败严重的时候,朱镕基也曾悲愤地说道:“准备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留给贪官,一口留给自己”来以示决心。想要成就大事业就必须具备这种“敢”的精神。雷佳在获得央视歌手大赛金奖前已经参加过两次,但都与大奖擦肩而过。她曾说过“我是一个不大喜欢泪水的人,也是一个愈挫愈勇的人。”正是因为敢想、敢做的性格,造就了湘人不畏挫折,从容不迫地往自己的理想迈进!
　　
　　五、美丽多情的湘女
　　
　　纵观活跃于舞台的湖南籍女性歌唱家们,哪一个不是地道的美人胚子!被湖南温润的水土养育出来的女人是柔情的,而钟情于辣椒又使她们多了几分独有的野气和热情;湖南女人的美是丰富而灵动的,在她们的言谈间都流露丰富的感情,在她们的举止中也透露着灵动的表情。 湖南女人是多情的,是徐沛东笔下的辣妹子;湖南女人更是深情的,是沈从文笔下的凤凰城。
　　
　　六、开放、创新的文化时代
　　
　　湖南广电的舵手魏文彬有句名言“要实现新的跨越,首先要跨越自我,战胜自我”。湖南的文化、艺术、娱乐活动已经走在了全国的前列,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快乐大本营》、《超级女声》、《快乐男声》的走红正说明了湖南人那种创新的激情和稳健扎实的脚步,这些靠的是湖湘深厚的文化底蕴。也正是有了这样一个开放创新的文化大时代,湖南的人才才得以更快的走向全国和世界。
　　用一句古晤“天时、地利、人和”来总结湖南女性民族声乐歌唱家们成才的种利因素是非常恰当的。所谓“天时”即开放、创新的文化时代,这个时代给文艺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推广机会和展现平台。所谓“地利”即文中听说的湖南特有的语言、民歌、戏曲因素,这些因素给提供给“民歌湘军”充分的文化“弹药”,使她们在民族声乐歌唱事业中有不断的民族文化支撑。所谓“人和”即湖南人悠远的教育传承与优秀的性格的完美结合,这是她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当然不可少的还有湘女与生俱来的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