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西方艺术史学界似乎很热衷于对艺术史研究本身的诘问。也就是说，跳出艺术史现象本身而进行艺术史哲学的思考，是每一个治艺术史之学者都无法回避的问题。比如为什么艺术有一种历史，为什么艺术史有某种历史等。当这些诘问被重视的时候，艺术史研究的观念才得以相应地提升。我们所习以为常的编年史的治史方法却受到质疑，这导致传统研究所热衷探索的艺术家、作品、社会背景之间清晰的理性线条开始模糊，乃至变形而遁迹。这些所谓“诘问”最鲜明的表现是欧美艺术史学界对所谓“新艺术史”（New Art History）的青睐。实际上，新艺术史并不是某种新的艺术历史研究流派，其实质乃是对自瓦萨里以至李格尔、沃尔夫林、贡布里希以来艺术历史研究哲学层面的质疑甚至反叛，它的理论群系体现出两个特征：一是反对传统艺术史研究所坚守的实证主义方法，认为这种近乎于精密科学的知识积累或档案整理式的工作已限制了艺术历史学科的发展和视野的拓展。二是认为艺术史研究应该超越学科局限，建立一种宏观的文化阐释，尤其是不能忽视当代批评理论的启示。例如女权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心理分析、结构主义、符号学等批评理论，从而能够多视角地重新审视学术现象。当然“，新艺术史”在张扬标新的20余年中自然招致了诸多来自传统艺术史研究领域的抨击和责难，甚至双方并行不犯，依旧我行我素。
    但笔者认为，它带给我们的思索却是很有启发性的。一首先应当思考的是在工艺美术史学领域中是否存在一个工艺美术史哲学的问题，也就是说，当我们在钩沉史籍、皓首穷经地搜索与一件器物相关的所有文字信息时，是否怀疑过这些工作的目的何在、意义何在；这些工作是否是18世纪以来孔德、穆勒以及泰纳实证思想在工艺美术史研究中的一种延续。当我们获取这些证据后，依据理性线索和各个王朝的嬗递所构成的“历史”是否可以信证无疑？这个“历史”是可以被理解的吗？不知道前辈学人是否对这个问题有所思索，但这的确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实际上，几乎每一个治工艺美术史的前贤都在有意无意中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只是没有人单独提出一个所谓的“工艺美术史哲学”问题，即系统地对工艺美术史进行反思。翻阅田自秉先生的《中国工艺美术史》，其体例和断代分期如下：原始社会夏商周、春秋战国秦、两汉南北朝……这与大家所熟悉的历史常识不悖。器与物的流变似乎在历史之中有规矩地变异和起承转合，研究者尽最大限度地发现它们、罗织它们，这对于增益过往的知识、识辨可以触摸的历史功不可没。然而其价值仅止于此吗？田先生在《前言》中开宗明义“：一部工艺美术史，就是一部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发展史。工艺美术是艺术的一种，也是和社会生产有直接联系的物质文化之一。
    它具有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的双重属性。”[1](p1)这话实际上最宏观而简要地回答了治工艺美术史的价值所在：即体认以物质和精神共同构筑的文化。因此，钩沉史籍、淘钧器物背后所蕴含的深度追求即为文化。同样，尚刚先生在《唐代工艺美术史》一书的《前记》中说“：这部工艺美术断代史，除了必须交待内容之外，也想借助工艺美术对世风民情作些说明。因为，作者相信它们的联系太紧密，几乎每件工艺美术品都是世风民情的物证。”[2](p1)这段话把前人所谓的文化追求更加具体化了，那就是通过物证来跨越时间维度，让今人体味遥远已逝的感性历史———世风民情。由此诘问工艺美术史何为，作者治史的追求也就一物后之神的探寻———对工艺美术史哲学的反思赵平垣(集美大学艺术学院，福建厦门361021)[摘要]由“新艺术史”引发对现行工艺美术史哲学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