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近年来，在国内重视“三农”问题和国际粮食危机的两大背景下，我国对粮食补贴政策进行了根本性的调整，以实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促进农民增收的双重目标。但是，长期以来，我国粮食安全与农民增收之间存在着不和谐音符。我国农民种粮的机会成本增加及种粮利益较低，因此将农民增收放在首位成为关键。通过博弈分析可以发现，我国政府出台的以对农民直接支付为主的粮食补贴政策在解决二者的协同问题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论文关键词：粮食补贴政策；粮食安全；农民增收；博弈分析
近年来。在国内重视“三农”问题和国际粮食危机的两大背景下，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确保农民增收成为我国现阶段的主要任务。长期以来，我国的粮食安全和农民增收间存在着不和谐音符：为保障粮食安全就必须多种粮食，而在种粮比较收益较低的情况下，多种粮食就意味着要牺牲种粮农民的部分利益；而农民收入上不去，则直接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从而影响到国家的粮食安全。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使得二者得以协同发展是现阶段的重要课题。在现有文献中，对粮食安全和农民增收问题进行研究的有很多，但大多是只针对其中的一个问题，如针对粮食安全的预警机制、粮食安全的指标体系设计等，或是对农民收入构成、影响因素等进行研究，而将二者放在一起同时进行研究的并不多。尤其是解决二者之间存在两难问题的文献就更少了。本文正是在现有文献的研究基础上。在国家一系列粮食补贴政策背景下，利用博弈分析对国家安全和农民增收的协同关系进行探讨分析。
一、粮食安全与农民增收问题分析
要解决粮食安全和农民增收的两难问题，必须从根源出发找出问题症结所在，因此首先对二者的关系进行分析。
（一）粮食安全与农民增收关系
根据粮食安全的定义以及粮食产业的现状可知，粮食安全和农民增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两难问题。这是由以下原因形成的：第一。粮食产业成本上升快。经济效益较低。如2006年三种主要粮食的平均总成本为444.90元／亩，比2000年增加了24.91％，但粮食价格却变化不大，必然导致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增收动力不大；而城镇工业化的迅速发展使得劳动力短缺，工资性收入提高，吸引大量农民流入城市，最终形成农民收入增加而粮食安全不能保障的局面。第二，我国的粮食产业仍以小农家庭经营方式为主，耕地规模较小，劳动密集度高，耕作方式落后，农机水平不高，经营方式等还属于传统的状态。抵御风险能力较差。在这种模式下，留在土地上的农民靠种粮来增加收入存在一定难度，最终结果必然是粮食安全了但却不能达到农民增收的目标。第三。农业的配套基础设施较差，如灌溉排水设施、粮食储备设施、大型农机具、土壤的测图配方技术以及粮食的物流体系建设等，都需要进一步加强。陈旧落后的设施制约了粮食产业水平的提高和发展，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不利，同时粮食商品率较低，价格稳定机制比较脆弱，价格难以把握及较强的自给性等使得种粮不能成为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
粮食安全要求农民种粮，而农民种粮与否则取决于种粮收入与非种粮收入的比较，其临界点是农民生产粮食与非粮食收入均等，所以只要生产粮食的比较利益不低于非粮食行业，农民才会种粮，粮食也就安全了。在这种情况下，要达到二者的协同应首先解决农民增收问题。
（二）农民增收思路分析
对于我国农民增收的探讨，主要有两种学术观点：一是从农业、农村本身人手，通过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改变农业生产方式，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发展农村经济来增加农民收入；二是认为农业之所以在发展过程中受到歧视，是因为城市阶层在政治上具有过大的影响力，农民虽然人数众多，但对于政策的影响力却很小，因此。增加农民收入应从政策和制度因素人手，通过政府政策和制度创新，给予农民国民待遇来促进农民增收。实际上，这两种观点均涉及政府政策，同时由于粮食产业被认为是弱质产业，供给弹性大，需求弹性小，粮食安全和粮食储备都是公共产品，因此粮食同时具备一般商品和公共物品双重属性，这就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尤其在粮食产业投入上，政府更要起到主导作用[4]。因此本文对将粮食安全和农民增收协同关系的重点就放在政府的一系列粮食补贴政策背景下进行分析。
近年来，随着我国工业的迅速发展，农民种粮机会成本增加，大批农民流入城市，使得农民收入虽然提高但粮食安全受到严重威胁[5]。针对这个问题，为提高粮食较低的比较收益，最直接的解决办法就是完全放开粮食价格，这显然是不现实的，由于粮食的特殊属性，如果完全放开粮价，那么在目前国际粮价是国内粮价3倍的情况下，势必引起粮价的大幅上涨，从而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进而影响国家安全。政府也不可能利用行政手段将农民强制性地留在土地上，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政府必须有所行动，从农业的根源解决问题，在此背景下，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粮食补贴政策。如免收农业税，实行粮食直接补贴。直接减轻农民负担；实行农资综合直接补贴，缓解农资价格上涨的冲击；实行良种补贴。提高农民生产质量水平；对农机具购置进行补贴，提高农机化水平；改善灌溉水利设施；对测图配方技术进行扶持等。这些政策的实施和执行在提高农民收入的同时，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二、粮食补贴政策背景下粮食安全与农民增收的协同分析
通过上述对粮食安全与农民增收关系分析可知，要达到二者的协同，必须首先将重点放在农民增收上。
（一）政府与农民间的博弈分析
博弈论是研究决策主体的理性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情况下的决策。这些决策主体大多具有相异甚至对立的目标（或效用），常用局势的支付来表示。
因此，博弈论研究的重点是这些决策主体的诸多不同的策略集中使局势均衡的策略组[6]。具体到粮食问题，政府的主要目标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其策略是扶持粮食产业和不扶持粮食产业，而农民的主要目标仅仅是个人收益最大化，其策略是种粮和不种粮。二者目标显然不同。
在此分析基础上，本文对政府与农民间建立博弈模型。当农民从事粮食产业时，不管政府是否对粮食产业实行扶持政策，政府都能达到粮食安全的目标，但是在粮食补贴政策的刺激下，粮食安全系数更高一些，即b11>b12>0；当农民从事非粮产业活动时，无论政府采取任何策略，粮食安全的目标都不能实现（即为0）。对于粮食产业，粮食生产成本不断增加而粮价并没有大幅度提高，必然造成高投入、低产出的局面，同时从事粮食种植的机会成本也在不断增加，如外出就业收益的增加就抬高了粮食种植劳动投入的机会成本，使得农民从事非粮产业的收益较大，即有a2l>a22>a11>a12。
由上述关系式可知，在得益矩阵图l中无论政府是否实行粮食补贴政策，农民的策略选择都是从事非粮产业，而对政府来说，如果农民选择了从事非粮产业，其最大效用都是O，因此政府的策略应该是不扶持粮食产业。故（a22，0）成为最优均衡策略。但这个状态并不是政府想要的结果。 政府作为公共管理者，为实现国家粮食安全的目标，必须使扶持力度达到一定的额度。农民作为理性经济人，之所以放弃粮食生产转而从事非粮食产业活动，就是因为从事非粮产业能获得比粮食生产更多的收益。只要政府对粮食产业扶持所增加的补贴额不少于农民的这两种选择的收益之差，即补贴额Ta21一a11。就可以将农民吸引到粮食生产上来，而且此时社会得益达到最大a11+b11。为更清晰地说明问题，可将其进行一定的量化，图2为政府补贴较低时的得益矩阵，此时策略（从事非粮食产业，不扶持粮食产业）达到最优状态，社会得益为5，此时粮食是不安全的。在图3（图略）中。政府加大扶持力度，如使得粮食直接补贴额加大，使得农民从事粮食生产的收入和从事非粮产业的收益相同，此时（从事粮食产业，足额补贴）成为最优策略，社会得益也达到最大8。这与现实是相符的，如我国政府在2004年开始大规模实行粮食补贴，当年的补贴额只有116亿元，2005年达到135亿元。2006年新增农资综合直补，两项直接补贴金额达到262亿元，2007年仅农资综合直接补贴就达276亿元，2008年国家先后三次增加农资综合直补，总额达到716亿元，加上粮食直补，对粮农补贴达到867亿元。
（二）粮食补贴政策实施效果的实证分析
1.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粮食产量逐年上升
国家统计局数据资料显示，我国农民各项收入都在逐年增加，其中工资性收入的比重逐渐上升且比值较大，这主要由我国工业的迅速发展所致，劳动力短缺状况使得非农行业劳动报酬较高，这与前面的分析是一致的。而粮食收入占农民纯收入比重则呈现时降时升趋势。如1990年粮食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为14％，到1995年为17％，其原因主要是严重的粮食抢购和政府对粮食的提价，但中间一直持续较低，到2005年才重新上升到16％，这与我国实行的一系列粮食补贴政策是分不开的。近年来，粮食产量在1996～1998年大丰收之后，由于库存积压，出现农民“卖粮难”“储存难”的局面，加之粮食市场价格的低迷，在1999～2003年间开始连续减产，直到2004年粮食产量才开始重新上升，总产量达41157万吨，比2003年增加3728万吨，以后每年持续稳定增长。这主要是由于我国政府自2004年开始全面实行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后，农民种粮积极性提高，粮食产量开始稳步增加。农民收入得到持续增长，虽然其中工资性收入贡献较大，但应该看到，粮食收入也保持了持续增长，占农民纯收入的比重也逐渐上升，同时国家粮食安全得到一定保障。虽然不能把这些成绩完全归功于粮食补贴政策的实行，但是它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并传递给农民一个重要的信号：国家重视粮食生产。其政治意义远大于经济意义。
2.粮食补贴政策在不同地区间实施效果不同
由于农民收入构成在不同地区间有很大差别，因此政府粮食补贴政策的实施效果必然不同，如我国粮食收入与工资性收入之间的差距在东部、西部、中部和东北地区依次减小。通过分别对代表这四个地区的浙江、贵州、河南和辽宁四省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浙江省2006年农民粮食收入与工资性收入比值达到：34.29，而辽宁和河南作为粮食主产区，其比值仅为：1.08和1：1.48，贵州省居中。这些数据说明农民从事粮食生产的机会成本在东部地区最大。可见，政府的粮食补贴政策在东部沿海地区效果不太明显。而在河南等中部地区和辽宁等东北地区，粮食收入和工资性收入比重基本相当，这些地区自然条件较好，农业资源丰富，从事粮食生产相对简单，粮食收入较高。因此政府粮食补贴政策的实施效果在这里是比较显著的，只要达到一定的力度，促使农民情愿从事粮食生产，而收入不至于降低，就可达到粮食安全和农民增收的双重臼标。而西部地区由于自然条件较差，从事粮食生产条件较差。同时当地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因此农民从事非粮食生产收入相对比东部地区要低得多，政府只要投入适当的力度对粮食生产进行扶持就可使得农民收入不致降低，但是自然条件的恶劣并不能保障粮食安全。
实质上，粮食补贴政策对工资性收入较高的农民没有大的影响，甚至成其次要的收入来源。而对于以种粮为主的农民来说，激励作用较大，尤其是对于粮食主产区且自然条件较好的中部和东北地区，粮食补贴政策的效果还是比较显著的。
三、对实现粮食安全和农民增收双重目标的政策建议
我们认为，在理论上，以粮食补贴政策实现粮食安全和农民增收两目标的协同作用是完全可行的，但是在现实中，由于各种原因尤其是执行上的问题。
其实际效果存在一定偏差。且就目前现状来看，距离粮食安全与农民增收目标还有一段距离。为加快两个目标的同时实现，还需要加强以下方面的工作。
（一）将保障粮食安全的重点放在农民增收上来
自2004年我国粮食流通体制实行全面市场化以来，国家以垄断粮源为主要内容的粮食直接调控开始向以市场竞争为基本特点的粮食间接调控转变。在这种情况下，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放在了认真落实扶持粮食生产的各项政策措施，保持合理的粮价水平，保护种粮农民利益以及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等方面。据初步测算。2004年国家实行的“三补一减”政策。就可拉动农民收入增长两个百分点r5]。尤其是农民来自粮食的收入扭转了中国粮食生产多年徘徊甚至负增长的局面，同时这些粮食补贴政策证明，调动农民积极性是解决粮食安全的关键所在。
（二）加大粮食补贴力度，尤其要强化国家对粮食主产区的政策倾斜
虽然我国政府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也出台了向粮食主产区倾斜的政策，但就目前来看，力度仍然不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增收问题。而进一步强化我国对粮食主产区的政策倾斜，就要使具有比较优势的粮食主产区能够安心并可持续地发展粮食生产，东南沿海等主销区则可以更好地考虑非粮食生产方面的活动等。实际上。粮食安全就其本质来说，主要就是粮食主销区的粮食安全，尤其是在粮源紧张或发生紧急事件等特殊时期更是这样。
因此，要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就要求政府继续加大粮食补贴力度，强化对粮食主产区的政策倾斜。
（三）加快粮食生产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粮食产业化经营
目前我国粮食生产仍然是小农耕作模式，规模小，产出少，抵御自然风险能力弱。这种生产经营方式与现代化农业的发展极不适应，虽然国家对粮食生产投入大量资金保障农民种粮收入，以求得粮食安全，但这并不能阻止工资性收入的快速增长，因此在劳动力短缺情况下，将大量农民局限在土地上显然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在这种情况下，加快粮食生产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粮食产业化经营，将使大量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同时粮食的产业化也使得粮食安全得到保障，农民收入在非粮食产业的快速发展下将得到持续增长，这也是我国未来一段时间农业发展的方向。
参考文献：
[1]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司．2006年三种粮食成本情况[EB／0L]．http：／／www．npcs．gov．vn／web／Column．asp?Columnld=46＆．ScrollAction=1．2007，2004一08一lO．
[2]“保障粮食安全与提高农民收入”课题组．保障粮食安全与提高农民收入的思路[J]．宏观经济研究，2002，(1)．
[3]M．()lson．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M]．Camb“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
[4]罗润东。安国栋．政府农业补贴策略研究[J]．东南学术，2007，(2)． 、
[5]杜青林．在宏观调控中加强农业[J]．农村实用工程技术与农业产业化，2004，(6)．
[6]施锡铨．博弈论[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5—8．
[7]邓大才．国家粮食政策要放在产区[J]．粮食问题研究，20p4，(5)．
